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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个你可能听过的故事。两个人物,两种打法,两条路。一个是郭台铭,很多人叫他富士康的“帝王”。另一个是王来春,她的名字没那么响亮,很多人只知道她是立讯精密背后的那位低调掌舵人。故事从工厂车间开始,1988年,王来春从汕头农村来到深圳,在富士康做作业员。我看过老员工的回忆录、也翻查过企业年报,能确认这段出身不是杜撰。她没有大张旗鼓,她学会的是怎么把成本压到底、把效率提上去。十年磨一剑,她当上科长,管理数百人。那种学徒出身的“抠门精神”,成了后来立讯的基因。
说到基因,就得说两家的不同选择。按照我掌握的资料,立讯把大约7%营收投入研发;富士康长期研发投入比重大约是2%。这并不是慈善数字,而是方向选择:一个选择练内功,一个选择靠规模取胜。立讯把钱投到自动化、精密加工,昆山的生产线能够达到微米级精度。那效果不是包装出来的花招,是订单和良率的回报。
苹果的订单曾经像天上太阳。2017年,AirPods的供应发生震荡,英业达掉链子,苹果着急找替代。立讯上阵,把良率拉到99%,交货速度比别家快一截。这件事消化了一个信号:你能解决问题,别人就会把大单交到你手上。库克亲自到厂房检查,也有多方报道证实这件事。接着,立讯通过收购和扩建补齐短板——收购连接线供应商,2020年出资买下纬创在昆山的工厂,规模和能力有了质的提升。富士康的反应则是典型的大厂反应:为了跟上客户的全球布局,仓促在印度大举投资,押下重注。报道里有数字:富士康在印度的投入规模很大,短期内出现过月亏损、工程师回撤和产能不稳等问题。有员工和媒体揭露,印度工人的培训成本高、装配时间长、良品率低,很多零件仍需从中国运往印度,运费与关税侵蚀利润,政府补贴承诺落实也遇到困难。这个教训不是一句话能交代完,细节不少,媒体有多方跟进,我在文末列出参考来源供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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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不同,结果自然有差别。立讯把核心研发和关键制造留在昆山、东莞,海外厂作为辅助。这样的策略把风险压到最低。富士康把“把中国经验复制到印度”的赌注下得很大,结果遇上当地的制度和人才适配问题,付出了代价。看数字,你会感觉两条路都不容易,但在当前全球供应链震荡背景下,稳扎稳打的风险曲线更可控。
领域转型上,两家也分道。立讯瞄准汽车电子,不做整车,而是做零部件的顶级供应商。它买了德国的汽车电子公司,和奇瑞共建合资,拿到包括大众、广汽、特斯拉在内的订单,2023年其汽车业务营收增长明显。郭台铭的想法则是亲自下场造车,推出多个品牌和样车,喊得非常响亮。媒体报道显示,代工和造品牌是两种不同的商业逻辑——代工注重交付能力和稳定性,做品牌则要面对市场、渠道和售后等复杂问题。富士康在车企合作上出现了交付和质量挑战,这些都不是短时间能完全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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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这件事,不只是企业对比那么简单。它关乎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是靠规模“跑马圈地”,还是把技术和质量当成根基去打磨?选错了路径,可能会把优势变成包袱。立讯的学徒精神告诉我们:精打细算、重研发、把关键能力留在最熟悉的地方,可以在动荡中稳住阵脚。富士康的帝王作风提醒我们:规模是优势,但在产业链重构期,盲目追求规模可能带来高昂的适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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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我想说两点。第一,产业窗口期里,企业要学会做减法,把核心能力守住。第二,公众不要只看表面排场,要问一句:这家公司能不能把产品一直做好,能不能把交付做到稳定。你在街上看到的那些闪亮发布会,是宣传片;工厂里真正过夜加班、调试设备的人,才是真正的答案。大家怎么看这两条不同的道路?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我会挑几条回应。
参考资料:潮商《2800亿潮商巨头立讯精密港股IPO》;多家媒体对富士康印度项目的跟踪报道(有待官方补充与确认)。赘述在文章结尾郭台铭的代工帝国稳坐多年,可他没算到,颠覆者竟出自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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