懋功会师后，中央派了5位干部去红四方面军，他们的遭遇如何？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这本来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好事，最初两部相处得也非常融洽。

然而，四方面军领导人老张见到中央虚弱的样子，野心便无限膨胀，不断向组织伸手要官要权。出于团结，中央答应了大部分请求，但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还是没有妥协。

老张考虑到集中在一起，他的蛊惑之语很容易被拆穿，就假装同意共同北上，准备等机会再发难。

由于当时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多、红四方面军的人数多，所以四方面军抽调了三个团补充给一方面军，一方面军则抽调大批干部到四方面军。

四方面军建制下有五个军，中央就抽调了5位干部过去当参谋长，这5人后来面对老张的错误行为是什么态度？最终结局又如何呢？

一、红4军参谋长张宗逊

这位参加了秋收起义的干部，三湾改编后被调任为特务连副连长，带着一个排专门保卫毛主席的安全，相当于主席的首任卫士长。

此后张宗逊成长得非常快，1932年就担任过军长，只是由于部队变动大，他的职务也变动得多。

长征之初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牺牲，彭老总点名让张宗逊过去接任，他就一路保卫中央，直到懋功会师被调为红4军参谋长。

红4军可是四方面军的绝对主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的能力都极为突出，跟他们共事，本来可以形成一个超强组合。可没想到老张走了错路，张宗逊就跟原四方面军的人有芥蒂了。

张宗逊始终相信跟着毛主席走才有光明的前路，他经常跟原一方面军的干部聚在一起商讨，准备找机会去追随中央。

奈何，所有的电台都被老张的亲信掌握，张宗逊等人搞不清中央的位置，想走也走不了。

有一次在谈及中央可能的方位时，有人就愤恨老张做得太过分，言语间没什么尊重。结果有人把事情密报给老张，老张遂以不制止讨论军情为由，给张宗逊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件事并没有吓倒张宗逊，他始终心向中央。幸运的是，他等到了红二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张宗逊顺势进入红二系统，这次“跳槽”，让张宗逊人生轨迹发生改变。

此后他历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兼晋绥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西野（一野）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5年，张宗逊被授予上将军衔。

二、红9军参谋长陈伯钧

作为一位从秋收起义走出来的老井岗，陈伯钧是坚定支持中央的，原本他担任红5军团参谋长，被抽调到红9军后也没有怨言。

但老张随后逼迫南下、卓木碉会议公然“另立”等错误行为，让陈伯钧极为愤怒，他直接去找到老张理论，希望老张能及时改正错误。

此时的老张正志得意满，怎会听进这些意见？眼见有反对的声音，老张直接免去陈伯钧职务，发配到红军大军当教员。

这对一位长期领军的干部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不过陈伯钧没有消沉，在新的岗位就重新开始。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受挫转而选择西进，此时老张已威望大跌，朱德、刘伯承等人趁机极力举荐，陈伯钧得以重新担任红4军参谋长。

同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陈伯钧调任为红二方面军第6军团军团长，一直到抵达陕北。

本来陈伯钧在红军改编时担任了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但他在洛川驻扎，因言语冲突，扇了军委直属摩托学校的一位司机一个耳光，引起非常不好的影响。

不久便被中央安排回延安学习，直到1942年才重新出任358旅副旅长。

有时候沉淀一下也非坏事，解放战争中陈伯钧就厚积薄发，担任过东野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四野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45军军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三、红30军参谋长彭绍辉

本来中央是要把李天佑调到红30军的，但李身体不好，最终改成了彭绍辉。当时30军军长是程世才、政委是李先念，彭绍辉为搞好团结，特意将心爱的望远镜送给程世才，彼此相处还算愉快。

但老张宣布“另立”后，彭绍辉坐不住了，当即写信给朱老总，希望总司令能带着红一的人北上寻找中央。

这时彭绍辉的级别很难见到朱老总，就委托原红一方面军的罗炳辉转交。没想到罗此时已经转向，竟把信交给了老张，这导致彭绍辉被打了一个耳光，还被人用枪顶着胸口。

还好朱老总及时喝止，顺势将彭绍辉“赶”了出去。建国后彭绍辉都感慨过：我这条命是朱老总从枪口下救回来的。

甘孜会师后，彭绍辉转入红二系统，此后担任过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西野7纵司令员、一野第7军军长等职。1955年彭绍辉被授予上将军衔。

四、红31军参谋长李聚奎

在长征之初，李聚奎担任红一师师长，下属的团级干部里，后来出了三位上将：红1团团长杨得志、红2团政委邓华、红3团团长黄永胜。

这么高的起点，就是可惜，他被编入红四方面军的这段经历影响到了，而且，他也差点被人给杀害。

他调过去的红31军，军长余天云是个性格非常冲动的人，李聚奎多次当众反驳老张的错误思想，让余天云极为不快。在《李聚奎回忆录》中就有这么一段：

“特别使我永远难忘的是长征后期，我从红一方面军调到红四方面军第31军任参谋长时，当时的红31军军长余天云曾想假借擦枪走火把我干掉。时任93师政委的叶成焕同志得知了余天云的企图后，向余天云严正指出：‘这是犯罪行为，不能这么干！‘我才得以幸存。”

军长如此态度，李聚奎当时的日子有多难过可想而知。后来，李聚奎还阴差阳错参加了西路军。

本来他所在的红31军是直接跟着去陕北的，然而他病体未愈还在总部医院治疗，而总部医院跟着西路军渡河了，李聚奎就转而担任红9军参谋长（陈伯钧此时已在红六军团），遭遇惨败。

部队被打散后，李聚奎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爬也要爬回陕北。两个月后，他终于找到组织，毛主席安慰他：你是虽败犹荣。

可惜，此时老部队都已经有主官，李聚奎就只能当副手，历任129师386旅参谋长、冀热辽军区参谋长、西满军区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等职。

建国初期，他转入石油系统，因而错过55年授衔。不过中央一直记得他的贡献，58年他重返部队，组织就为他补授上将军衔。

五、红33军参谋长李振亚

李振亚是红7军出身，长征时担任红一方面军干部团第一营营长，负责保卫中央，所以他跟毛主席等人的感情特别深。

老张犯错后，李振亚多次激动地反驳，因而遭到监禁。幸亏有朱老总、刘伯承等人力保，李振亚才没被杀害。

抵达陕北后，李振亚进入抗大学习，毕业不久随周总理、叶剑英南下，从此一开始在南方工作，历任东江抗日军政委员会参谋长、琼崖抗日独立纵队参谋长等职。

解放战争李振亚仍在海南，担任过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琼纵前指总指挥兼政委。可惜的是，1948年9月27日，他去前沿阵地视察敌情时不幸中弹牺牲，倒在了黎明前。

庄田跟李振亚同年去往海南，但46年就离开。如果李振亚能活到55年，应该不会比庄田中将军衔低。很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