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代人”到“河南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改革

中国古代史书中，介绍人物的写法通常如：“李顺，字德正，赵郡平棘人也。”（《李顺列传》）赵郡是郡名，平棘是县名，两者一起表示原籍，即户籍所在地（实际的户籍记载还包括郡县以下的单位）。但在南北朝时期，“赵郡平棘”不一定是户籍实际所在地。经历了大迁徙，或者官员久居都城、任所，这些人的户籍很可能已经离开原籍。然而，他们依然多自称旧贯。这是因为与名族、贵族沾亲带故具有诸多便宜。即便离开原籍，旧贯也具有社会意义。更有甚者，还会沿用已经成为历史的郡县名。另外，这个时期的行政建制中，郡之上还有州，但称籍贯时一般不称州名。

这些暂且不论，迁都以前，居住在平城及其周边的鲜卑诸族的籍贯一般记为“代”。“代”是郡名，没有具体到县。“代人”不是指本籍在代郡之人，而是指居住在平城及其周边的以鲜卑族为中心的集团。随之，这些“代人”大部分因迁都移居到洛阳而开始称“河南人”或“河南洛阳人”。河南是郡名，管辖以洛阳城为中心的地区，洛阳则是其下的属县。

移居洛阳之人死后不能归葬代地祖坟，而是被强制葬在洛阳。洛阳北面，黄河以南，有东西连绵的丘陵，名为邙山。正如唐诗吟咏的那样——“北邙山上列坟茔，万古千秋对洛城”（沈佺期《北邙》），此地自古以来就是坟场。其中北魏墓集中在北魏洛阳城西北方向。瀍水（瀍河）自北向南流过邙山台地，孝文帝的长陵和宣武帝的陵寝就坐落在瀍水西岸，瀍水东岸是北魏帝室的坟茔，皇子皇孙各支集中分布。皇室墓区外围是其他诸族高级官僚的墓地，也包括一部分汉人的。这就带来一个切实的问题——若夫妻双方一个已经葬在平城，另一方随迁都移居洛阳，这个人死后当葬在何处？孝文帝的意见是，若丈夫已经下葬平城，妻子在洛阳死后可返回平城合葬；但若妻子先葬于平城，则丈夫在洛阳死后不可葬回平城。看似基于尊卑原则，但是诏书中接着讲到，前者可将丈夫、后者可将妻子迁葬洛阳。可见孝文帝提倡的是以洛阳为葬所。北朝的一般情况是死后回原籍或祖墓入葬，当时称之为“归葬”。这虽是汉人的风俗，但对“代人”而言，无法回归祖坟也一样痛苦。从这一强制措施可以看出孝文帝迁都意志之坚决。

孝文帝陵（长陵）位于今河南洛阳孟津区官庄村，封土高35米，左侧可见文昭皇后高氏陵，墓中出土了高氏墓志

由“代人”变成新“河南人”的大都是原平城中央军及其家属。太和十九年（495），“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高祖纪》），他们摇身一变成为近卫军的一员。

另外，留在平城的旧“代人”的户籍则被归入恒州、燕州下辖的郡县。

邙山的北魏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墓志。与东汉时期出现的墓碑不同，墓碑树立在墓冢旁，墓志则埋在地下的墓室内。一般认为墓志出现在西晋时期，其中一些墓志已经包含与后世墓志相同的行文要素，但是比例并不高。此后的东晋和五胡诸国时期，墓志字数渐少，东晋甚至出现很多砖制墓志。南朝刘宋以后，墓志的刻石变大，相应的字数也变多，记载更为丰富。其内容，首先是标题（志题），其次是序（占据墓志主体），涵盖墓主姓名、本籍、祖先、资质、履历、殁年、殁地、下葬日期、葬所等内容，最后是押韵的铭（铭辞）。其行文结构与后世墓志基本一致。但当时的墓志格式不定，直到梁代才固定下来。

迁都以前的北魏墓志记载内容有限，字数少，基本没有铭文（五胡诸国时期的墓志亦如此）。墓志形制也不定，既有小型墓碑形状的，也有宽扁的，且目前发现的墓志不多。而太和十九年（495），也就是迁都后不久埋葬的冯熙（文明太后之兄）的墓志和次年下葬的南安王元桢的墓志则突然变得内容丰富，还带有典雅的铭文。此后墓志的内容日渐充实，铭文（四字一句）的句数增多，因而整体字数增加，标题也完整起来，记载内容的先后次序亦基本固定。等到迁都约20年后，北魏墓志基本定型。不仅在邙山发现的墓志如此，其他各地出土的墓志也呈现相同趋势。

以迁都为契机，格式整齐的墓志骤然出现了。即使考虑到此前的墓志或许没有被充分发掘，我们也可以发现，原本没有制作墓志习惯的拓跋一族开始统一制作墓志。我认为，这是因为北魏政权的典范作用（即一种鼓励）。最近发现的《冯熙墓志》全文共328字，铭辞24句，偶数句押韵工整。《冯熙墓志》是由孝文帝亲自撰写的（《冯熙传》），我认为该墓志可能是此后墓志的范本。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皇子们的墓志与冯熙墓志的格式相似。

《元桢墓志》

即使是孝文帝，也不可能突然完成《冯熙墓志》那样的文章。参与孝文帝南伐，在军中与冯熙同年去世的冯熙之子冯诞，先于其父葬在洛阳。有研究指出他的墓志可能也是孝文帝所作，但冯诞墓志仍是迁都以前的墓志风格。可能孝文帝在撰写《冯熙墓志》时，学习了南朝的墓志。当时，出身南朝第一高门琅邪王氏的王肃亡命北魏，大概是他向孝文帝介绍了南朝墓志的情况。不过，孝文帝学习南朝墓志，恐怕并非因为它更先进。相较南朝墓志的内容，孝文帝对志文有一定取舍，可能是基于他特殊的认知而撰作的。关于这一点，将在下面服汉服、说汉语的章节中详述。

太和十八年十二月（495年初），孝文帝在进入洛阳后，随即下令禁止胡服（主要为鲜卑服饰）。游牧民日常骑马，战斗时也是骑射，因此贴身窄袖的短上衣和长裤更符合他们的需求。鲜卑人还习惯戴一种形状特别的帽子，当时被称为鲜卑帽。而汉族统治阶层的服装则是褒衣博带，大袖翩翩，男性戴冠。两者迥然有别。尽管孝文帝没有强制易服，但是在满朝着朱服（汉族官服）的官员中，只有宗室长老元丕（代王翳槐子孙）着常服，即胡服（《元丕传》）。可见，正式场合中很早就贯彻了胡服禁令。元丕此后虽依然着胡服，但也开始穿戴中原冠带。

不过在非官方场合，胡服禁令似乎还难以深入人心。太和二十三年（499）初，孝文帝南伐回到洛阳后，发现了着胡服乘车的女子，便诘问官吏不作为。任城王元澄辩白道，着胡服者少于不着者。这一回答反映出，当时胡服禁令没有完全渗透到民间。

因生活方式不同而产生的服装差异，本就不能通过一纸诏书简单抹平。《资治通鉴》称“国人（代人）多不悦”，这是必然的。但孝文帝把服饰改换视为牵涉国家统治根基的问题。他曾询问臣下：“营国之本，礼教为先。朕离京邑以来，礼教为日新以不？”对有人称已经改善的回答，孝文帝引出了上面车中胡服女子的问题（《任城王元澄传》）。可见其心目中服饰改革的重要性。将街头的胡服女子视为一个问题也正缘于此。这既非孝文帝迫切希望汉化，也不是他过于神经质。

另外，鲜卑族的发型也很特别，编发垂于脑后。因此，北魏被南朝嘲笑为“索头虏”（将头发编得像绳子一样的夷狄）。南朝梁代编修的《宋书》中有《索虏传》，专门记载北魏的历史。胡服禁令中应该也包含发型。

胡服俑

禁胡语也被视为牵涉礼教的一环。太和十九年（495）六月，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高祖纪》）。不过，考虑到不同年龄语言学习能力的差异，行政处分对象仅限30岁以下的官员。“北俗之语”自然以鲜卑语为主，也包括其他胡语。

北魏朝廷原本数种语言并用。有些汉族官僚，例如李冲就认为“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然而，孝文帝依然坚持禁胡语，一从正音。他认为只有汉语才是唯一的“正”，并将语言联系到礼教的践行。改说汉语被孝文帝视为实践礼教的突破口，“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他极端地认为若不如此，子孙终将夷狄化（《咸阳王元禧传》）。

此前一直引用的“诏敕”或“诏”都是用汉字写就。然而，北魏的朝廷和官厅并不只使用汉语。从上面的记载来看，尽管北魏在迁都阶段已经建国百余年，但上层胡族依然有人不会说汉语，下层不会说汉语者更多，能阅读汉文者自然少之又少。诏敕一般以书面传达，有时也口头传达。很可能在孝文帝以前，这些诏敕、命令多以鲜卑语发出，再翻译为文雅的书面汉语来颁布和记录。

这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北魏时期是否存在表记鲜卑语的文字？《隋书·经籍志》中冠以“鲜卑”“国语”之名的书籍有13种，如北周武帝撰《鲜卑号令》、后魏（北魏）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物名》等。“国语”即（拓跋部使用的）鲜卑语。《世祖纪》记载太武帝始光二年（425）“初造新字千余”。对此存在两种解释，一种认为北魏发明了表示鲜卑语的文字（鲜卑文字），一种认为只以汉字转写鲜卑语发音。文献史料自然都用汉字书写，大量留存下来的北魏时代石刻史料也全部使用汉字，没有发现类似鲜卑文字的痕迹，因此可以认为当时应该没有制作所谓的鲜卑文字。始光二年的“新字”不是鲜卑文字，而是转写鲜卑语发音时对应的新汉字或者改变了部分结构的汉字。

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下诏改拓跋为“元”姓。大概与此同时，其他胡族也被要求改姓。

由于汉字一字一音的特点，胡族的部族名、姓名在转写为汉字时，必然会需要数个汉字。“拓跋”可能就是类似to-pa的发音直译。各族成员所属的部族名成为他们的姓。而汉族除了少数如司马、诸葛等复姓，一般为单姓。名则为一字或两字。

《魏书》中的《官氏志》属于独创，不见于其他正史。这一合并了《百官志》和《氏族志》的特殊史志，记载了诸族胡姓和改后的汉姓。除拓跋氏外，再举几个例子：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独孤氏改为刘氏，也有乙旃氏改为叔孙氏等两字姓的特例。尽管也有像慕容氏那样未改姓者，但北方系臣属于北魏的诸族大多改了姓。至于名，虽然迁都前也有一字名，但两字、三字者占绝大多数。姓与名合起来多至四五个字。例如，《宋书·索虏传》中有独孤侯尼须，独孤是姓，侯尼须是名。通过汉字姓名可以立刻判断出他是胡族（当然从发音上也不难辨别）。然而，此人在《魏书》中记作刘尼。像刘尼这样的改姓诏书颁布前的人物，《魏书》记载的也是他改姓后的姓氏和名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胡族都需要改姓。与改姓者同族却未改者有很多。例如，后文将出现的镇戍六镇之人就没有改姓，北魏政权下负责畜牧的人似乎也没有改姓。又生活在西方的氐族、羌族，原本就以单姓居多，如苻、姚、杨等，他们在北魏时期成为地方官员后也多未改姓。另外，聚居于今山西省的匈奴系诸族，因早已改为“刘”等汉姓，也不属于改姓对象。

因此，后人很难判断这一时期记录中的人物是胡人还是汉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改姓后的姓氏与汉族姓氏相同的情况，甚至有人改姓后冒认汉族祖先。对此，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十分有助辨别，但还有很多难以判断的情况。

（本文摘自窪添庆文著《北魏史：迁都洛阳之前与后》，付晨晨译，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窪添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