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吴信泉的原秘书从捕鱼队调回县机关：是首长的信鼓励着我

1979年腊月的一天，安徽扬子江畔刮着呛人的北风，县机关的大门口却迎来一个熟面孔——徐宇澄。两年前，他还是江边捕鱼队里扛桨撒网的转业干部；此刻，他提着斑驳的皮箱，身上那件旧呢子大衣在风里鼓动。接待员愣了几秒，才想起这位曾经在总参谋部机关当过秘书的人。调令签字的那一刻，徐的心跳得极快，一封已经翻得起毛边的信静静躺在内袋，落款：吴信泉。

时间拨回五年前。1974年夏，徐宇澄被抽调进军委炮兵，给吴信泉将军当秘书。那时，老将军分管新式火炮的定型与论证，上下奔波，日均行程数百公里。年轻的徐第一次随行勘测靶场，鞋底磨穿，喉咙嘶哑，却被老将军一句“别光跟着走路，脑子也得跑起来”点得满头热汗。从东北试射场到西南山区工厂，吴信泉始终坚持“亲自看、亲自问、亲自上阵”，对比各国口径数据如数家珍。晚上回到招待所，他常常伏在灯下改报告，秘书桌前却留下一本《弹道学原理》和一句便签：抓紧啃书。

气氛在1976年骤变。清查运动扩大，一纸通知把这位副司令员的工作“另行安排”，许多文件卡在机要室。作为直接助手，徐宇澄也被“原单位接收”，成分定位模糊。昔日热络的同事沉默地错开视线，“高级首长秘书”瞬间成了敏感标签。县人武部的干部在交接时只说了一句：“回去先写材料。”巨大的落差几乎把徐的脊梁压弯。

就在情绪最低谷时，第一封从北京寄来的挂号信抵达。信纸并不新，右上角印着“军委炮兵”。吴信泉用钢笔写道：“小徐，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脚下的路再窄也要往前走。”寥寥数十字，没有怨，没有愤。徐把信折好放进贴身口袋，一直没敢示人。

次年春天，徐被分配到距离县城三十多里的江边捕鱼队。那条土路九成日子是泥浆，孩子们挤在茅草棚里做作业，蚊虫没日没夜地叫。不会骑车的他，每天清晨五点徒步到码头抬网，夜里挑灯抄写思想汇报。有人悄悄打听：“后悔吗？”他没有作声，晚上却摸出那封信，指尖摩挲已经发黄的折痕。

有意思的是，困难时期，吴信泉在北京也并不好过。组织对他作“重点审查”，但只要有机会，他就托人往扬州寄信。“多学点地方工作经验”“江水大，注意安全”这些朴素的话，隔着千里纸短情长。徐收到信后常常连夜回信，却不敢写太多，只在末尾抄一句工整的引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978年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关于干部政策的文件像解冻的河流，喧腾起来。县委组织部三番五次找捕鱼队谈话，审阅卷宗，最终决定撤销原结论。1979年底，正式调令下达。文件只有短短一页，却像把压在徐肩头三年的石头搬开。赶去报到那天，他特意带上所有书信，生怕弄丢。

1980年春节前夕，吴信泉也收到中央军委的平反通知。身体早已大不如前的他却坚持自己起草复工请示，在批示栏写道：“先把基层同志的事情解决好。”听说徐宇澄已经走马上任，他欣慰地点点头，“这小子能扛事。”

同年二月，徐抵京办理待遇手续。阔别四年，再见老首长，两人都是满头银丝。吴信泉先拍了拍徐的肩，然后低声说：“要想站稳，就得干出样子来。”短短一句，却胜千言。午饭时，徐说起渔民朋友的好客，老首长望着窗外灰蓝的天空，沉默几秒，道：“群众永远是咱们的底牌。”这一句，被旁边年轻参谋默默记下。

1986年夏，吴信泉从广州返京途中，经南京、扬州，看望老部下。扬州小城的会议室里，他见到已在县委办公室负责文教口的徐宇澄。二十分钟的谈话，没有夸张的寒暄。吴信泉只问三件事：工作干得怎样，孩子们读书怎样，身体顶得住吗？末了，补了一句：“别忘了曾经拿着网兜去拉网的日子。”徐应声“是”，鼻头微酸。

遗憾的是，几年后，这位出身红十三师的老战将病逝北京。噩耗传到扬州，徐宇澄在办公室放下电话，窗外的梧桐叶正一片金黄。那晚，他写了近万字回忆稿，却又放进抽屉，只在扉页写了一个标题——《一封信的重量》。对他而言，1979年寒风里的那封鼓励信，比任何头衔、任何奖章都沉。

在那之后，徐常对年轻同事讲起一个细节：当年江边清早拉网，乌云压顶，风浪打翻小船，他脑中蹦出的第一句话不是求生本能，而是老首长的叮嘱——“相信党，挺住。”几十年过去，这句朴素话语依旧像纽扣，把一名普通党员与组织紧紧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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