胡宗南是否真的志大才疏？从宋希濂回忆能看出，此人实在狡诈难缠

1949年12月15日的台北清晨，国民党“总统府”档案室里出现了一封加急电报，电报的落款是“胡宗南”。这封仅两百余字的电报中，他向蒋介石报告自己“潜伏在西昌的两条补给线已被截断”，同时宣称“敌情复杂，愿再调配兵力”。在败局几乎无法逆转的时刻，胡仍把责任铺陈得滴水不漏，把态度包装得忠诚无比。见惯了投机与推诿的档案管理员在旁低声嘀咕：“这位胡司令，是不是又想借刀杀人？”这句旁白，道出了军政圈里对胡宗南“狡猾”标签的普遍印象。

把视线追溯到1927年夏天，黄埔一期毕业的胡宗南刚刚升任连长。他不显山露水，却擅长交际，爱在营房里摆上一张大木桌，日日邀同窗“谈天说地”。宋希濂回忆：“每逢议论升迁，胡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自己推到领头位置。”这种擅长经营人脉的手腕，在军中流传为“胡家茶话会”。明面上是聊天，实则摸底、筛选、拉拢，一般军官很难意识到自己已被编进对方的资源网。

1931年1月，他指挥第一师进剿大别山红四方面军。红军侦察兵报告中多次出现“第一师推进迅猛”，并把该师称作“硬钉子”。宋希濂在回忆录中对同学的这次表现用了一句带着无奈又佩服的话：“打起仗来，胡比课堂答卷要专业得多。”随后，红四方面军在山地反复拉锯，吃了不少亏，“恐胡”一词才在川陕边区悄然流传。由此可见，胡宗南并非单凭关系爬上去，战场指挥至少中规中矩。

抗战爆发后的一段小插曲，更能说明他的精明。1937年淞沪失利返陕途中，胡带走了一辆卡车的青年学生，理由是“前线急需文化军官”。车上有一个名叫熊向晖的湖南青年，后来成为我党潜伏在胡部的“王牌”。胡宗南喜欢同青年谈理想，用丰厚待遇、报国愿景和“西北大开发”的蓝图把人留下。宋希濂在《西北军校述往》中记录道：“胡见英雄好色，却更好才。他对学生说：‘跟着我，升迁不成问题。’”这一拉人策略与共产党在根据地里的发展对象工作何其相似，只不过胡的组织观念并不彻底，致使漏网之鱼反成他日后败局中的关键变数。

再看他对军校的经营。1938年5月，第七分校在西安正式开课，胡宗南亲兼教育长。他把“班长负责制”抄来改成“政战双长制”；把教材分为十几门，甚至加进了心理学。宋希濂感叹：“胡企图以组织对抗共产党，不失为高招。”这一创举，直接为他储备了近三万名中下级军官。可惜西北贫瘠，供养军校耗费巨大，蒋介石为此数度发火，骂他“爱弄虚名”。胡每次都提前准备足够完备的数据，证明训练成效，蒋只好不了了之。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那年秋，胡宗南曾建议蒋介石先打陕北，再取山东。面对高级将领们的质疑，他摊开地图，用红笔划了一个包围圈：“延安两万人，腹心却空，击之可令匪首无家。”当面没人敢驳，可中原各系军阀心知肚明，他这不是给自己争夺西北话语权吗？等命令下达，胡主力跨过黄河，却被陕甘宁野战军打到节节后退。宋希濂当时任突击司令，战后回忆：“胡的部署并非草率，吃亏在于低估了彭德怀的穿插速度。”

1947年春，胡宗南攻克延安，蒋介石以为大局已定。谁料仅过一个月，彭德怀在青化砭、羊马河连出奇兵，使胡部损失近万。宋希濂写道：“胡事先看过地形图，自认稳操胜券，没想到对方神出鬼没。”战后会上，胡摔着茶杯吼道：“地不熟我认栽，可谁把新图交给他们？”这一嗔怒，倒暴露了他在情报战上的重大缺口。熊向晖的暗中活动，比任何山地伏击都见血封喉。

三大战役期间，胡已被战略性边缘化。1949年1月，他奉命调往西昌，一面宣称“此地易守难攻”，一面私下告诉心腹：“我们要留一手，将来好退可守。”4月，他又提出“留滇正面，退台后卫”的两分兵方案，意图保存嫡系。宋希濂认定：“胡此举一半给老蒋看，一半给自己留条后路。”果不其然，1950年3月26日西昌机场失守，他把指挥权递给罗列，借口“勘察后方”，搭机直飞台北，身边只带秘书和账本。罗列气得大骂：“司令临阵脱逃，叫兄弟们怎么交代？”短短一句，戳破了表面忠诚的窗户纸。

抵台后，胡宗南官衔虽仍挂“战略顾问”，但实权一扫而空，接连遭到弹劾。蒋介石看在旧情分上没重罚，却也再未给他兵权。一次小范围会谈中，蒋拿着战史叹道：“西北数省都给你，你为何守不住？”胡沉默片刻，用近乎自嘲的语气回答：“周恩来是我政治克星，彭德怀是我军事克星。”这句自白多年后被宋希濂记录，成为研究胡宗南心态变化的重要材料。

纵观胡宗南的一生，志向不小，手段不弱，处世精明，奈何对手更善谋划。宋希濂在回忆录最后一章写道：“胡若在平庸之辈堆里，自是人中翘楚；可他偏偏遇上一群劲敌，结果只能被历史的车轮碾得遍体鳞伤。”从这一评价中，不难读出两层意思：其一，胡宗南并非坊间讥笑的“草包”；其二，不论个人计谋多高，只要与时代潮流对立，迟早走向末路。狡诈难缠如胡宗南，终究跳不出这个定律。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