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黑人然后是印度人，来华人数暴增，成群入境，深圳街头随处见

中国真不愧是世界舞台上的一个香饽饽，几年前是大量黑人进入中国，留学的留学，打工的打工，如今则是印度人。

今年印度人来华人数暴增，成都机场甚至能看见成群结队的印度人准备入境，而在深圳更是差点被印度人占领。

为什么外国人如此疯狂的进入中国？他们的进入对中国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街头图景变迁

深圳福田 CBD 的写字楼间，身着职业装的印度工程师与中国白领并肩走入地铁；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成群结队的印度旅客拖着行李箱办理手续，熟练地用手机查询前往市区的交通路线。这样的场景，如今在一线城市的街头巷尾已不再罕见。

公开数据显示，2025 年第一季度印度来华人数同比增幅达到 320%，这一数字意味着其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三倍以上。在深圳南山科技园、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等产业聚集区，印度籍技术人员的身影愈发频繁，部分写字楼的电梯里，英语与印地语交织的对话成为日常。

而在广州的三元里、深圳的华强北等商圈，不仅能看到从事贸易、零售的印度商户，甚至出现了专门服务印度社群的超市、餐馆，售卖香料、纱丽等特色商品。

几年前，非洲籍人士来华热潮曾引发广泛关注，他们主要集中在小商品贸易、餐饮服务等领域，在广州、义乌等地形成了相对集中的生活圈。如今，印度籍人士的来华浪潮呈现出不同特点，除了传统的贸易从业者，更多高学历、高技术背景的专业人才涌入 IT、工程、金融等领域，构成了多元化的来华群体。

双向奔赴背后

这股跨国流动浪潮的兴起，源于全球经济格局调整与各国发展需求的双重驱动。中国通过 “一带一路” 倡议持续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截至 2024 年底，已与 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资本、技术与产业链的向外延伸，自然带动了人员的逆向流动。就像 20 世纪美国凭借经济霸权吸引全球人才一样，中国如今的发展红利，正在成为跨国人口迁移的重要引力。

产业层面的人才需求缺口尤为关键。中国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对软件研发、工程技术等专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扩大。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 年中国高端人才市场报告》，IT 行业的高端人才缺口超过 200 万，部分企业为吸引国际人才，开出的薪酬待遇较国内同岗位平均水平高出 30%-50%。

印度作为全球 IT 服务外包的重要基地，培养了大量掌握英语、具备专业技能的技术人才，中国市场的薪资优势与发展空间，对他们形成了强烈吸引力。杭州某外资科技企业的人力资源负责人透露，2024 年收到的印度籍求职简历数量较上年增长 107%，其中不乏来自塔塔咨询、Infosys 等知名企业的资深从业者。

人口结构的互补性同样不容忽视。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挑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 21.8%，劳动力供给增速放缓。而印度拥有全球最年轻的人口结构之一，15-34 岁青年人口占比超过 40%，但国内就业市场难以消化庞大的劳动力存量，2024 年印度青年失业率高达 23.5%。

对于许多印度年轻人而言，来华发展与中国年轻人涌向一线城市的逻辑并无二致，都是为了在更大的市场中寻找晋升通道，实现阶层跨越。这种劳动力供需的错配，成为推动印度人来华热潮的重要底层动力。

现实挑战浮现

人员流动带来的并非只有机遇，一系列现实问题也随之显现。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首当其冲。2025 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突破 1250 万，再创历史新高，本土年轻人在求职过程中已面临激烈竞争。

而部分印度籍求职者的薪资策略，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压力 —— 数据显示，约 30% 的印度程序员愿意接受比中国市场平均水平低 15%-20% 的薪酬，这种 “价格优势” 使得部分中小企业更倾向于聘用印度籍员工，间接压缩了本土毕业生的就业空间。

职场生态的潜在变化同样值得关注。印度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族裔抱团文化，在跨国就业场景中逐渐显现。美国波音公司的案例颇具参考意义：2015 年印度裔高管米伦伯格出任 CEO 后，短短五年内公司印度裔员工数量从 1200 人增至 1.9 万人，部分部门形成了明显的族裔聚集现象。

类似的情况也开始在中国部分企业出现，有职场调研显示，约 17% 的外资企业中，印度籍管理者更倾向于招聘同乡或同族裔员工，这种基于人脉关系的招聘模式，可能会影响职场公平竞争环境，让以能力为导向的晋升通道面临挑战。

文化差异引发的日常摩擦也逐渐增多。在深圳地铁中，曾出现印度乘客徒手进食咖喱饭，导致食物残渣散落座位的情况；上海某居民区的住户反映，部分印度邻居因宗教仪式需要，深夜播放音乐、举办聚会，影响周边居民休息。

这些行为背后并非恶意，而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习惯的差异 —— 在印度部分地区，徒手进食是传统习俗，而宗教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但这些差异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环境中，容易引发本土居民的不适，经过社交网络传播后，甚至可能滋生对立情绪。本土居民的核心担忧在于，随着外来群体规模扩大，若部分人不主动适应本地生活规则，可能会对原有社会秩序与文化氛围产生影响。

治理难题

面对日益增长的来华人口规模，如何在保持开放姿态的同时防范风险，成为摆在治理层面的重要课题。

一些灰色地带的操作开始浮现：部分印度网络博主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快速移居中国” 的攻略，详细介绍如何通过旅游签证入境后，注册微型公司并申请工作签证，整个流程仅需两周，费用不足 2000 元。更有甚者，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合法身份后，再为亲属申请依附性签证，实现家庭式迁移。

非法滞留问题也逐渐凸显。深圳口岸出入境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2025 年前四个月，印度公民非法滞留案件同比增长 47%，这些人中多数以旅游签证入境，实际目的是寻找工作机会，部分人在签证过期后仍滞留境内，从事外卖配送、建筑零工等非正式工作。

为应对这一问题，部分外卖平台已推出 “非法劳工举报奖励” 机制，用户举报经查实后可获得 500-2000 元奖励，这一举措从侧面反映了问题的严峻性。

但简单的 “封堵” 并非解决方案。历史经验表明，强硬的边境管控往往难以奏效 ——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推行的墨西哥边境墙政策，并未从根本上阻止非法移民流入，反而引发了人道主义争议与外交摩擦。中国官方的态度始终明确：欢迎遵守中国法律、具备专业技能的合规人才，同时坚决打击利用制度漏洞、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

精细化管理成为破局的关键方向。目前，多地已开始优化外籍人才签证审批流程，对高技术人才实行 “绿色通道”，同时加强对工作签证的动态监管，严查 “挂名公司”“虚假就业” 等违规行为。

在就业市场监管方面，劳动部门明确要求企业不得因国籍差异设置歧视性薪酬标准，保障本土员工与外籍员工的公平竞争权利。针对文化差异问题，部分社区推出了跨文化交流课程，向外籍居民普及中国的公共秩序、生活习惯等常识，促进不同群体的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