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的这个江山，到底该怎么治？

北宋熙和年间，刚刚在变法中取得初步成功的宋神宗赵顼与宰相王安石乘胜出击，遣王韶前往西北拓边河湟，以“断西（夏）贼之右臂”。不过就像任何一项变法措施一经推出，便会遭到保守派疯狂攻击一样，王韶此行也是阻力重重，不管干什么都有人跳出来捣乱。

这不，王韶刚说秦州到渭源间有无主荒田上万顷，可以在此屯田。他的顶头上司、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窦舜卿就上奏说，经过他的亲自走访测量，在上述地段只发现了一顷田……

宋朝时的一顷地，大概相当于今天的100亩。而秦州至渭源，差不多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和定西——这两个市总面积加一块将近3.5万平方公里，如今生活着超过500万以上的人口，但谁敢说就找不出个100亩以上的荒地？

别说地广人稀的甘肃了，就算开发程度更高的东南沿海，要做到这点也不能说有多难，更何况人口不足今天十一、百一的北宋？

这种哪怕拿脚后跟去想都能一眼看穿的谎话，却把赵顼和王安石给难住了。为了验证实情，他们先后派出了好几个调查组，历时近一年的时间，奔走于京师与西北之间，就想搞清楚到底是谁在撒谎。

为了兼听则明，调查组的成员包括了文官、宦官还有武将，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最终带回来的结果，却是一团乱麻——有言之凿凿从秦州到渭源300余里近乎杳无人烟的那条河谷里连一顷荒田都找不到的，也有声称该地荒田何止万顷，几万顷都有的。更有一堆打酱油或是和稀泥的说一顷没有倒不至于，万顷那是吹牛皮，但几百到几千顷还是有的。

所以直到最后赵顼也没搞清楚那个鬼地方到底有多少荒田。只能任由王安石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下令王韶屯田，谁也不许再讲屁话。

好笑不？

这事放在今天，调颗卫星或是派架飞机去现场开个直播，一切都一目了然。可搁在一千多年前自然没这个条件，再加上赵顼一辈子没出过京师，王安石更没去过西北，所以即便心中有怀疑，也没有扎实的证据。至于看地图，嗯，那个年头的地图，说它画得比今天幼儿园小朋友的涂鸦还抽象可能有点过分，但也没离多大的谱。所以他们要想知道真相，除了借用别人的眼睛和嘴巴，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场。所以哪怕再忠诚的臣子，也不敢保证每次都说实话，甚至有时他们会觉得要为国为民就得讲假话……即便有人讲真话，但淹没在一堆假话中，你又怎么分辨谁忠谁奸、谁真谁假？

这只是河湟开边过程中的一件小事，问题不大。而河湟开边在宋朝的历史中也无碍大局，甚至可以说整个宋朝在中国历史上也仅是沧海一粟。之所以要讲这么个故事，是因为其具备一定的普遍意义——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的帝王将相在治理他们的国家时，面对的也同样是类似一顷与万顷之间那样巨大的信息差，然后全靠连猜带蒙的试图寻找一个正确的答案。

而他们这么干的，就叫“治国安邦”。

01

关于怎么治国的问题，历朝历代的无数先贤给出过无数的答案。比如儒家鼓吹仁者无敌，老对头法家就主张严刑峻法，当然最受人追捧也流传最广的还是老聃的那句“治大国如烹小鲜”。

这就有点难为人了。因为君子远庖厨嘛，所以别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皇帝了，就算出身贫寒的大臣大多也没怎么进过厨房。所以你指望这些连起锅该先烧油还是先下葱姜蒜都懵然不知的家伙，能煎出什么样的小鱼？

但几千年来，却就是这样的人把这个国家和无数子民当小鱼一样，煎了一遍又一遍。

然后端上餐桌的，不是黑暗料理就见鬼了。

所以一次次的朝兴国灭，看似城头变幻大王旗，实则换汤不换药——如果把姓爱新觉罗的辫子剪了再套上玄衣纁裳、戴上通天冠，然后管康雍乾叫秦二百世、三百世什么的，看上去基本也没啥违和感。

也就是说两千多年的时间过去，甭管皇帝换成姓刘的、姓李的还是姓朱的、姓爱的，其实玩的还是姓嬴的搞出来的那套游戏规则。差别只是枝节上的，而根本别说进步了，没准还往后退了一大截。

直到洋鬼子打进来，过去的那套祖传的玩意再也玩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去改、去变。可在没有强加外力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传统的那套ZZ生态别说成长进化了，连修修补补的动力和欲望都基本欠奉？

因为从根子上说，从秦到清的几十代王朝、近五百个在位皇帝中，除了始皇祖龙，谁都不知道自己的这座江山，到底该怎么治理。

比如刘邦，他可是打着“伐无道、诛暴秦”的旗号起家的。既然秦政无道、秦法暴戾，理论上自然应该弃之如敝履。可不用秦政秦法，你让这个前县城混混、社会渣滓上哪儿搞出一套全新的汉政汉法来？

不过人家老刘脸皮厚，干脆打着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的旗号，偷偷照搬了绝大多数的前朝作业。实在是目标太明显没法生搬硬套的，比如郡县制，那就一半抄前秦一半抄三代，弄出个杂交品种郡国制——半分封半郡县，看着四不像，倒也能堵住不少人说三道四的嘴。

反正天下文章一大抄，治政也差不离。汉亡以后，无论曹魏还是司马晋，同样亡汉室不亡汉法，但在其基础上修修补补是免不了的。比如两汉倚重外戚的教训，就充分被吸取，从此皇后的娘家人基本就只得厚禄而无缘实权。与之待遇差不多的还有宗室，只有西晋不信邪，结果七国之乱后又遭八王之乱的痛击，自此皇帝的亲兄弟也落得个跟“防火防盗”差不多的下场。

再往后陆陆续续被加进这份黑名单里的，还有阉宦、勋贵、士族和武将。一次次王朝兴灭带来的血的教训，让历朝历代不停的给自家江山打上了各种补丁，这就叫“以史为鉴”。

既然是以史为鉴，自然就要在弃其糟粕的同时取其精髓。而打破旧有的条条框框重起炉灶，就是另一回事了。而从秦到清，无论是汉祖唐宗这样的人生赢家还是黄巢李自成这样的人间悲剧，最终的目标都是冲着自己当皇帝去的。既然想当皇帝，就跳不出始皇帝定下的那套陈规的拘囿，就只能在两千年里不停的原地打转。

02

可是谁都知道这套玩法弊端重重，只要陷进去就逃不掉治乱兴替，最多两三百年就得玩完。可包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想知道的是，不这么玩，难道还有别的玩法？

就算有人想到了，也未必有打破舒适圈的勇气。

可以说两千年来，只有一个始皇帝白手起家搞创新。剩下的都是萧规曹随，顶多以史为鉴一下，但也只能算是战术上的调整，谈不上全局上的变革。

所以教员之伟大，只有始皇帝可以相提并论——也只有这两位几千年出一个的伟人，才是实打实的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建立起一个新中国。

差别只在于前者让大一统的理念深彻入每个中国人的基因，而后者则让这个国家的人民真正的挺直了腰杆，头一回尝到了当家作主的滋味。

当然近现代史不是我的菜，很容易把号搞没，所以我们还是讲几百几千年前的事。

秦以法家治国，汉朝虽然有个刘彻挂起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羊头，但卖得仍是法家的狗肉。但在魏晋以后，法家式微，儒家也不景气，整个中原思想混乱、群龙无首，遂有四百年乱局，让胡马夺去了半壁江山。

隋唐虽然在名义上重儒尊孔，但实际上并不怎么把儒家当盘正菜。也正是这样的相看两相厌，也使得后来有资格蹲在孔庙里陪祖师爷吃口冷猪肉的历代孝子贤孙累计高达156人，而堂堂大唐却仅有韩愈和陆贽两人入选，能被汉（12人）、宋（35人）、明（17人）等朝甩出八条街去。就算是跟元（6人）、清（6人）这样的异族王朝比，都是一副丢人现眼的衰相。

唐朝实际上是以武立国并以武存国。所以哪怕被个安史之乱折腾得就剩下一口气，也能继续苟延残喘个百五十年。直到军头们被惯得越来越嚣张跋扈，想要鸠占鹊巢了，这口气才咽了下去。

晚唐及五代的深刻教训，让北宋的赵家皇帝别无选择，只能崇文抑武，儒家才终于熬出头——所谓儒家治国，其实就始自于宋朝。在此前要么根本上不得台面，要么就算被拎上来，充其量也就是个花瓶或者摆设。

所以儒家治国，满打满算也就一千年的时间。那他治得咋样？用四个字形容就是一塌糊涂。

两宋崇儒崇得最彻底，都“与士大夫共天下”了，可得到的回报却是被这帮满嘴忠孝节义的孔门子弟连续两次卖给异族。而儒家的自作孽不可活，连最终的赢家蒙古人都鄙薄不已，不但停了让其视若性命的科举，还把他们从云端一脚踹落尘埃——都“九儒十丐”、把臭老九的名号盖章定论了，儒家还有什么蹦跶的机会？

朱元璋对儒家亦然十分厌恶和警惕，拎起刀子一茬一茬的杀。只可惜明朝有十六帝，但像朱老板这样的强人狠人只有一个。否则面对朱老四“夷十族”的威胁仍夷然不屑的方孝孺，为啥在洪武年间就老实得跟个灰孙子似的，丝毫不敢闹腾？

当然朱家的种大多数都是倔驴，都想像祖宗那样大权独揽，于是与指望像宋朝那样“圣天子垂拱而治”的士大夫之间的矛盾自然无法调和。可不敢用宗室外戚，对武将更不信任，只能偶尔拿不争气的宦官废物利用的朱家皇帝，又不得不与他们共存。

文官开始在屠刀和廷杖的威胁下还算老实，但随着皇帝越来越平庸和弱势，就变得越来越胆大包天和欲壑难填。直到嘉隆万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能在ZZ和经济上主导大局，并快马加鞭的推动着大明王朝跌入万丈深渊。

反正谁越是把儒家当爹，就会死得越快越惨。

所以还是爱新觉罗家的那套管你三七二十一，统统是奴才的B政，偏偏最治儒家的病。再加上文官在异族统治者面前一贯的软弱，所以才有了清朝中前期堪比汉唐的勃勃生机与开拓进取。

但满洲人的文明程度毕竟太低，指望他们从根本上打破成规搞革新，无异于缘木求鱼。所以尽管清朝在传统治理+以史为鉴这条赛道上做到近乎极致，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到，立马天崩。

于是玩了两千年的那套治术，终于到了玩不下去的那天。

03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教员在1945年的七大上发表的名为《论联合ZF》的ZZ报告中做出的伟大论断。

也正是这种与普罗大众最紧密的联系，让他所领导的党和军队在最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所以到了今天，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仍然是这个国家和ZF最根本的奋斗目标。

早在周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年），《国语》中就有了关于“料民”、即人口普查的记载。在此后的近三千年时间里，我国的人口从几千万增长到了十几亿——想必除了像司马衷那样的天生BC，每个统治者心里都清楚一个异常浅显的道理，那就是只要抓住了绝大多数子民的心，他们的江山就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真正的跳出治乱循环这个三界外，不在王朝兴替的五行中。

然而历朝历代的君王在寻找ZZ同盟时，把诸侯、勋贵、卿相、士族、军阀、士大夫以及宗室、外戚、宦官等等一众群体翻了个遍，却始终是在“绝大多数”的对立面里打转转，连朝外边的广阔天地瞅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为什么？

子曾经曰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管老夫子说这句话的本意是什么，也不管这句话的正确断句应该怎样，又有谁在乎呢？当然是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意思去理解、去宣扬。

所以说到人民，在近现代前其实跟我们这些普罗大众并不会产生任何的联系。甚至“百姓”这个称谓，一度也是咱们配不上的称谓：

“民之彻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而物赐之姓，以监其官，是为百姓。”（《国语·楚语》）

看到没，在战国之前只有贵族和官员才有资格拥有姓氏，才配得上叫“百姓”。只是后来因为户籍制度和征兵的需要，人家才不情不愿的赐下恩典，百姓才成了百姓。

但贵人老爷口中的“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与这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无关。在需要给自己的行为和主张笼罩上一层高大上的外衣时，他们口口声声不离一个“民”字，什么吊民伐罪，什么解民倒悬，什么爱民如子，什么取信于民……简直数不胜数。可你要偏跟他较较真，他们真正的嘴脸立马暴露无遗。

熙宁四年（1071年）时，时任枢密使的文彦博因变法事宜与王安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为甭管变法派还是保守派都自诩代表民意来指责对方，赵顼就觉得很滑稽。尤其是在文彦博言之凿凿“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后，他终于忍不住吐槽了一句“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你老文虽然成天把百姓挂在嘴边，但谁不知道是变法触动了自身利益，才不顾体面的竭力反对？赵顼直接揭穿了保守派的真面目，说起来也挺刻薄的，丝毫不给老臣、重臣留面子。

谁知文彦博闻言毫无愧色，反而疾声厉色的反驳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以上皆摘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熙宁四年三月》）。

真他娘亲的振聋发聩啊！直接就把赵顼给干没电了，根本不知道怎么把这个话茬给接下去。

话说老文也是个实在人。因为他说的这句话，不仅在场的人都心知肚明，而且历史上几乎所有像他们一样位高权重之人，有哪个是悟不出这个道理的？但有的事情，心里知道就好，说出来就不仅难听，而且难看，更糟糕的是以后还怎么装清高、说大话？

如果把文彦博这段话中的“士大夫”换成贵族、士族、军阀什么的，再随便扔到历朝历代中的任意一个去，保证都能对号入座，绝对不会有任何例外。

04

所以说，绝对不会有任何人选择“与百姓治天下”。

就算想，也做不到。

毕竟那个高高的皇位上，只能坐一个人。而只要坐上了那个位置，哪怕是亲如父子妻女，也甭想再奢求信任二字。只要有机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可能性都难说会不会更大些。

就算皇帝想亲民、想与民共治，又没有千张口万只脚，所以只能假他人之手。而他所能借重之人，也只能是官员。

然后得到的回报，必然又是一顷地与万顷田间的一团乱账。

早在春秋战国直至秦汉，大量蓄养门客、奴婢·就是权贵者的标志。哪怕到了隋唐，在此基础上豢养部曲——就是具有私兵性质的奴隶仍是普遍现象。即便到了明朝，通过投献、卖身等方式依附于严嵩、徐阶这样的达官贵人门下的奴仆高达数万人，也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人口与土地，是传统农业社会最具价值的财产，在过去的数千年内从未改变。历代的权贵者最热衷于干的也是拼命的兼并土地，同时逼迫失去土地的农民给自家为奴。奴隶，这个在教科书中应该在始皇帝一统天下后就被抛进历史垃圾堆中的东西，其实在过去两千年中一直普遍和大量的存在。就像明朝，我们都知道其人口规模早已破亿，甚至可能超过两亿。可在明朝官方统计口径中，户籍人口——即给皇帝和朝廷纳税的“天子顺民”，最多的时候也就六千多万，剩下的那一大半跑哪去了？

当然是被朝中以及地方的权贵、官绅、地主吞没了。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历史上从来都是个笑话。要是某天某位皇帝陛下突然良心发现了、觉悟突破了，想要“与庶民共治天下”了，弄不好他连真正的“庶民”都找不出几个来。

因为大多数的民众，根本不属于他，更不会听他的，而是那些每天对着他三呼万岁的所谓臣子的私人财产。为什么自古皇权不下乡？因为根本下不去，下去了也没人听他的。

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句话，可并非只在欧洲有效，东西方都一个熊样。

所以聪明人对此都门儿清。比如那个因为说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惹得农民皇帝朱元璋暴怒、差点将其逐出文庙的孟亚圣，在回答如何治国这个问题时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孟子·卷七·离娄章句上》）

这就有点实在太掉价了，也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孟子不受待见，也因此有无数儒家的孝子贤孙拼命的想替副祖师爷把话圆回来。比如把上述那段话中的“不得罪于”，解释为“媚于”的反动——就是不让权贵抓住皇帝的过错，好叫他们信服仰慕。他们信服仰慕了，老百姓也就跟着信服仰慕了。如此一来，全国就都信服仰慕皇帝了，再想干点啥反对的人就少了。

话虽难听，但却实用。历史上的那些强盛安定的王朝如汉唐，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皇帝善于团结以及拉拢各大利益集团，起码不侵害到他们的根本利益。有了这些人的支持，皇帝才能要兵有兵要粮有粮，甭管干点啥都事半功倍。相反像王莽、杨广这样的摆明车马就是要跟世家大族对着干的，最终的下场都凄惨无比。

再如明朝，除了朱佑樘等寥寥几位外的大多数朱家皇帝，都与臣子的关系势如水火。只不过一开始谁也奈何不了谁，还能凑合着把日子过下去。直到嘉靖年间，不但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又有南倭北虏哪个都收拾不了，局势的平衡才被打破。

话说铁杆的保皇派张居正当时有多牛批？都“吾非相，是摄也”了，那他为啥最多也只敢弄个一条鞭法，而不敢直接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是他不知道还是没意识到？别扯了，雍正搞的那些玩意没一个是原创，统统都能在明朝找到原型。那为啥清朝就能咔咔一顿杀把事情给搞成了，而老张就只敢打个擦边球？

原因很简单——北宋时晁仲约知高邮，逢有盗袭城。晁知军不敢打也不敢逃，干脆以牛酒犒劳贼军，试图祸水外引，其罪当诛。可当宰相的范仲淹却坚决反对，面对富弼的质问，他是这么回答的：

“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他日手滑，恐吾辈亦未可保。”

不得罪于巨室，不背叛自己的阶级，哪怕公正刚毅如范文正公亦不能免俗，更何况聪明绝顶的张文忠公乎？

05

“即云不见诸侯，因何又见梁惠王”——古来圣贤都这副熊样了，更何况绝大多数的庸碌者？

即便像二凤这样的千古一帝已经悟出了“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真理，即便他曾兴高采烈的以为“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但最终还是发现到底谁落入了谁的彀中，还真不好说。

所以贞观大帝拼了命的治理他的江山二十三年，最终真正落入彀中的平头百姓，也只有马周一人而已。

这么高难度的活计，李世民都搞不定，谁敢说自己就行？所以还是干点力所能及的吧，不就是“不得罪于巨室”吗？

所以汉与勋贵共治天下，唐与士族共治天下，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明朝尽管不情不愿，但最终朱家皇帝还是被文官们给活活玩死了。

还是满洲人看得明白——都是帮给脸不要脸的玩意，干脆统统打为奴才，这个江山不就是朕自己说了算了吗？

谁都知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真理，谁都清楚“二凤推论”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可谁都做不到，咋办？而且他们更清楚的是，民众的力量就像一座休眠中的火山，一旦令其爆发出来，足有毁天灭地之能。

那咋办？愚民呗！

都知道土豪劣绅大肆吞·并人口和土地是在大挖特挖自家的墙角，可十个皇帝里九个都在半听之任之，或者干脆眼不见心不烦。碰上两宋姓赵的那种奇葩，还会举起双手双脚大力赞成，生怕自己的臣子们没吃到活活撑死。

为啥？从商鞅开始，疲民弱民就是历朝历代心照不宣的国策，目的无非是“使民无瑕顾及他事”。就是通过高额的税收、繁重的徭役等手段拼命的压榨民众，最好饭都吃不饱，每天为了口吃的疲于奔命，就无暇关注ZZ诉求或成天琢磨反抗了。

同时千万千万不能普及教育，让老百姓都有了文化、长了见识，能分辨是非善恶，那可就彻底完犊子了。

不但要压榨、使其愚昧下去，还要污名化。

我们今天所指的，也是在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被权贵者动辄挂在嘴边当牌坊使唤的人民大众，在那些个年头里被通常被称作群氓、黎民（黎指黑色），或叫苍生（苍指草木）、叫布衣、叫庶民。反正让你一听，就产生低贱的感觉，甚至被视为没有自主意识的生物。所以别指望高高在上的老爷们会慷慨的赐予这样的人什么权利，更别指望他们会理睬你有什么诉求。

成百上千年下来，群氓、苍生们被驯化得见到升斗小吏都自动自觉的跪地叫大老爷，人家一瞪眼连话都说不出来，目的也就达到了。

搞到最后，搞成了我国作为全世界各大文明中爆发农民起义最多的那个，到头来纯粹的农民就朱元璋一个，可见这套把戏让人家玩得有多成功。

06

1992年，在跟老布什竞选美国第四十二任总统的电视辩论时，面对前者絮絮叨叨的老生常谈，克林顿毫不客气的打断并喊出了那句至今让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名言——笨蛋，关键是经济（It’s the economy, stupid）！

发展经济，是改善人民生活最有效的手段，在今天已经是普遍的共识。即便抽象如三哥，也不忘时时刻刻把鸡滴屁挂在嘴边，这才有了继续瞎折腾下去的动力和勇气。

可在近现代以前，可曾有哪朝哪代把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立国之本的高度上？

没有。无论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煌煌功业都是建立在开疆拓土、一统华夏上。即便因此搞出什么汉武盛世、贞观之治，也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锦上添花而已。更何况古代的治世盛世，基本都存在于一场规模浩大的战祸乱世之后，人口被消耗得十存二三，但土地还是原来那么多。哪怕官府什么都不做，想填饱肚子的难度也大大降低，治世盛世什么的不就来了？

最倒霉的是康雍乾——稀里糊涂的搞什么摊丁入亩，搞得老百姓没了后顾之忧放开了生，结果活活生出来个“饥饿盛世”，成了无数人口中的笑话。

至于主动自觉的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从秦到清，几乎找不出一个例子。无论是商鞅、王安石还是张居正，他们变法革新的首要目的无非“富国强兵”四个字，老百姓的死活还排不上号。

要不然何至于到了几年前，我们才彻底摆脱贫困，让所有的人民都免除了饥饿之虞？

原因就在于皇权时代，犯不上也不可能与人民结盟。剩下的可选择的对象，也就只剩下孟子口中的那个 “巨室”了。

所以发展经济有啥用？直接剥削、掠夺就行了。至于这么干的下场，就是一次次的治乱兴替、王朝更迭，可谁又能想出什么两全之策？

前文说过，历朝历代但凡是个能站得稳、存续时间超过百年的，基本都是能与当时的“巨室”保持良好的关系。当然皇帝只有一个，而巨室千千万，选择面还是很广的。这时选谁不选谁，就成了个技术活。

秦朝选择法家，结果后者治乱是把好手，兴平却只会火里添油。汉朝就吸取了教训，学会了“内王而外圣”，延迟了大部分矛盾爆发的时间，才能享国四百余年。但汉末后持续战乱，士族乘势而起，终于一家独大、无人可制。甭管哪朝哪代摊上士族都是白给，甚至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这种奇葩——虽有个“共”字，但谁都知道当皇帝的司马氏，不过是傀儡而已。

尤其是在南北朝，最多不过几十年就有朝兴国灭，可以说都是士族捣的鬼。所以也逼得隋唐豁出老命去，也要跟士族斗到底。

要干人，当然军队最拿手。所以唐朝以武立国、以武存国，确实把诸如崔卢李范等顶级门阀祸害个稀碎，但也自食其果，毁在了藩镇割据之中。

按下葫芦浮起瓢——赵匡胤只能选择与文官结盟，崇文抑武。于是儒家趁机独大，祸害没了两宋，又生生坑死了明朝。

清朝照搬了明朝的绝大部分作业，又吸取了元朝的教训，所以只信任本族人，剩下的统统贬为奴才。不过这种微妙到毫颠的平衡术，也就康雍乾才勉强玩得转。但到了乾隆后期，随着八旗子弟的普遍堕落，其实也运转不下去了。

所以在弘历执政后期，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对汉人士大夫做出了极大的让步。也正是有了士大夫的支持，清朝国力中衰后仍能勉力维持，若非不巧遇上了洋大人，还不知会苟延残喘多久。

只是绕来绕去，又绕回了宋明的老路。

所以还是那句话——皇权不除，儒家不倒，或者说要是没有那个百年国耻，经过最深刻的精神幻灭和思想启蒙，这套治乱循环的治术不知还要重复多少次。单纯想靠内部力量实现彻底的变革，基本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