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星罗文来广州演出，因互动被批台风腐朽，省委书记任仲夷怎么看

1981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春潮涌动。这一年，广东旅游部门率先开放内地公民赴香港旅游，同时香港歌星罗文应邀赴广州演出，成为首位登陆内地舞台的港台流行歌手。

只不过，虽然广东已经率先开始搞改革开放了，但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放开，罗文的演出本被要求遵循既定模式——歌手需端庄站立，面对固定麦克风如作报告般演唱。

然而，当《狮子山下》的旋律响起时，罗文难抑创作激情，竟抓起麦克风，拖着电线在舞台上奔走歌舞，时而摇摆身躯，时而与观众互动。这种今天司空见惯的舞台表现，在当时却如惊雷般震动了整个社会。

舆论风暴随即席卷而来。全国各大报刊连续发表批评文章，将罗文的表演斥为“资产阶级腐朽台风”，进而对广东出现的音乐茶座、港台流行曲、青年人的卷发、喇叭裤、迷彩服等新生现象展开全面批判。

一些主流媒体相继发问：“社会主义文艺阵地还要不要”，更多媒体则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忧：“靡靡之音腐蚀青年”。更有人将喇叭裤与“西方颓废文化”直接划等号，将迪斯科视为“精神污染”，一时间，舆论把广东尤其是广州推上了风口浪尖。

而这场争议也很快超越了文艺范畴。当时，各省很多干部到广州考察，一些老干部目睹广州街头景象后老泪纵横，痛心疾首地说：“没想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变成这个样子”。

有人甚至上书中央，强烈要求关注广州的问题。数据显示，仅1981年下半年，中央收到的相关群众来信就达千余封，其中超过七成对广东的“新风尚”表示忧虑。

风波愈演愈烈之际。此时，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正好到广州考察工作，向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转达了中央的担忧，建议他还是要好好地管一下这个问题，不然北京那边有议论。

任仲夷与万里进行了长谈，说中央的忧心他早就关注到了，但他还是认为，在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下，我们要管大事，这些生活小事还是随他吧。

任仲夷的包容态度源于他对改革开放的深刻理解。早在主政广东之初，他就提出“排污不排外”的著名论断，强调要对境外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他甚至在省委会议上多次提醒干部：“不能把蚊子、苍蝇放进来，就把窗户永远关上。”据时任省委工作人员回忆，任仲夷常说要相信群众的辨别力，“青年们穿什么、听什么，只要不违法乱纪，就该给予空间”。

历史证明，这场风波恰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缩影。罗文演出后三年，中央电视台首届春节联欢晚会首次邀请香港歌手登台；五年后，广州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信天游》等“西北风”歌曲风靡全国；十年后，改革开放的成果让当初的质疑者逐渐转变了观念。

1985年，任仲夷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中央找他谈话时，对他在广东期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任仲夷回首自己的在广东的这几年，感叹地说：“我安全降落了”。

实际上，这既是对个人政治生涯的总结，也是对那个激荡时代的注脚。正如一些媒体在评价任仲夷时讲的那样，他顶住压力保护的不仅是罗文的歌声、青年的喇叭裤，更是改革开放所必需的创新精神与文化自信。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更能体会任仲夷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远见与担当——他明白，真正的改革开放，既要解放生产力，更要解放思想，既要打开国门，更要打开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