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乾隆为弹丸之地砸7000万两白银？大小金川之战烧钱原因大起底

大小金川位于川西之地，其面积并不大，可谓是弹丸之地，人口也不多，总共只有数万人左右。但就是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先后两次爆发叛乱，导致大清朝鼎盛时期的乾隆王朝先后投入近60万兵力和7000万两白银平叛。

虽然平定大小金川叛乱被列为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之一，但是其付出的代价远比乾隆的其他武功要高得多，甚至超过乾隆平定新疆和西藏的代价。为何平定一个弹丸之地会平定的代价会比面积广袤的新疆、西藏更大呢？下面就来说说大小金川之战的高昂代价原因。

盛世迷局：7000万两白银背后的帝国财政账

在清朝历史的长河中，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统治时期被合称为“康乾盛世”，这一时期被认为是清朝国力最为强盛的阶段。然而，从国库储备的变化中，却能窥见盛世背后隐藏的危机与挑战。

康熙皇帝在位61年，他开创了盛世的基础，但其晚年吏治腐败问题严重，导致国库储备受到影响。康熙去世时，国库剩余2716万两白银。

雍正皇帝上台后，大力整顿吏治，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使得国库储备得到显著提升。经过雍正13年的努力，在他去世时，国库剩余3453万两白银。

这也就给乾隆奠定了基础，到了乾隆时期，清朝国力达到巅峰，乾隆中期国库储备更是高达8182万两白银。

然而，这份看似雄厚的财政储备，却在大小金川之战中遭受了沉重打击。两次大小金川战役耗费了7000万两白银，这一数字相当于乾隆中期全年的财政收入，超过了康熙平定三藩之乱、雍正征讨青海的军费总和，甚至连乾隆平定面积广袤的新疆也只用了3000万两白银。

可以说这两次大小金川战役的巨额花费，如同一个沉重的砝码，压在了盛世的肩头，成为盛世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

大小金川之战的军费开支清单，每一项都令人触目惊心。10万大军在川西高原驻扎长达五年之久，仅仅粮草运输这一项，就占据了军费的60%。

川西高原地势复杂，山路崎岖，交通极为不便，“运粮一斗，运费银至十四五两”，为了将粮食运送到前线，清朝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火器弹药的消耗在这场战争中也十分巨大。由于战场环境复杂，对火器的需求大增，万斤重炮等重型武器的长途转运损耗率高达30%。为了保证前线的武器供应，清朝需要不断地制造和运输火器弹药，这无疑又增加了战争的成本。

除了粮草运输和火器弹药消耗，官兵饷银、伤员抚恤、战后赏赐等隐性开支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10万大军的饷银，每月就是一笔巨额的支出。战争中难免会有人员伤亡，伤员的抚恤和治疗费用也不容小觑。而战后对有功将士的赏赐，也是激励士气、维护军队稳定的必要手段。这些隐性开支，如同一个个无底洞，不断地吞噬着国库的财富。

地理绞肉机：面积虽小却地势复杂

大小金川地区位于现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区域，地处大渡河上游，这里平均海拔3000 米以上 ，河谷深邃，峡谷深度超过1000米。在这片险峻的土地上，当地“蛮民”凭借着高超的筑碉技术，构建起了一道令清军望而生畏的立体防御网。

这些石砌碉楼高耸入云，最高可达十余丈，墙体厚度达2米，异常坚固。碉楼的枪眼设计独具匠心，既能够保证射击的准确性，又能为防守者提供良好的隐蔽条件。

在第一次金川之战中，清军主将张广泗就在奏折中详细描述了攻碉之难：“我是挖地道，断水源，特种部队全部都用了个遍，都是收效甚微啊。”

清军的火炮虽然威力强大，但命中碉楼后往往只能造成表面损伤，无法对碉楼的主体结构造成实质性破坏。而云梯在陡峭的山壁前更是形同虚设，根本无法靠近碉楼。

碉楼之间还相互呼应，形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可谓是“一碉易守，万夫莫开”。当清军进攻其中一座碉楼时，其他碉楼的守军可以迅速支援，从侧面或后方对清军进行攻击，让清军顾此失彼而防不胜防。这种立体防御网，让清军在进攻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川西高原的气候变幻莫测，如同一个无形的杀手，时刻威胁着清军的作战行动。这里的气候特点是昼夜温差大，天气变化频繁，常常是一日之内，四季交替。

清军每逢秋冬季节，就会面临“大雪封山，粮道断绝”的危机。在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清军的行军、作战和后勤补给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第一次平定大小金川战役中，3万清军被困于雪地长达三个月之久。在这三个月里，清军不仅要忍受严寒的折磨，还要面临粮食短缺的困境。为了运输粮食，清政府不得不动用大量的骡马，但由于道路崎岖，气候恶劣，仅粮食运输就折损骡马万余匹。

而当地“地无三尺平”的地形，更是让后勤补给雪上加霜。从成都运粮至前线，需要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山路，耗时长达3个月，而且人力成本极高，是粮食本身价值的20倍，形成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耗光”的死循环。

恶劣的气候还导致清军士兵的身体状况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士兵因为无法适应高原气候，出现了高原反应，身体虚弱，战斗力大幅下降。

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军的作战行动往往被迫中止，等待天气好转才能继续进行，这无疑延长了战争的时间，增加了战争的成本。

在大小金川之战中，清军虽然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然而，这种兵力优势在复杂的地势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无法转化为实际的战争胜利，反而成为了战争成本不断攀升的重要因素。

大小金川地区的山地地形极为复杂，峡谷深邃，山峰陡峭，道路崎岖难行。这种地形严重限制了清军兵力的展开，使得清军在作战中常常陷入“万人攻一碉，千人在作战，万人等后勤”的尴尬局面。

清军士兵在狭窄的山路上行进困难，难以形成有效的战斗队形，而且容易遭到金川土司武装的伏击。在进攻碉楼时，由于地形限制，清军的火炮等重型武器难以发挥作用，士兵们只能冒着敌人的炮火，艰难地攀爬陡峭的山坡，向碉楼发起攻击，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士兵的伤亡和战争的难度。

相比之下，金川土司武装虽然兵力仅1.5万，但他们对当地地形了如指掌，能够充分利用地形优势，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他们熟悉每一条山路和峡谷，能够在山林中迅速穿梭，出其不意地袭击清军。

当清军进攻时，他们便依托碉楼和地形进行顽强抵抗；当清军疲惫时，他们又会主动出击，对清军的后勤补给线进行袭扰。这种游击战术让清军防不胜防，疲于应对，极大地消耗了清军的有生力量和战争资源。

在一次战斗中，3000多清军在墨垄沟遭遇了数万金川土司叛军的围攻。由于地形狭窄，清军兵力无法展开，被叛军分割包围，最终惨遭失败。主将薛琮战死，3000余名清军除200余人突围幸存外，全部被杀（或阵亡，或被俘后遭处死）。这场战斗充分暴露了清军在山地作战中的劣势，也证明了兵力优势在这种地形下的无效性。

据统计，在两次大小金川之战中，清军以伤亡数万人的代价，才最终镇压了叛乱，而金川土司武装仅伤亡3000余人。

清军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却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说明在复杂地势之下这种兵力优势的无效堆砌，不仅导致了清军的大量伤亡，也使得战争的时间不断延长，战争成本不断攀升，成为了清政府在这场战争中难以承受之重。

军事泥潭：两次都是指挥出现重大失误

在大小金川之战中，清军内部的将帅失和问题很严重，到了严重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地步，因此极大地放大了战争成本。

第一次金川战役时，讷亲与张广泗这两位主帅之间的矛盾，成为了战争失败的重要导火索。讷亲身为乾隆的亲信，被委以经略之重任，然而他毫无军事经验，却又刚愎自用。到达前线后，他盲目自信，严令清军在两天内攻克刮耳崖，完全不顾及战场的实际情况和士兵的士气。

这种不切实际的命令，无疑是将清军士兵推向了死亡的深渊。在进攻过程中，清军遭遇了金川兵的顽强抵抗，参将买国良当场战死，总兵任举中伏兵阵亡，副将唐开中身负重伤，清军损失惨重。

而张广泗，这位曾经在平定苗疆事务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却在此次战役中表现出了消极应对的态度。他与讷亲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对讷亲的指挥不屑一顾，甚至在作战中故意拖延，坐失战机。

在讷亲下令进攻刮耳崖时，张广泗不仅没有积极配合，反而暗中抵制，导致清军的进攻行动陷入了混乱。这种将帅失和的局面，使得清军内部人心惶惶，士气低落，战斗力大打折扣。

最终，这场战争以清军的惨败告终，讷亲和张广泗也因此被乾隆帝处死。然而，这场失败所带来的损失远不止于此。为了更换将帅，清政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新的将领需要时间来熟悉战场情况和军队部署，这无疑延长了战争的时间，增加了战争的成本。

据统计，仅第一次金川战役中，因为将帅失和导致的战争失败，就使得清政府耗费了数百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士兵的伤亡和物资的损失。

第二次战役初期，温福担任主帅，他同样犯了严重的指挥失误。他沿用了讷亲、张广泗的“以碉攻碉”策略，征发大量民工修筑千余座碉卡，并将两万多清军分散于各碉卡驻防。这种战术不仅靡费了大量的民力物力，还造成了清军兵力分散，无法集中兵力打击叛军的被动局面。

在木果木大营，温福的军队遭到了金川土司武装的突袭。由于清军兵力分散，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顿时陷入了混乱。温福中枪身亡，4000多清军阵亡，粮草军火损失折合白银300万两。这场惨败，不仅让清军的士气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也让清政府的战争成本再次大幅增加。

政治面子工程：十全武功背后的隐性支出

乾隆这位自称为“十全老人”的帝王，在位期间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盛世的景象。他的“十全武功”，是他自认为的辉煌成就，也是他向世人展示其统治功绩的重要标志。

而大小金川之战，虽然发生在一个弹丸之地，涉及的人口也仅有3万余户，但因其地处川藏咽喉的关键位置，成为了乾隆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关键节点，被乾隆纳入了“十全武功”之中。

为了在这场战役中取得全胜，乾隆不惜一切代价，疯狂砸钱。在第二次金川战役中，他征调了7省兵力，动用了20万民夫，浩浩荡荡地开赴前线。

为了保障军队的顺利行进和物资的运输，清军沿途修建了 400 余座桥梁栈道。这些桥梁栈道的修建，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施工难度极大。

每一座桥梁的搭建，都需要工匠们克服复杂的地形和恶劣的气候条件，付出巨大的努力。而这些桥梁栈道，在战争结束后，很多都失去了实际的用途，成为了一种“形象工程”。

这些“形象工程”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军事行动本身的必要支出。它们的存在，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乾隆的盛世执念，为了向世人展示清朝的强大和乾隆的统治功绩。

乾隆希望通过这些宏大的工程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让人们看到他的统治下，国家是如此的繁荣昌盛，他的决策是如此的英明果断。然而，这种为了面子而不计成本的做法，无疑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也使得这场战争的耗费更加惊人。

在大小金川之战中，除了战争本身的巨大消耗外，官僚体系的腐败也如同一个无底黑洞，不断吞噬着巨额的军费，进一步加剧了战争的成本。

军费报销环节存在着严重的漏洞，这为官员们的贪污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四川官员们纷纷借“军饷”之名，虚报开支，中饱私囊。

据记载，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查处的一起四川官员贪腐案中，涉案金额竟然高达白银500万两。这一数字，足以让人震惊，也充分暴露了当时官僚体系的腐败程度。这些官员们，不顾国家的利益和士兵们的生死，将军费视为自己的提款机，肆意挥霍和贪污。

前线将领们为了邀功请赏，也不惜频繁发动攻坚行动，而这些行动往往缺乏充分的战略考量，只是为了制造一种“积极作战”的假象。他们在战场上“烧钱”如流水，完全不顾及战争的实际需要和国家的财政承受能力。

一旦进攻失利，他们便会以各种理由向朝廷索要更多的军费，形成了“胜也要钱，败更要钱”的怪象。这种行为，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军费，而且严重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和结果。

在实际的军费开支中，至少要有20%的资金流入了私人腰包。这些被贪污的军费，本可以用于购买更先进的武器装备，改善士兵的生活条件，或者加强后勤保障工作，从而提高清军的战斗力。

然而，由于官员们的腐败，这些资金却被私吞，使得清军在战争中面临着物资短缺、装备落后等问题，进一步增加了战争的难度和成本。

官僚体系的腐败，不仅导致了军费的大量浪费，还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士兵们看到自己的辛苦付出被官员们贪污挥霍，心中难免会产生不满和失望情绪，从而影响他们的作战积极性。而将领们的腐败行为，也使得军队的指挥和管理出现混乱，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清军在大小金川之战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就不难理解了。

战后余震：7000万两砸出的帝国转折点

大小金川之战可以说对清朝的财政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场战争耗尽了乾隆前期积累的国库盈余，使得清朝的财政状况急转直下。

乾隆中期，国库储备高达8182万两白银 ，而到了乾隆的儿子嘉庆继位时，国库仅剩2700余万两。这一巨大的落差，让人不禁感叹这场战争对清朝财政的巨大破坏力。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战争期间大量白银的投入，引发了通货膨胀，使得白银的实际购买力大幅下降。这意味着，即使嘉庆手中握着2700万两白银，其实际价值也远不及乾隆时期的同等数额。

为了填补财政亏空，清朝政府不得不采取加征“金川税”等措施，将战争的成本转嫁到西南地区百姓身上。这一举措无疑激化了西南地区的民怨，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为20年后白莲教起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后来白莲教起义的爆发，使得清朝政府不得不再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镇压。据统计，镇压白莲教起义耗费了清朝政府高达2亿两白银 ，这对于已经财政空虚的清朝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场起义持续了长达9年之久，给清朝的统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削弱了清朝的国力。

在大小金川之战中，清军在山地战中的低效表现，充分暴露了八旗兵制的僵化和落后。然而，乾隆并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吸取教训，借机进行军事改革，反而沉迷于“胜利”的幻觉之中，认为清朝的军事力量依然强大，无需进行改革。

这场战争成为了清朝最后一次大规模山地作战，此后，清朝的军事发展陷入了停滞。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清军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时，依然没有建立起专业的山地部队，也没有对八旗兵制进行有效的改革。这使得清军在战场上屡屡受挫，无法抵御列强的侵略，错过了军事现代化的窗口期。

两次大小金川之战表面上是7000万两白银的消耗战，实则是清朝盛世背后体制性弊端的总体爆发。地理困境放大了军事短板，政治需求掩盖了指挥失误，官僚腐败加剧了财政危机。

大小金川这场“十全武功”中的“烧钱之战”，最终成为康乾盛世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为百年后清朝的江河日下埋下了沉重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