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后的西南联大，因为生活日渐贫困，师生们如何"被逼"左倾？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西南联大校方为提倡学术风气，于1943年至1944年举行了100多场学术演讲，例如“建国问题十二讲”“国际情势十二讲”“文史学十四讲”“宪政问题十讲”等系列讲座。

1943年3月，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在日记中写到奉“史地教育委员会”之令筹备“史地讲演会”，他负责讲“西藏历史”。4月29日，他还为中法大学学生讲演“中国传记文”。

1、生活的日渐拮据

在这种气候下，埋首学术既有上述皖南事变后政治低潮的外因，也有学生热爱学习的内在动力的推动，也与学校当局有意提倡学术、借此转移学生的政治热情有关。

但当局举办学术讲座的用意不仅在于引导学生从外向超越转向内向超越，从政治转回到学术，也是借此补贴和拉拢教授。

国民党联大区党部书记姚从吾是讲座的筹划者，由于他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私交很深，故联大区党部得到了组织部拨给的充足经费，遂以讲座费的形式发给教授。

教授每次讲座大概能得到二三百元的报酬，随着物价上涨，到1945年增加为5000-6000元（次）。

为拉拢教授，姚从吾还办了一个名为《当代评论》的学术刊物，以发稿费的形式补贴教授。1944年5月，昆明新出现民盟的刊物《民主半月刊》，每千字稿酬800元，堪称当时的最高稿酬。

郑天挺劝姚从吾也设法提高《当代评论》的稿费。正在这时，朱家骅突然离任组织部部长一职，联大区党部的经费从此大成问题，郑无奈感慨：“从吾亦无从设法矣。”

学生的课外娱乐被聊天、种花、泡茶馆等填满，教授也须通过学术讲座来补工资之不足，凡此，均说明教师和学生都日益贫困了。随着战争的持续，物价节节攀高。

郑天挺在日记中记录了从1939年11月到1940年7月伙食费的上涨情况，从1939年11月到次年7月的半年间，郑天挺每月伙食费由31.69元增至82.99元，翻了两倍不止。至1942年，物价上涨速度更快。而从1942年2月2日到2月4日，短短3天，米价由每石260元涨至400元，一个月后更暴涨至700元，一月之间涨了3倍。

3月31日，郑天挺领到了当月工资，包括“联大教授三月薪四百四十元，联大津贴六十五元，部拨三月生活补助费七十元，部拨二月食米津贴四百十四元（六口每口六十九元)。联大学术研究费一百五十四元（依原薪百分之三十五)。联大总务长三月车费一百元，云大讲师三月薪一百二十元，共一千三百六十三元”。

他不禁感慨：“国家战时养士之优之厚，可谓至且尽矣，然不于经济物价加以统制，公务员与教职员之生活终无所济也。”

联大常委蒋梦麟的情况颇能代表当时教授的“穷”，蒋梦麟的夫人陶曾谷早在1940年就抱怨入不敷出。至1942年4月，蒋梦麟的收入甚至供不起3个子女读书，每月入不敷出，靠在外担任顾问（月薪1000元），才勉强解决生活问题。

此外，杨振声和陈雪屏也先后出卖所藏字画，以补家用。

教授生活的日益贫穷，不仅体现于物价上涨，也经由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可见一斑。战前北大教授的收入足可维持全家生计，教授夫人大多不用亲任家务。抗战爆发后，“生活艰难，诸家太太莫不纷纷自谋生财之道”。例如，联大图书馆主任董明道的夫人开设“雅洁食堂”，郑天挺、樊际昌等教授纷纷前去就餐，以照顾生意。

郑天挺感慨道：“抗战以来，最进步、最能适应环境者莫一般太太。”

在昆明有家的人如此，许多家在沦陷区而“沦为”单身的教授，更须自食其力，“盖昔日所不愿作、不屑作、不能作者，今日莫不自作之也”。以郑天挺为例，由于洗衣店价格太贵，于是洗衣缝补均亲力亲为，甚至由于搓洗手法不当而搓破了手指。

其他孤身一人在昆明的教授，如罗常培、姚从吾、许宝騄等也是如此。在昆明有家的教授则时常请这些“单身先生”来家吃饭，改善生活，如郑天挺曾受邀去钱端升家吃饭，由钱的夫人亲自下厨招待。

2、贫穷的感同身受

生活的每况愈下，促使他们的立场渐渐发生分化，有的人主张服从抗战大局，对贫困采取忍耐态度，有的人则从贫困中渐渐生出“觉悟”，忍不住要抗议。

1943年5月，多位联大教授提议召集教授会议，专门讨论生活问题。会上，吴之椿、杨西孟、燕树棠等人主张要求当局按当前物价，将教授待遇提高至战前40元的标准，如当局不同意，就绝食，并向社会募捐。姚从吾、陈雪屏、罗常培、郑天挺等较稳健的教授主张顾全大局，不要向外发表，反对绝食、募捐、辞职等激烈行动。经过争议，稳健派占了上风，决定不对外发表，派周炳琳、吴正之、陈雪屏三人赴渝向蒋介石反映情况。

由此事可见，那时教授们虽在政治上已开始分化，但最为关切的还是抗日，尽管个人生活愈发困难，仍然选择捐弃政见的不同，共度时艰。

又加上战时许多人孤身在昆，暂时脱去了身家之累，共事氛围总体上较为平等和谐。

学生的生活相较于教授更苦些，大部分靠贷金维持生活。

贷金制度自1938年开始实行，最初规定凡家在战区而又断绝家庭接济的公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都可以申请贷金。贷金分全额半额两种，全额每月8元或10元，半额每月4元或5元。至1940年，由于物价激涨，法币贬值，10元的贷金数额已完全不敷使用，于是改订办法，规定每人每月按大米二斗一升的时价，加上厨工燃料油盐等费用在内发放贷金。

按照这一办法，贷金数额随米价的上涨而不断上涨，比较适合通货膨胀的情况。虽然贷金只面向战区生，但非战区生可以申请“补助膳食贷金”，待遇基本与战区生相同，因此，广义上的“贷金”几乎覆盖全部学生。

事实上，即便出身于国民党高级官员家庭的齐邦媛亦因其东北籍贯而属于“战区生”，得以申领贷金，遭到左派同学的讥讽：“有些人家长在重庆做高官，还每个月领公费，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脸皮厚！”

此外，贷金虽名为“贷”，意即学生毕业后必须偿还于政府，但因法币不断贬值，等到学生毕业后，当年所贷的“数目”已经一文不值了，“贷”成了一纸空文。

虽然战时贷金基本做到全覆盖，但昆明是全国物价最高的城市之一，在别的学校，贷金基本可以维持伙食，联大学生却还得另筹一笔钱才能吃上大米掺谷子、稗子、砂子的“八宝饭”。

筹款的方式，以家境好的学生而论，靠家庭汇款，如联大外文系学生许渊冲就时常收到其父的汇款；家境不好或因战争而与家人失去联系的学生只好做兼职。

联大学生一半以上都做过兼职，最常见的兼职是中学教师，昆明的几十所中学几乎让联大学生承包。昆明的中学也乐于聘这些“高材生”，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知识水平高，也是因为学生可以“杀价钱”。其他的兼职形式还有“像报馆跑外勤的，金店当师爷的，电台播音的，在电影院里作广告员或是翻译说明的，作电灯匠的，作小本经营的，机关里当科长秘书的，作邮务员的，甚至于从前昆明鸣午炮夜炮的，莫不有联大同学”。

甚至连郑天挺在日记中所感慨的“家世较男生为富”的联大女生，也在普遍地兼职做家庭教师，联大常委梅贻琦的女儿就在做家教。一位联大女生抱怨自己拮据得无钱买新衣，只好“大褂破了改小褂，袜子补了又补；以前不要的衣服全从箱子底上捡起来‘翻新'，又再穿上身”。

生活的日益贫困促使学生渐渐关心社会、关心政治。一位在邮局兼差的联大学生，为供自己及弟妹生活，每天从下午6点兼职到半夜1点，白天还要上课。这样的结果，自然是牺牲了功课，因此各科成绩没有一门超过40分，不被学校开除已属万幸。

这位苦学生稍有闲暇，就躺在床上养神，自然没有多余精力参加课外活动，他不禁思考：“为什么做一个人竟是这样的辛苦。眼见旁的同学正努力在充实自己，而我们则为了生活，捐出大部分时间，让大好年华白白地被耗费掉。这个，该向谁控诉呢？”

或许这属于极端情况。再举一例，某学生抱怨学校的“八宝饭”永远也煮不熟，抱怨菜里无盐又无油，可是当他看到学校旁边住在茅棚里的贫民带着他们仅有的洋铁罐来搜索学生的残羹冷炙，这位尚有同情心的学生不免要质问：“中国的问题在那里！”

事情就是如此，相当多的学生半工半读的结果是他们渐渐接触社会，否则如果像从前那样过少爷小姐的生活，就很难对底层生活产生真切的同情，也就不会进一步去思考社会制度问题。

3、山河破碎下的百姓苦难

自身处境的贫困化，又加上耳闻目睹的社会苦难——例如拉壮丁，这就极易促成主观利害客观化，个人的不满与社会的不公相互激荡，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对社会现实的同情心。

常见诸时人著述的是对拉壮丁现象的同情，例如联大常委梅贻琦在1941年去泸州的船上看到这一幕：

房门外兵士坐卧满地，出入几无插足之处，且多显病态，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疮，四肢头颈皆可见到，坐立之时遍身搔抓。对此情景，殊觉国家待此辈亦太轻忽，故不敢有憎厌之心，转为怜惜矣。

联大常委兼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在视察湖南和贵州等地时，也注意到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于1941年7月专门写成报告上呈蒋介石。

据他的报告，“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踟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蒋介石看到报告后即派人实地调查，发现实际情况远更糟糕，于是处决了兵役署长及其他数位负责征兵的官员。

据蒋梦麟调查估计，全民族抗战期间，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人数不低于1400万人，可见当时人命如草。

1944年11月，国民政府兵役部部长鹿钟麟在工作报告中提到抗战以来征兵数目已达1100万人，但实际到达战场的尚不及500万人。考虑到其时尚在1944年，抗战尚未结束，这已属不小的数目。

对于战时底层百姓的苦难生活，不仅教授同情之，大学生们对之更抱恻隐之心。

武汉大学学生杨静远目睹大渡河上的一幕：

一长行褴楼的拉纤夫，四肢着地，爬在那条竹索下，“哼唉哼唉”有节奏地唱着。多半是小孩子，趴在地上远看就像一排挂着破布条的猴子。那声音悲惨地在我耳里响着，一处来了，一处又起。终于我忍不住眼泪。看看眼前这种非人的人生，我还能想到自己吗？我还能存任何自私的念头吗？我还舍不得牺牲吗？我深深地觉醒了。

4、左倾的贫穷因素

以往的研究多强调“民主斗士”闻一多左倾的原因是生活窘困。闻一多生活确实困难，但当时联大教授几乎人人匮乏，不独闻一多如此。据新披露的史料，1943年，“闻一多在中法兼课，并有家馆，月修至四千五百元，选译新诗，一次送二万元”。

此外，闻一多从事篆刻也有收入。何炳棣回忆，1944年闻一多在昆华中学兼职，不但得到校方拨给的原作医务室的一座楼房的二楼一整层的住处，而且还得到每月100斤米和10个银元的薪水，可谓相当优厚。从现有史料看，闻一多并不比其他教授更穷。

相反，郑天挺在日记中认为闻一多是教授兼差创收的典型：

外间传言在校行政首要，院长、各长、常委等每月校中均另有补助。此种澜言，令人闻之愤怒！校中最苦者，莫若负行政责任之人。教授中大多数兼差，且有兼至三四处者。莘田尝言，闻一多在中法兼课，并有家馆，月修至四千五百元，选译新诗，一次送二万元。唐立厂家馆月修至六千元。又有人在他校兼院长及系主任者，惟在校任各长者绝不能兼。各教授在校任课少者四小时，多者八小时，八小时者为数无几，惟任各长者有一定办公时间。政府规定之特别办公费，每月六百元，任行政责任者均辞谢不受，更何况特别补助耶？他人不尽知，若勉仲、子坚与余，皆负债累累。

在这段话中，郑天挺明显感到委屈、愤怒。作为校领导，他非但不能兼职赚外快，反而需要付出更多时间用于行政办公。所谓行政首要“另有补助”也并无其事，国民政府教育部曾规定发给联大各院系主任及总务长、教务长、训导长以特别办公费，均被他们辞谢不受，理由是当局应“一视同仁，统筹维持，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均平之谊，且令受之者无以对同事”，故“未便接受”。

那么，闻一多为何左倾？根本的原因还是战争。

抗战中后期，闻一多的生活虽然在教授里不算最苦的，但相比于他自己在战前的生活却苦多了，他对贫穷的体会主要不是横向对比，而是前后纵向对比。当他的纵向贫困感遇到横向的社会贫富差距时，就极易产生共鸣。这是闻一多日益左倾的社会基础。但是具体到他为什么左倾，其他教授为何没有左倾，不同的人在面对同样的社会环境时为何做出不同的选择？这就不能不考虑个人因素。

毕竟，在大家都穷的情况下，陈雪屏、查良钊却选择紧跟当局，贫穷并没促进他们的革命化，只是促进了以闻一多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革命化。

事实上，闻一多对底层的苦难生活怀有同情乃至负疚感，由此产生对当局的强烈不满。联大地下党员马识途曾陪同闻一多散步，在路边沟里见到一具倒毙的壮丁的尸体，“穿着一条短得实在不能再短的草绿色短裤，仰卧在沟边，骨瘦如柴，两个眼睛暴突着，两只枯藤般的手向天空高举着，好像是在对天抗议”。

壮丁尸体横陈路边是当时随处可见的现象，属于“城市风景线”，可闻一多却仍然情不自禁地站住，看着这具尸体，眼神很是复杂。后来，他在唐诗课上讲杜甫的“三吏”“三别”，认为国民党对壮丁的虐待比唐肃宗时还要残忍。

1944年12月，郑天挺在日记中提及冯友兰曾对他说：闻一多“近日激于对军队之同情，故复大谈政治矣”。这与马识途的回忆是一致的，即闻一多的革命化不仅与他自身境况的艰难化有关，也含有对底层农民的同情。

5、同情还是内疚？

抗战时期农民的徭役极重，知识分子因“看见”他们的生活而产生同情和内疚。

闻一多说：

“八年抗战，中国国家的收获不能算少，然而于人民何所有？老百姓的负担加重了，农民的生活尤其惨…所谓中国愈战愈强，大概强的是国家而不包括人民”，这样，“国家和人民便对立起来了”。

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大学教授起初支持国民党乃至加入国民党，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与当局共度时艰，以打败日本侵略者。既然抗战的战果为少数特权者所垄断，与人民无关，那么国民党通过抗战获得的统治合法性就动摇了。由此，闻一多渐渐走到国民党的反对面。

许多青年学生的左倾也是循着相似的逻辑。

1941年至1945年就读于武汉大学的杨静远虽不是西南联大学生，但她的日记是难得一见的关于“政治觉醒”的自我分析文本，姑且以她为例试作分析。

1942年5月，杨静远在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她在日记中如是描述当时的心情：

我对于我现在这种生活颇欣赏，可以说是心醉。我像生活在一种纯性灵的享受中。我有朋友，我有灵感，我一天天地觉得在进步，我有完美的家庭，我有赏识我的师长，我有重视我的同学。我在无论任何人群中都占有很优越的地位。但，每当讨论时局时，我就被一层阴影罩上了。缅甸已全部失去了，战事节节败退，前途似乎无望，个人的幸福是空的。

杨静远意识到即便自己比其他同胞优秀，一旦国家没了，做“人上人”的意义何在？难道在亡国之后的殖民政府中做“买办”，帮助异族来统治同胞吗？

在1944年3月的日记中，她写到自己拒绝了一位男同学的求爱，眼见对方借酒浇愁，她对自己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他竟在晚上走进酒馆，想用浓烈的酒精来浇熄满腔沸腾的情感。他是被我摧毁了，被我这狠毒的自私的人！我有这权利吗？他，一个同胞，一个中国的青年，纯洁，诚实，也许将来也是国家建设的一个基本分子。我还说什么爱国，说什么挽救危局，担负振兴民族的大任，我的私人行为在破坏，在毁灭！我错了！在我心里“女性”的要求战胜了“国民”的要求。

在寻常情况下，恋爱应基于双方意愿，落花有意而流水无情，原属常情，可杨静远却上升到批评自己不爱国、不配做“国民”的高度。

如此“上纲上线”，原因就在于那是一个政治热情格外高涨的时代，特别强调个人应报效国家，任何无助于国家的个人行为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因此，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那个时代发生了深刻的纠连。国家叫个人献出一切，安于受苦，按照权责对等的观念，国家就必须对个人负责。如果国家对老百姓不负责任，例如滥征壮丁，那么个人对国家的信任就必然要动摇。

时在国立第二十二中上学的王鼎钧回忆起那个时代认为：

服从！服从！代价何其沉重！抗战救国要每个人付代价，付很大的代价，可惜由于专制，可以任意挥霍，不肯精打细算。有多少人，“抗战”不需要他们死，他们死了，不需要他们残，他们残了，不需要他们破家，他们赤贫了。除了敌人的残忍，这里面还有我们自己的残忍。

抗战期间，教授和学生不约而同的政治化，其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国家政策的牺牲品，战时他们为国家利益牺牲自己，战后国家却没兑现当初许诺的美好前景，他们自然对国家不满。1944年春，师生被压抑已久的政治激情又浮出水面，演成抗战后期大后方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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