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骅：国际调解院不由任何一个国家主导，更不因总部所在地而有偏见

10月20日，总部设在中国香港的国际调解院正式开业。这一就对标海牙国际法院和常设仲裁法院的国际组织迅速受到外界的关注：国际调解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它将在未来世界司法秩序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它会调停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处理复杂难解的贸易摩擦吗？它能否同时做到“保护中国和中企的合法权益”与“在处理中国和他国争议时一视同仁”？

带着这些问题，《环球时报》记者日前专访国际调解院首任秘书长郑若骅。她告诉记者，作为全球首个以条约为基础的专司调解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调解院的建立填补了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空白。“调解是非对抗性的，它没有输赢，没有对错。调解只有双赢。”她表示，相比非此即彼、零和博弈，调解有助于让各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寻求解决方案，提高协议的可执行性，同时维护合作关系的稳定，“这正是多边主义的又一体现”。

环球时报：作为国际调解院的首任秘书长，您上任后的首要工作重点是什么？您有哪些具体的计划或设想？

郑若骅：我非常荣幸能够担任首任秘书长。我接下来的工作大致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

在短期内，首先要做好内部的员工安排和组织建设等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国际调解院的认可度和知名度。我们会积极走出去，到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交流，并争取在更多国际组织中获得观察员身份。

同时，我们还要大力推广调解机制。这包括完善规则体系、遴选和培养调解员，以及向外界更好地介绍和推广我们的制度和理念。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希望国际调解院能够在推动国际法治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们也致力于促进“调解生态圈”的形成，让更多人在遇到争议时，首先想到通过调解这种和平、理性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实现合作共赢。

最后，鉴于我们的总部设在香港，我们也希望能助力香港发展成为全球调解之都。

环球时报：国际调解院刚刚成立，外界对它的职责和定位非常关注。我们注意到，《公约》规定国际调解院将主要受理三个方面的争议“国家间争议”“一国与另一国国民间的争议”“私主体间国际商事争议”。在受理这些案件的时候，会有一些标准和限制吗？比如会涉及领土争端、资源开发、贸易纠纷等敏感一些的争议吗？

郑若骅：调解的核心在于“双方同意”，因此我们处理案件时，始终遵循意思自治这一重要原则。

比如你刚才提到的三类案件——首先是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如果双方同意将领土相关的争议提交至国际调解院，我们是可以受理的。

第二类是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议，资源开发领域的案子多是这一类争议。只要双方都愿意，我们同样可以接受。

第三类是国际商事争议。这类案件范围更广，只要具有跨国性质，我们都可以受理。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公约》规定，一国境内不同法域之间的跨境争议也属于我们的受理范围。例如，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虽然是一国两制三法域的格局，但如果当事人同意，这种跨境争议也可以提交至国际调解院。

不过，《公约》中也对受理范围设有一定限制。例如，根据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各缔约国有权自行设定某些限制或保留条款。另外，对于国与国之间的争议，若案件涉及第三国，且未取得第三国的同意，我们也不会受理。除此之外，其他类型的案件是否受理，将尊重当事国依据第二十九条所作的保留或限制。这样既保障了各国的主权，也体现了国际调解院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尊重。

环球时报：那像贸易争端呢？比如目前大家都很关注的关税摩擦问题。由于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几乎陷入停摆，未来国际调解院是否有可能在这方面承担部分职能或发挥补充作用？

郑若骅：这要视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定。如果相关国家没有作出保留，争议符合《公约》受案范围，那国际调解院完全可以受理相关案件。

环球时报：是否会优先处理特定领域或地区的争端，比如全球南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争议？

郑若骅：我们不会特意设定优先顺序，因为未来调解员数量会比较充足。只要案件提交到我们这里，我们都会全力以赴、公平对待、一视同仁。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我预计商事和投资争端类案件可能会相对较多。尤其是“一带一路”相关的合作项目中，如果出现争议，我们希望能通过调解的方式，秉持“一带一路”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帮助各方找到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

环球时报：我们注意到，国际调解院现在对标的是海牙的国际法院和常设仲裁法院。面对这两大机构的历史积淀和国际影响力，您认为国际调解院将如何确立自身的独特定位和竞争优势？

郑若骅：国际法院和常设仲裁法院历史悠久，是基于条约成立的。我们国际调解院也是基于条约成立的，与国际法院和常设仲裁法院是互补的关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调解早已被列为和平解决争议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今年是联合国成立八十周年，国际社会却一直缺乏一个专门负责调解的机构。国际调解院的成立弥补了这一制度空白，与国际法院和常设仲裁法院形成了互补格局。

我们的设立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多选择。除诉讼或仲裁外，也可以用调解。这样一来，国际社会在解决国家或当事人之间的争端时，就拥有了三种主要机制，以找出更好的解决争议的方法。

环球时报：海牙国际法院和常设仲裁法院过去面临的一个长期难题，那就是“执行难”——有时仲裁或裁决结果虽然作出了，但实际上没有办法落地执行。国际调解院预备怎样解决执行的难题呢？毕竟国际调解院并没有自己的执法机构，也不像国家实体那样有“强制暴力机关”。

郑若骅：这个问题很好，正好让我有机会说明调解的一个最大优势：当事人可以控制程序，也可以控制结果。换句话说，就是双方只有在谈好了、都同意的情况下才会签署和解协议。这意味着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双方都能接受、都感到满意的。

相比之下，诉讼和仲裁一定会分一个“对”和“错”，这样一旦有一方心理不舒服，就可能不愿意去执行。而调解的结果由于基于自愿同意，所以自愿执行的几率也非常高。

此外，在执行机制上，联合国在2018年通过了《新加坡调解公约》，为国际商事调解结果的执行提供了法律依据。根据这一公约，经双方签署的调解协议可以在该公约的缔约国得到直接承认和执行。

除此之外，调解协议本身具有合同的法律效力。如果一方未履行协议，另一方可以违约为由向相关国家的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执行。

我还想特别提到，我们的《公约》中明确规定未来将制定一份议定书，对如何执行调解结果作出进一步安排。我们希望各缔约国能够在这一基础上，建立更加完善的执行机制，从而更好地服务缔约国和使用国际调解院的当事方。

环球时报：作为首个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法律组织，国际调解院如何体现“全球南方”的声音？您认为这对国际法治格局有何影响？

郑若骅：国际法治以国际法为基础，遵循主权平等、和平共处等基本原则。国际法治需要被当事人信赖的公正的争议解决机制。国际调解院的成立本身就是多边主义的体现。它是在所有缔约国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建立的国际组织，参与谈判的国家无论大小，每个国家都有平等发言权，都可以共同讨论《公约》的内容，谈判制定规则。

其次，正如《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中明确写到的，调解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争议解决方式。国际调解院的成立，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公共且高效的平台，让各方能够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化解分歧。

这是推进国际法治和国际关系发展的良性举措。调解是非对抗性的，它不追求分出输赢。调解只有双赢。调解之后，双方可保持良好关系并继续合作，这对维护国际关系的和平与稳定有重要意义。

环球时报：目前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主要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未来随着调解院的发展壮大，是否考虑邀请更多发达国家，比如欧洲国家、北美国家，参与其中？

郑若骅：国际调解院是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国际组织，我们非常欢迎更多国家加入。现阶段国际调解院还处于发展初期，截至目前，已有三十八个国家签署《公约》，其中八个国家已完成批准程序，进展已经相当迅速。这充分显示了国际社会对调解机制的关注和信任。

国际调解院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原则，对任何国家我们都非常欢迎。作为秘书长，我的短期工作重点之一正是增进更多国家对国际调解院的了解。无论是已经成为缔约国的国家，还是尚未加入的国家，我们都会积极与他们接触，努力扩大国际调解院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环球时报：国际调解院现在可能面临一种“双重关切”：作为中国人或者国内的企业，会很希望国际调解院能维护中国和中企在国际上的合法合理利益，不再受到西方制定规则的不公平对待；但国际舆论可能会关注，由北京发起的、在香港落地的国际调解院能否真正做到中立、公正，在处理中国和他国之间的争议时能一视同仁。您怎么看国内和国外这两种关切？您和国际调解院将如何应对？

郑若骅：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觉得首先要理解国际调解院的性质和定位，这样这个问题就自然可以理解了。

首先，国际调解院的成立的确是由中国首先倡议发起的，但在中国倡议之后，还有十八个国家参与了国际调解院筹建及国际调解院公约谈判。最终，经过多国协商一致，国际调解院通过公约正式成立。因此，它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的机构，而是多国共同参与建立的国际组织。

5月30日，已有三十三个国家签署公约，目前已发展到三十八个国家。整个过程显示，很多国家共同参与、支持并推动了这一想法。《公约》也明确规定，国际调解院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不隶属于任何单一国家。

我作为秘书长，我的“老板”是理事会，我要听取所有缔约国的意见，服务对象是所有国家。因此，我的目标是全球性的，希望更多国家都能够加入国际调解院，也希望全球所有人都有机会使用调解院的服务。

关于总部落户问题，我们当然需要一个总部。我非常感谢中国同意作为东道国，并且感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为我们提供了总部办公场所。那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大楼，配备完善的设施和设备，能够为调解当事方提供服务。

所以，如果你理解了国际调解院的成立过程以及服务对象，你就会明白：国际调解院不是由任何一个国家主导的，更不会因总部所在地而存在偏见。我们的调解服务是公正的，调解员来自不同国家，都是国际一流的专业人士，他们会秉持自愿和公正的原则，促成争议双方通过调解达成和解。国际调解院是一个完全独立、国际化的组织。

环球时报：我们也想和您聊聊香港在国际调解院中的角色。您觉得香港的“一国两制”框架可以如何为国际调解院的运作提供支持？

郑若骅：作为一个在法律界工作多年的香港人，我认为香港有很多优势，例如：国际竞争力强、人才高度国际化、法治环境完善。这些优势使香港长期致力于成为国际法律与争议解决中心，并配套出台了多项政策。因此，香港是国际调解院总部的理想落户地。

中国作为东道国，将国际调解院总部设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不仅体现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也充分发挥了香港的各种优势。

作为秘书长，我非常高兴，因为这让国际调解院的运作更加便利：其他国家代表前来香港开会十分便捷，我们也能更容易地吸引国际人才参与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这为国际调解院提供了一个互补合作、良性发展的机会。

环球时报：近年来，一些西方舆论对香港法治环境的独立性提出了一些质疑。您认为国际调解院可以如何增强外界对香港法治环境的信心？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国际调解院能为香港带来什么？

郑若骅：作为一个香港人和香港法律从业人员，我可以说，香港的法治一直非常稳固。无论是在国际排名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可以明显看出香港法律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司法判决公开，庭审程序透明，判决文书都可以在网上查阅，开庭情况也是公开的。

作为国际调解院秘书长，我认为，国际调解院总部设在香港，对香港也是一个“强心针”。国际调解院总部设在香港是《公约》所有签署国一致同意的结果。国际社会之所以选择将总部设在香港，正是因为他们对香港的法治有信心，这正体现了国际社会对香港法治的认可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