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山区捐了100万，十年后去看，村里人用这钱建了个赌场

车子在高速上堵了两个小时的时候，我点开了那个帖子。

一个ID叫“星光下的麦穗”的姑娘，用一种近乎虔诚的笔触，记录了她去某山区支教，收到了来自十年前某位捐赠人持续汇来的一笔款项。

她说，善意会像蒲公英一样，飞向最需要它的角落。

底下几千条评论，清一色的“感动”“泪目”“好人一生平安”。

我划拉着手机屏幕，指尖冰凉。

然后，我笑了。

笑得有点控制不住，旁边的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眼神像是看一个刚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子。

我没理他。

我只是想起了一件事。

十年前，我也曾是那颗蒲公e公英。

一颗价值一百万的，蒲公英。

那个决定做得非常快。

那时候我刚过三十，靠着一个狗屎运的互联网项目，手里攥上了一笔自己都觉得烧手的钱。

钱来得太快，人就容易飘，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甚至能当上帝。

我看到了一个扶贫项目的宣传片，拍的是一个叫“乱石沟”的山村。

黄土、茅屋、穿着破烂棉袄的孩子，还有一双双浑浊又渴望的眼睛。

太标准了。

标准得就像是为了戳中我这种城市里混出点名堂，又良心未泯的“成功人士”的软肋而量身定做的。

我被戳中了。

我联系了那个慈善机构，没走他们的账，直接要了村支书的联系方式。

一通信号断断续续的电话后，我做了一个自我感动的决定。

我捐一百万。

但不是给他们盖房子，不是给他们买米买面。

我要给他们建一个未来。

一所学校，一个小型农产品加工厂。

我甚至在电话里，用一种近乎说教的语气，对那个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老支书说：“杨书记，我给的不是钱，是种子。你们要让它发芽，长成大树。”

老支书在电话那头，激动得只会说：“哎，哎，好人，好人啊……”

后来，一百万汇过去了。

一张盖着村委会红章的收据照片，通过彩信发到了我的手机上。

照片模糊不清，但那抹红色，鲜艳得像血。

那之后的几个月，我活在一种巨大的满足感里。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顶了不起的事，净化了灵魂，升华了人生。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互联网的风口一个接一个，我忙着追逐下一个风口，忙着赚钱，忙着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厮杀。

乱石沟，连同那一双双眼睛，被我打包扔进了记忆的回收站。

直到今天。

十年了。

我靠在车后座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

司机问：“老板，还堵着呢，要不咱下去抽根烟？”

我摇下车窗，冷风灌进来，吹得我一个激灵。

“不抽。”我说。

“掉头。”

司机愣了：“啊？掉头？这可是在高速上。”

“想办法掉头。”我看着他，“去最近的火车站。”

司机大概觉得我疯得更厉害了。

但我没疯。

我只是突然很想去看看。

看看我当年亲手撒下的那颗价值一百万的种子。

到底长成了一棵什么样的参天大树。

还是说，它早就烂在了土里，连根毛都没剩下。

从高铁换到绿皮火车，再从绿皮火车换到一辆能把人五脏六腑都颠出来的长途大巴。

车厢里混合着汗味、烟味和某种不知名腌菜的酸臭味。

我旁边坐着一个大婶，抱着一只咯咯叫的母鸡。

她很健谈，问我：“后生，到哪儿去啊？看你这穿戴，不像我们这山里人。”

我把羽绒服的领子拉高了些，含糊地说：“随便看看。”

“哦，旅游的啊。”大婶恍然大悟，“我们这山里有啥好看的，穷山恶水的。”

我没接话。

车子又是一个剧烈的颠簸，我的头磕在了车窗玻璃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大婶怀里的母鸡被吓得扑腾了一下。

“你这后生，要去哪一站啊？”

我想了想那个遥远的名字。

“乱石沟。”

大婶的表情瞬间变得有些古怪。

她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那种眼神，像是在评估一件货物的价值。

“乱石-石沟啊……”她把“石”字咬得很重，“那地方，可不好走哦。”

“现在不是修了路吗？”我问。

十年前的资料里，进村只有一条羊肠小道。

大婶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是修了路，水泥路，阔气得很。就是……你去那儿干啥呀？”

这个问题，她已经是第二次问了。

我皱了皱眉：“访友。”

“哦，访友啊。”大婶点点头，不再说话了，只是抱着她的鸡，眼神有点飘忽。

车厢里又恢复了那种让人昏昏欲睡的颠簸。

我靠着窗户，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荒山。

心里那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重。

大巴车把我扔在一个岔路口。

司机指着一条蜿蜒向上的水泥路，冲我喊：“喏，顺着这条路上去，就是乱石沟了！”

说完，一脚油门，带着满车厢的酸臭味，绝尘而去。

我站在路口，有点发懵。

眼前的路，确实是水泥路，而且修得相当不错，平整，宽敞，足够两辆车并行。

路边甚至还立着一块崭新的石碑，上面龙飞凤舞地刻着三个大字：

乱石沟。

字是红色的，描了金边，在冬日的阳光下，有点晃眼。

这和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我以为会是一条泥泞的土路，我以为我会看到贫穷和落后。

可眼前这一切，崭新，甚至可以说，有点“阔气”。

我深吸一口气，拉了拉背包的带子，顺着水泥路往上走。

走了大概半个多钟头，村子的轮廓出现在眼前。

一排排两三层的小楼，整齐地排列在山坳里。

白墙，蓝色的琉璃瓦，屋顶上架着太阳能热水器和卫星电视的“大锅盖”。

几辆半旧不新的小轿车和摩托车停在路边。

村口的大榕树下，几个老人正凑在一起晒太阳，聊天。

一个穿着开裆裤的小孩，举着一根棒棒糖，摇摇晃晃地跑过去。

一片祥和、富足的新农村景象。

我愣在原地，感觉自己像个走错了片场的演员。

这是乱石沟？

那个我记忆里只有黄土和茅屋的乱石沟？

我走过去，试探着问一个正在择菜的老太太：“阿婆，请问一下，这里是乱石沟村吗？”

老太太抬起头，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我。

“是啊。你找谁？”

“我找……杨书记。”我说出了那个十年前的名字。

“老杨书记啊？”老太太撇了撇嘴，“他早就不当了，几年前就没了。”

我的心一沉。

“那现在村里的负责人是？”

“现在是我们杨村长。”旁边一个抽着旱烟的大爷插话道，“杨老三，老书记的儿子。”

他指了指村子最里面，一栋最气派的三层小楼。

“喏，那就是他家。你找他有事？”

“有点事。”我点头，“谢谢了。”

我转身准备往村里走，身后传来他们压低了声音的议论。

“这人谁啊？面生得很。”

“城里来的吧，看那穿的。”

“找村长？该不会又是来要账的吧？”

要账？

我的脚步顿了一下，但没有回头。

我径直朝着那栋最气派的小楼走去。

一路上，我看到了更多的小楼，几乎家家户户都一样。

我还看到了一个小卖部，门口挂着“中国移动充值点”的牌子。

几个年轻人聚在门口，低头玩着手机，嘴里不时爆出几句我听不懂的游戏术语。

他们的穿着打扮，和城里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

我甚至看到了一个染着黄毛的小伙子，耳朵上还戴着一枚闪亮的耳钉。

这太魔幻了。

十年，一百万，就能把一个赤贫的山村，变成这个样子？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这一百万，花得也太值了。

可为什么，我心里非但没有半点欣慰，反而越来越慌。

杨村长的家很好找。

大铁门，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院子里停着一辆黑色的丰田霸道。

这车，在他们这山路上开，倒是很应景。

我敲了敲门。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开了门，她穿着一身珊瑚绒的睡衣，看见我，愣了一下。

“你找谁？”

“我找杨村长。”

“他不在。”女人说着就要关门。

“我从北京来。”我加了一句。

女人的手停住了。

她狐疑地打量着我：“北京？”

“我姓陈。”我说，“十年前，我给村里捐过一笔钱。”

女人的脸色“唰”地一下就变了。

那种变化很微妙，像是惊讶，又像是戒备，还夹杂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慌乱。

她拉开门，把我让了进去。

“你等一下，我给他打电话。”

她把我晾在院子里，自己匆匆进了屋。

我站在院子中央，看着那辆崭新的丰田霸道，看着墙角堆着的半人高的空酒箱，茅台、五粮液，什么都有。

我心里的那点侥幸，正在一点点被磨掉。

大概过了十分钟，一个男人开着一辆摩托车，突突突地从外面冲了进来。

男人大概四十出头，皮肤黝黑，身材敦实，眼神很亮，或者说，很锐利。

他把摩托车一支，三两步走到我面前。

“你就是北京来的陈先生？”

“是我。”我看着他，“你是杨村长？”

“杨建军。”他伸出手，手上全是老茧，但很有力，“我爹是杨满仓。”

杨满仓，就是当年的老支书。

我握了握他的手，冰凉而粗糙。

“你好。”

“你好你好。”杨建军脸上堆起热情的笑，“哎呀，真是贵客，贵客啊！怎么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们好去接你啊！”

“不用，我随便看看。”我说。

“快，屋里坐，屋里坐！”他不由分说地揽着我的肩膀，把我往屋里带。

客厅装修得金碧辉煌，巨大的水晶吊灯，真皮沙发，墙上挂着一台尺寸夸张的液晶电视。

电视下面，摆着一个红木的供桌。

上面没有供奉财神或者菩萨。

而是摆着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面容憨厚的老人，正咧着嘴笑。

是当年的杨老书记。

杨建军给我泡了茶，是上好的大红袍，茶叶在他家那个巨大的茶盘上舒展开来，香气四溢。

“陈先生，你这次来，是……”他试探着问。

我端起茶杯，没有喝。

“十年了，就想回来看看。”我看着他的眼睛，“看看村子现在的样子。”

“好，好啊！”杨建军一拍大腿，“村子现在变化可大了！托您的福，托党的福啊！我们乱石沟，现在可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富裕村！”

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这十年的变化。

修了路，通了电，家家户户盖了新房，买了电视，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

他说得眉飞色舞，唾沫横飞。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

直到他说完，端起茶杯一饮而尽。

我才缓缓开口。

“学校呢？”

杨建军的表情僵了一下。

“哦，学校啊……”他挠了挠头，“建了，建了。”

“在哪？”

“就在村后头。不过……现在没用了。”

“没用了？”我皱起眉。

“哎，现在的娃，都金贵。稍微有点条件的，谁还愿意让孩子在村里上学啊？都送到镇上、县里去了。我们这山里，师资力量跟不上啊。老师来了，待不了两个月就跑了。”他叹了口气，一脸的无奈，“后来娃越来越少，学校就……就空下来了。”

这个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

我点了点头，又问：“那加工厂呢？”

杨建军的脸色更不自然了。

“厂子……也建了。”他眼神躲闪，“本来想搞那个核桃加工，机器都买回来了。结果呢？销路打不开。我们这核桃运出去，成本太高，根本竞争不过人家平原的。搞了两年，亏得一塌糊涂，只好关了。”

他说着，又给我续上茶水。

“陈先生，您是不知道。这山里搞点产业，太难了。您给的钱，我们真是……一分钱都不敢乱花。修路，通电，光这两样，就把钱花得七七八八了。”

我看着他。

“是吗？”

“那可不！”

“那你们现在，靠什么富起来的？”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

杨建军脸上的笑容，彻底凝固了。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他才从口袋里摸出一包软中华，递给我一根。

我摆了摆手。

他自己点上，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一个浓浓的烟圈。

烟雾后面，他的脸看起来有些模糊。

“陈先生。”他缓缓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我们山里人，有山里人的活法。”

“走，我带你去看个地方。”

他没带我去看那个废弃的学校，也没带我去看那个倒闭的工厂。

他带着我，穿过大半个村子，来到一栋独立的，看起来比他家还要气派的建筑前。

这栋建筑也是三层楼高，外墙贴着光亮的瓷砖，装着深色的玻璃窗，从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

门口没有挂任何牌子。

只是在门楣上，挂着四个烫金大字：

“活动中心”。

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活动中心”里亮起了灯，不是那种明亮的白炽灯，而是暧昧的、昏黄的灯光。

已经陆陆续续有人朝着这边走来。

有我下午在村口见到的老大爷，有在小卖部门口玩手机的黄毛青年，还有抱着孩子的妇女。

他们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相似的，混杂着渴望和焦躁的表情。

他们和门口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男人打个招呼，就径直走了进去。

我站在门口，浑身的血液，好像都凉了。

杨建军看着我，脸上没什么表情。

“陈先生，进去看看？”

我没动。

我的喉咙发干，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不用进去。

我已经知道了。

那扇门里，传出的不是欢声笑语。

而是麻将牌碰撞的清脆声音，夹杂着压抑的、粗俗的咒骂，和偶尔爆发出的兴奋或懊恼的叫喊。

这里不是什么文化活动中心。

这里是一个赌场。

一个开在穷山沟里，用我的善意和理想堆砌起来的，赌场。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进那扇门的。

或许是杨建军推了我一把，或许是我自己，抱着一种自虐般的绝望，想亲眼看看，我的那一百万，到底开出了一朵多么绚烂的恶之花。

里面的景象，比我想象的，还要震撼。

扑面而来的，是浓得化不开的烟味，混杂着汗味和廉价香水的味道。

巨大的空间被分割成几个区域。

靠墙的一排，是麻将桌。

“哗啦啦”的洗牌声，像是无数只虫子在啃噬我的神经。

桌边的男男女女，个个双眼通红，死死地盯着自己面前的牌。

中间是几张大桌子，围满了人，玩的是扎金花和斗牛。

一张张钞票被粗暴地甩在桌上，红色的，绿色的，晃得人眼晕。

一个角落里，甚至还摆着几台老旧的捕鱼机，几个年轻人正拍得震天响。

这里几乎囊括了村里所有的人。

老人，中年人，年轻人。

男人，女人。

我甚至看到了一个妇女，怀里还抱着一个正在熟睡的婴儿。

她一只手轻轻拍着孩子，另一只手，紧张地捏着几张皱巴巴的钞票，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牌桌。

整个大厅里，没有人说话，只有麻将牌的碰撞声，筹码的敲击声，和压抑的呼吸声。

所有人都沉浸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像一群被无形丝线操控的木偶。

我站在门口，像一个闯入了异世界的不速之客。

我的心，从冰凉，到麻木，最后，燃起了一股滔天的怒火。

这股火，烧得我四肢百骸都在疼。

我转身，死死地盯着杨建军。

我的声音在发抖，我自己都能听见。

“这就是你说的，山里人的活法？”

杨建军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丝愧疚。

但他很快就掩饰了过去。

他把我拉到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又递给我一根烟。

这次，我接了过来。

我需要一点东西来镇定自己。

但我没有点。

我只是把那根烟，在手里慢慢地捏碎。

烟丝从指缝里漏出来，像时间的灰烬。

“陈先生，你先别激动。”杨建军说。

“我他妈能不激动吗？！”我终于忍不住，低吼了出来，“我给你们一百万，是让你们拿来干这个的？！”

我的声音有点大，旁边牌桌上的人，不耐烦地朝我们这边看了一眼。

杨建军冲他们摆了摆手，示意没事。

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神复杂。

“陈先生，我知道你生气。换了是我，我也生气。”

“但是，你想过没有，”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除了这个，我们还能干什么？”

我愣住了。

“你什么意思？”

“你给了我们一百万，是，我们全村人都感激你。一辈子都感激你。”

“我们按照你的想法，建了学校。结果呢？老师留不住，娃娃都往外跑。现在那学校，成了村里养鸡的仓库。”

“我们也建了厂子。结果呢？东西运不出去，运出去了也卖不上价。两年，把你给的钱，亏进去小二十万。再搞下去，全村人都得喝西北风。”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一百万，听着很多。可我们村，一百多户，四百多口人。分到每家每户，能有多少？吃光用光，然后呢？继续过穷日子？”

“陈先生，你是个好人，是个有文化的人。但你不懂我们山里。”

“我们这里，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年轻人但凡有点力气，有点想法的，全都跑出去了。留下来的，都是些老弱病残。”

“你给的不是种子，陈先生。”

他看着我，目光灼灼。

“你给的是一条鱼。我们全村人围着这条鱼，吃了两天，就没了。”

“后来，我想了个办法。”

“我把剩下所有的钱，都投进去，盖了这栋楼。”

“我跟村里人说，想富吗？想让你们的钱生钱吗？来这里。”

“我们不跟外人玩，就我们村自己人玩。钱，输来输去，还是在我们村里。你今天输了，明天可能就赢回来了。只要这钱在转，它就活着。”

“有了这个地方，那些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过年也愿意回来了。他们手里有钱，在这里能找到乐子。他们一回来，村里就有了人气。”

“开小卖部的，开饭馆的，都能挣到钱。家家户户的房子，不都是这么盖起来的吗？”

他指着大厅里那些疯狂的人们。

“你看他们，是，他们在赌。但是，他们白天也在种地，也在干活。到了晚上，他们需要一个地方，把他们的精力，把他们的希望和绝望，都发泄出来。”

“这里，就是那个地方。”

“陈先生，你告诉我，我做错了吗？”

我看着他，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的愤怒，我的质问，我所有的道德优越感，在他这番粗糙却又无比现实的话面前，被砸得粉碎。

我做错了吗？

他问我，他做错了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错了。

我错得离谱。

我以为我扔下了一颗种子，就能长出我想要的参天大ush树。

我从来没想过，这片贫瘠的土地，根本就长不出那样的树。

它只能长出眼前这种，带着毒，却又能让人生存下去的，怪异的灌木。

我像个傻子一样，站在这里。

一个自以为是的，愚蠢的，上帝。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杨建军家。

他在村委会给我腾了一间房。

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

比他家的金碧辉煌，更让我觉得心安。

我一夜没睡。

窗外，那个“活动中心”的喧闹声，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才渐渐平息。

我能想象，有人垂头丧气地回家，也有人亢奋地数着赢来的钞票。

明天，他们会把这些钱，拿去买一袋米，或者给孩子买一件新衣服。

然后，到了晚上，再回到那个地方，把一切重新洗牌。

这就像一个怪异的，自我循环的生态系统。

扭曲，病态，却又顽强地维持着这个村庄的运转。

杨建军说得对。

我给的不是种子，是一条鱼。

而他们，用这条鱼当诱饵，建了一个鱼塘。

鱼塘里的鱼，是他们自己。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

我不想再见到任何人。

我只想逃离这个地方。

我走出村委会，清晨的山村，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

很安静。

偶尔有几声鸡鸣狗叫。

我看到了那个废弃的学校。

就在村后的山坡上，一排孤零零的平房。

窗户的玻璃都碎了，墙皮大块大块地剥落。

院子里杂草丛生，果然有几只鸡在悠闲地刨食。

我走过去，推开一扇摇摇欲坠的教室门。

里面空空如也，只有几张破烂的桌椅，上面积了厚厚的一层灰。

黑板上，还残留着一些模糊的粉笔字迹。

“a、o、e……”

我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那些字母。

指尖传来的，是冰冷的，粗糙的触感。

这里，也曾有过希望。

有过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

但希望，是如此的脆弱。

在现实面前，它不堪一击。

我走出了学校，漫无目的地在村里走着。

我看到了那个倒闭的加工厂。

大门上着锁，锁已经生锈了。

透过门缝，我能看到里面闲置的机器，上面盖着一层厚厚的塑料布。

我甚至还找到了当年修路时剩下的一堆水泥。

它们已经凝固成了一块块坚硬的石头，和这个村庄的名字，如此契合。

乱石沟。

这里的一切，都像石头一样，坚硬，冰冷，顽固。

我的那一百万，就像一颗扔进石头堆里的鸡蛋。

除了碎了一地，什么也改变不了。

太阳出来了。

雾气渐渐散去。

村庄开始苏醒。

我看到有村民扛着锄头，准备下地。

看到有妇女在门口的溪边洗衣服。

看到杨建军开着他那辆霸道，从村里出去，不知道要去哪里。

他们看到我，只是漠然地点点头，或者干脆视而不见。

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过客。

一个十年前出现过，又突然冒出来的，奇怪的城里人。

没有人感激我。

也没有人怨恨我。

我就像一颗被风吹来的尘埃，落在这里，又将被风吹走。

我在村口等车。

等那趟一天只有一班的长途大巴。

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个变形金刚，在我面前跑来跑去。

那是一款最新的型号，我在北京的商场里见过，价格不菲。

他玩得很开心，嘴里“咔咔咔”地模拟着变形的声音。

一个年轻女人从旁边的房子里走出来，应该是他的妈妈。

她冲男孩喊：“蛋蛋，别乱跑！当心车！”

然后，她看到了我。

她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朝我走了过来。

“你是……陈先生吧？”

我点了点头。

“我是杨建军的堂妹。”她自我介绍道，“我听我哥说了。”

我没说话。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都是骗子，是赌鬼？”她问，声音很低。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很亮，和我昨天在赌场里看到的那些空洞的眼神不一样。

“我不知道。”我诚实地回答。

她苦笑了一下。

“我以前也在外面打工，在东莞的电子厂。一个月三千块钱，累死累活，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个钱。”

“后来，村里有了这个‘活动中心’，我哥就叫我回来了。”

“我在里面给人兑换筹码，算抽水，一个月能拿五千。比在外面强多了。”

“我老公，原来在工地上扛水泥，有一年从架子上摔下来，腿断了。现在干不了重活，就在里面看看场子。”

“我们家蛋蛋，才能在镇上最好的幼儿园上学，才能买得起这么贵的玩具。”

她指了指那个变形金刚。

“我知道，这不好。是赌博，是犯法的。”

“可是，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活路。”

“陈先生，你生活在城里，你不会懂。对我们这种没文化，没技术，除了力气什么都没有的人来说，能活下去，能让孩子过得好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至于脸面，至于道德……那些东西，太奢侈了。”

她说完，冲我鞠了一躬。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你。没有你当年的那笔钱，就没有我们村的今天。虽然……可能不是你想要的样子。”

说完，她拉着她儿子的手，转身回家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活路。

她说，这是活路。

多么刺耳，又多么真实。

我一直以为，我给他们的是希望。

到头来才发现，我给的，只是一个让他们能更理直气壮地选择堕落的理由。

大巴车来了。

伴随着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停在了我面前。

车门打开，还是那个熟悉的大婶，和她怀里那只咯咯叫的母鸡。

她看到我，一点也不惊讶。

“后生，要回去了？”

我点点头，上了车。

车子启动，缓缓地驶离乱石沟。

我回头，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村庄。

那些崭新的小楼，那条平整的水泥路，那个挂着“活动中心”牌子的赌场。

它们在我的视线里，慢慢变小，变模糊。

最终，消失在连绵的群山之后。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十年前，我不是简单地把一百万扔过去。

而是亲自来到这里，住下来，用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了解这片土地，去了解这里的人。

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我会不会能找到一条，比开赌场更好的路？

一条真正能让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有尊严地富起来的路？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没有那么做。

我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施舍者。

我用金钱，买了一份自我感动。

然后，就心安理得地离开了。

我甚至没有留下我的联系方式，没有进行任何后续的追踪和回访。

我给了他们一百万，也给了他们一百万的难题。

然后，我拍拍屁股走人，把所有的责任和后果，都留给了他们。

从这个角度看，我有什么资格去指责他们？

我有什么资格去评判他们的选择？

我回到北京，回到了我那间可以俯瞰大半个城市夜景的公寓。

灯火辉煌，车水马龙。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

眼前的繁华，和乱石沟的荒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这片璀含着无数欲望和挣扎的城市森林，突然觉得，它和乱石沟那个烟雾缭绕的赌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这里，也是一个巨大的赌场。

每个人都在下注。

用自己的时间、健康、情感，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有人赢，有人输。

有人一夜暴富，有人倾家荡产。

唯一的区别是，这里的规则更复杂，赌注更巨大，包装也更华丽。

而我，不过是这个赌场里，一个运气比较好的赌徒而已。

我喝光了杯子里的酒，辛辣的液体灼烧着我的喉咙。

我拿出手机，点开那个叫“星光下的麦穗”的姑娘的帖子。

那句“善意会像蒲公英一样，飞向最需要它的角落”，此刻看起来，充满了巨大的讽刺。

蒲公英飞到天上，很美。

但它不知道，自己会落在什么地方。

落在肥沃的土壤里，它会发芽。

落在坚硬的石头上，它只会被风吹散，化为乌有。

甚至，落在沼泽里，它会加速沼泽的腐烂。

我关掉手机，不想再看那些“感动”和“泪目”。

那些东西，太空洞，太廉价了。

我拉开抽屉，从里面翻出了一本陈旧的通讯录。

在角落里，我找到了一个名字。

张教授。

我大学时的社会学老师，一个一辈子都在跟农村打交道的老头。

我毕业后，就再也没联系过他。

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甚至不知道这个电话还能不能打通。

我犹豫了很久。

最终，还是按下了拨号键。

电话响了很久，就在我准备挂断的时候，通了。

“喂？”一个苍老，但很有力的声音传来。

“张教授，是我。”我的声音有点干涩，“陈默。”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陈默？”他似乎在回忆，“哦，想起来了，那个搞互联网发了财的小子。”

“是我。”我苦笑了一下。

“怎么？发财了还记得我这个老头子？”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调侃。

“教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说。”

“如果……如果有一个地方，极度的贫困，封闭，除了廉价的劳动力和一点有限的自然资源，什么都没有。要怎么样，才能真正地帮助他们？”

我问。

“不是给钱，不是修路，不是盖学校。而是从根上，帮助他们。”

张教授在那头，又沉默了。

这一次，沉默了更久。

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陈默啊。”他终于开口，声音变得很严肃，“你这个问题，太大了。”

“我们花了几十年，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但是，”他话锋一转，“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向。”

“什么方向？”我急切地问。

“下去。”

“下去？”

“对，下去。到你要帮助的那个地方去。不是以一个捐赠者，或者一个视察者的身份。”

“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去那里生活。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干活，一起聊天，甚至一起骂娘。”

“用你的脚，去丈量那里的每一寸土地。用你的心，去感受那里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

“等你什么时候，能用他们的语言，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了。等你什么时候，能真正理解，他们为什么穷，为什么走不出去，为什么会做出那些在你看来不可理喻的选择时。”

“到那个时候，你才算刚刚摸到了，回答这个问题的门槛。”

“除此之外，任何在写字楼里，在会议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方案，都是扯淡。”

“都是一种……傲慢的自我感动。”

傲慢的自我感动。

这八个字，像一记重拳，狠狠地打在了我的脸上。

火辣辣的疼。

我握着电话，半天说不出话来。

“小子，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张教授问。

“没……没什么。”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

“谢谢您，教授。我明白了。”

“明白就好。”他说，“有空，就回来看看吧。学校的银杏，又黄了。”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站了很久。

窗外的城市，依旧繁华。

但我的心里，却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

三天后，我辞掉了年薪七位数的工作。

我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和车子。

我把所有的资产，都换成了现金，存进了一张普通的储蓄卡里。

然后，我背上了一个比上次去乱石沟时，大得多的背包。

里面装着换洗的衣服，一些常用药，还有几本关于农业技术和农村社会学的书。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去向。

我再一次，踏上了那趟南下的火车。

这一次，我的目的地，依然是乱-石沟。

但我的身份，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捐赠者。

我只是一个，想去寻找答案的，普通人。

我不知道我会在那里待多久。

一年，两年，或者更久。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那个答案。

甚至，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又一次，冲动之下的，自我感动。

但我必须去。

因为，那个建在我的善意废墟上的赌场，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了我的心里。

不把它拔出来，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

火车开动了。

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站台，心里没有迷茫，也没有恐惧。

只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

这一次，我不是去当上帝的。

我是去，赎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