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有中华民族才可以再次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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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华

当特朗普政府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试图以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维系霸权时；当印度以“世界办公室”自居，宣扬“让印度伟大”的愿景却深陷种姓制度与区域发展失衡的泥潭时，世界正陷入一场关于“伟大”的认知迷思。在《空间·生产·文化：全球主导力量的变迁逻辑》一书中，我们找到了破解这一迷思的钥匙——全球主导力量的变迁并非偶然的权力更迭，而是地理、生产与文化三大势力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纵观人类文明史，唯有中国兼具“钟摆式变迁”的文明韧性、大陆与海洋双重文明的地理优势，以及“三元一体”的文化先进性，这决定了只有中国才具备“再次伟大”的历史根基与现实条件。

一、中华传统帝国的钟摆式变迁：文明延续的韧性密码

地理是文明的第一塑造者，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钟摆式变迁”文明范式——除短暂的蒙元帝国外，中华传统帝国大体以中原为中心，以朝代更替为变迁的形式。中国东临浩瀚太平洋，北接西伯利亚冻原，西隔山脉沙漠与大陆腹地相望，西南则有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构成天然屏障，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格局，使得古代中国的势力范围长期囿于东亚，却也为文明的独立发展与延续提供了“安全庇护所”。与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因外敌入侵而中断不同，中华文明从未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断层，这种连续性正是“钟摆式变迁”的核心特征。

如果说封闭的地理环境是“钟摆”的框架，那么辽阔的农耕平原与自给自足的生产关系就是“钟摆”摆动的动力。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冲积平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得以孕育。这种生产方式需要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与统一的管理体系，催生了“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从秦代“书同文、车同轨”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隋唐科举制到明清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善，中央王朝始终能够凭借强大的组织能力整合资源，维系对庞大帝国的控制。当王朝因生产势力的流转和腐败、天灾或农民起义而衰落时，新的势力会重新崛起，重建统一王朝，就像钟摆从一端摆向另一端，始终围绕“大一统”这一核心。

在生产力落后的年代，中国地理具有相对的封闭性

蒙元时期的短暂例外，更印证了“钟摆式变迁”的强大韧性。尽管蒙古铁骑凭借军事优势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帝国，但面对中原地区成熟的农耕文明与儒家文化，最终不得不选择“汉化”——忽必烈设立中书省、推行科举制，以汉法治理中原。这种“征服者被征服”的现象，并非个例，而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和整体强大性的体现。与西方帝国“征服即替代”的模式不同，中国文明始终以“同化”而非“消灭”的方式吸纳外来文化，这种韧性使得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朝代更替中不断自我革新，却从未失去文明的核心特质。

这种“钟摆式变迁”带来的，是文明延续的巨大优势。一方面，统一的文字体系与文化传统，使得不同朝代的知识、技术与经验能够代代相传——从东汉张衡的地动仪到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从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科技与文化成果在连续的文明语境中不断积累；另一方面，“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培养了中华民族强烈的集体意识与国家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在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时，转化为抵御外侮的强大精神力量，也为当代中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西方帝国的迁徙式变迁：霸权更迭的宿命困局

注释：此处所论述的西方帝国，特指中国地域以西的世界性帝国，即《空间·生产·文化：全球主导力量的变迁逻辑》所定义的“领域横跨三大洲以上，是世界上同一时代最为强大的国家”，主要包括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荷兰帝国、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帝国，不包含奥斯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等不符合“世界性帝国”构成要件的政权。

与中国“钟摆式变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帝国的“迁徙式变迁”——这些帝国的势力中心不断地理迁移，一个帝国崩溃后便彻底消失，从未形成连续的文明传承。该书构建的“帝国变迁闭环”精准地展现了这一特征：从青藏高原向西，经伊朗高原、地中海沿岸，北上至西欧，跨过大西洋抵达美国。西方世界性帝国的势力中心沿着这条轨迹不断移动，却始终无法突破“兴起—扩张—衰落——崩溃”的宿命。

西方帝国的迁徙式变迁，根源在于其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地中海文明圈是西方帝国的发源地，这里气候温和、农产丰富，但土地碎片化严重，缺乏像中国中原地区那样辽阔的统一农耕平原。这种地理特征使得古代西方文明始终处于“城邦林立”的状态，形成了追求自由、独立、扩张的个人主义文化特质，国家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大一统政权。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虽曾横跨欧亚非，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文化与生产纽带，而帝国疆域核心的中东地区为“通场式”地理结构，不利于帝国势力的长期稳定驻留，靠军事征服创立的帝国，一旦军事力量衰落，帝国便迅速分崩离析。罗马帝国的崩溃更是典型——当北方蛮族入侵与内部经济危机同时爆发时，缺乏文明韧性的罗马帝国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中灭亡，东罗马帝国则逐渐演变为拜占庭帝国，与古罗马文明渐行渐远。

希腊及地中海地区的地理具有“破碎性”特点

中东地区的地理具有“通场性”特点

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让西方帝国的迁徙式变迁进入新阶段。葡萄牙、西班牙凭借航海技术率先崛起，但这两个帝国的繁荣建立在对殖民地的掠夺之上，而非本土生产能力的提升——大量的黄金白银从美洲涌入欧洲，却并未转化为工业资本，反而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荷兰帝国曾以“海上马车夫”闻名，但狭小的国土面积与有限的人口，使其无法支撑长期的全球霸权，最终被英国取代。大英帝国凭借工业革命成为“日不落帝国”，但工业文明的扩张性与殖民体系的掠夺性，注定了其霸权的不可持续性——两次世界大战耗尽了英国的国力，其殖民体系在战后迅速瓦解，霸权最终转移到美国手中。

美国的崛起与衰落，正是西方帝国迁徙式变迁的最新注脚。特朗普政府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本质上是试图通过逆全球化手段维系即将衰落的霸权。但这一努力注定徒劳，因为推动美国霸权建立的“三元势力”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衰落：：一是远离亚欧大陆，带来地理势力的衰弱，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实际上是与日益一体化的亚欧大陆市场的竞争；二是军事霸权带来的全球威慑，不能带给美国正向的资产流入，而互联网、数字经济和服务经济，更有利于中国市场的发展；三是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传承和美国英雄主义创业文化与国家建设的守成诉求，其内在的冲突性，使国家机器和社会发展要求越来越撕裂。随着全球多极化趋势的发展，美元霸权因美国的债务危机而摇摇欲坠，军事霸权因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泥潭而元气大伤，文化霸权则因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政治分裂而失去吸引力。更重要的是，美国文明缺乏像中华文明那样的连续性与包容性，其历史不过两百余年，尚未经历过完整的文明周期考验，当内部矛盾集中爆发时，缺乏文明韧性的美国很难像古代中国那样实现自我革新。

西方帝国的迁徙式变迁，决定了“再次伟大”对它们而言只是空想。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的衰落，还是英国的霸权转移，都证明了西方帝国的霸权是“一次性消耗品”——一个帝国的崩溃意味着文明传承的断裂，新的帝国只能从零开始构建自己的霸权体系，无法系统继承前任帝国的文明成果。美国试图“再次伟大”，本质上是想打破这一宿命，但“三元势力”已离美国而去，且其缺乏文明韧性的支撑，美国的努力最终也只会沦为霸权衰落前的挣扎。

三、中国崛起的必然：三大势力的协同赋能

《空间·生产·文化：全球主导力量的变迁逻辑》提出的“地理势力、生产势力、文化势力”理论框架，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崛起的必然性。与西方帝国的迁徙式变迁和印度、俄罗斯的地理局限不同，当代中国的三大势力相互协同、相互赋能，形成了强大的发展合力，使其成为全球唯一具备“再次伟大”条件的国家。

（一）地理势力：大陆与海洋文明的枢纽重构

传统中国因地理封闭性而局限于大陆文明，但随着海洋文明的激发，当代中国已完成从“单一大陆文明国家”到“大陆与海洋文明一体国家”的转型，成为连接全球最大陆地与最大海洋的战略枢纽。该书指出，中国东濒太平洋，西接欧亚大陆腹地，这种“陆海双极”的地理优势，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美国虽濒临两大洋，但远离欧亚大陆核心区；俄罗斯虽横跨欧亚，却因北部冻原与西部欧洲的隔阂，难以真正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印度虽濒临印度洋，但西部大沙漠和北部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使其无法有效连接欧亚大陆。

海洋文明的激发，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地理势力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东南沿海的港口优势，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从“世界工厂”逐步升级为“全球供应链核心”。上海港、深圳港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集装箱港口吞吐量前两位，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带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并未放弃大陆文明的优势，“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将海洋经济与陆地经济完美结合——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沿岸国家，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则贯穿欧亚大陆腹地，使中国成为全球贸易与物流的中心枢纽。

这种地理势力的重构，带来了双重发展优势：一方面，通过海洋贸易，中国能够便捷地获取全球资源与市场，推动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通过陆地通道，中国能够深化与欧亚大陆国家的合作，规避海洋霸权国家的封锁与遏制。与美国试图以“印太战略”围堵中国不同，中国的地理势力优势使其能够以“开放共赢”的方式整合全球资源，这种优势是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无法撼动的。

（二）生产势力：数字经济时代的弯道超车

生产势力的变迁是全球主导力量更迭的核心动力，而互联网、数字经济与服务经济的兴起，为中国提供了“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该书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生产方式的革新则是满足这种需要的关键。传统工业文明时代，西方帝国凭借蒸汽机、电力等技术革新占据主导地位；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凭借庞大的人口基数、完善的基础设施与政策支持，实现了生产势力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三大优势：一是庞大的用户基础，中国拥有超过10亿的互联网用户，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微信、支付宝等移动支付工具的普及，使中国成为全球移动支付最发达的国家，2024年中国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超过500万亿元，占全球移动支付交易总额的60%以上。二是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网络，5G基站数量超过330万个，占全球5G基站总数的60%以上，为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支撑。三是政策的精准引导，从“互联网+”行动计划到“数字中国”战略，中国政府始终将数字经济作为发展重点，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与服务经济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在工业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将传统制造业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实现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在农业领域，智慧农业技术的应用，让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在服务领域，电子商务、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业态的兴起，不仅便利了民众生活，更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与印度“数字经济崛起”的假象不同，中国的生产势力提升是全方位的。印度虽拥有大量IT人才，但其数字经济主要集中在软件外包领域，本土数字基础设施落后，贫富差距导致大量人口无法享受数字经济的红利。而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始终坚持“普惠性”，从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到数字政务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数字技术已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这种生产势力的优势，是印度“让印度伟大”的口号无法实现的根本原因。

（三）文化势力：三元一体文化的内生动力

文化势力是文明延续与发展的核心支撑，该书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元一体”文化，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种文化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文化与共产主义文化精华，既吸纳了不同社会形态的优秀成果，又汇聚了东西方文化的智慧，具有鲜明的普世性与先进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三元一体”文化的根基。“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经过现代性转化，成为中国发展的精神财富。在国际交往中，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天下为公”思想的当代体现；在社会治理中，“以民为本”的发展思想，传承了儒家“民为邦本”的理念。与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导致的社会分裂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为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文化基础——从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到抗击新冠疫情的战略成果，都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团结协作。

西方先进文化是“三元一体”文化的重要滋养。中国从未盲目排斥西方文化，而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吸纳西方工业文明中的科学精神、法治理念与创新意识。从近代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技术，到当代的“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体制，使其充分发挥在经济领域的优势，中国始终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实现自我提升。但与美国试图将西方价值观强加于人的“文化霸权”不同，中国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尊重各国文化的多样性，这种包容性使得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

共产主义文化精华是“三元一体”文化的核心引领。共产主义文化中的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相契合，也弥补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贫富分化”的缺陷。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战略，正是共产主义文化精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通过三次分配协调配套，中国正在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改革开放让以商业和市场经济见长的西方优秀文化融入中国经济社会中来，并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改革，使中华传统文化、西方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融合贯通为一体，形成了集东西方和人类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文化精髓、适应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因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优秀文化为一体而优于中华传统文化；从空间的视野看，因融合东西方先进文化为一身而优于其他文化。

由于形成、发展及成熟的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主义文化、西方优秀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在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具有不同的优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高度稳定，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客观反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文化、西方优秀文化、中华传统文化融合共通的直观体现。而中国文化的先进性，也正适应了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要求，为强国势力从美国向中国转移提供了强大驱动力。

书出版后引起媒体广泛关注

全球主导力量的变迁逻辑，在“三大势力”理论中得到了清晰的阐释。西方帝国的迁徙式变迁，注定了其霸权的“一次性”特征——一个帝国崩溃后便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美国试图“再次伟大”，不过是对这一宿命的徒劳反抗；印度与俄罗斯则因地理环境的局限与文化生态的缺陷，难以支撑起“伟大”的愿景。而中华文明的“钟摆式变迁”文明范式，为其积累了深厚的历史韧性；大陆与海洋一体的地理势力，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数字经济引领的生产势力，为其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三元一体”的文化势力，为其凝聚了不竭的精神力量。

中国的崛起，不是像西方帝国那样通过殖民掠夺与军事扩张，而是依靠自身文明的韧性、生产的革新与文化的包容。这种崛起模式，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球发展的潮流——它打破了“霸权更迭”的历史循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当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沦为选举口号，当印度的“让印度伟大”深陷现实困境时，中国正以坚定的步伐走向伟大的复兴。

尽管中国当今经济发展也还面对重重阻力，国际环境并不过于乐观，这些正是一个国家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不可避免会遇到的挑战和压力。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中国，兼具伟大的历史根基与现实条件；只有中国，能够在文明延续中实现自我超越；只有中国，能够以和平发展的方式推动人类共同进步。这，就是中华民族“再次伟大”的必然逻辑，也是世界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