懋功会师后，有3位中央红军将领调到红四方面军，他们结局如何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两大主力在四川北部懋功完成会师，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当时所有人都为此振奋不已。

然而，当这股兴奋劲过去后，一些别样的思想情绪开始在部队中蔓延。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老张见中央连番征战、损失过大，内心竟生出凭武力获取权力的错误念头。

对于他的过分要求，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出于团结考虑，尽可能地答应了。但，在原则性问题上就始终没有退让。老张见大家在一起，不便混淆视听，就暂时同意北上方针。

随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进行混编，以一方面军的红5军、红32军、四方面军的红9军、红31军、红33军等部为左路军；以一方面军的红1军、红3军、四方面军的红4军、红30军等部为右路军。

本来全体领导都通过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然而，右路军攻克包座后，老张说什么都不愿意北上了。

不仅如此，他还多次秘密致电在右路军的红四干部，隐隐有武力胁迫的意思，最终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只好带着红1军、红3军单独北上，两大主力关系一度闹得很僵。

前面说过，两个方面军是进行了混编的，中央北上后，原红四在右路军的人基本都没跟着走，迅速折返去找老张了。

可原红一在左路军的人，那就没有机会找中央，他们面对老张的错误思想，又是如何做的呢？

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红32军（前身为红五军团、红九军团）是成建制编入左路军的。

他们的军政首长，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央红军有两个军团编入左路军，草地分兵时，高级干部站在哪边》讲过，就不多赘述，只在文末简单列出。

今天想讲的是，另外非随建制编过去的三位高级将领。

一、开国上将张宗逊

这位秋收起义的干部，跟毛主席私人关系非常密切，三湾改编时他被调任为特务连副连长，奉命带一个排的人专门负责毛主席的安全，算得上是主席的第一任卫士长。

后来他一路护送主席到井冈山，多次同睡一屋，有主席的亲自提点，他的成长自然也非常快，1932年就当上了红军军长。

长征之初，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牺牲，彭老总点名让张宗逊过去接任，此后张宗逊一路立下汗马功劳，保障中央每次化险为夷。

懋功会师后，张宗逊调任为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他没有屈服于老张的错误思想，经常跟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聚在一起商讨，准备找机会去追随中央。

奈何，所有的电台都被老张的亲信掌握，张宗逊他们根本搞不清中央的位置，想走也走不了。

有一次在谈及中央可能的方位时，有人就愤恨老张做得太过分，言语中带了很多不雅的字。结果有人把事情密报给老张，老张遂以不制止讨论军情为由，给张宗逊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件事没有吓倒张宗逊，他始终心向中央。幸运的是，他等到了红二方面军赶到甘孜会师，之后就顺势进入红二系统中。

这次“跳槽”，让张宗逊转到了红二的发展线上，此后历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晋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兼晋绥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西野（一野）副司令员等职。

1955年，张宗逊被授予上将军衔。

二、开国上将李聚奎

他是平江起义出身，长征之时担任红一师师长，该部是中央的绝对主力，下属的团级干部里，后来出了三位上将：红1团团长杨得志、红2团政委邓华、红3团团长黄永胜。

红一师在这场艰难的征途中，承担了掩护中央机关转移的任务，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经历了众多苦仗恶仗。

李聚奎指挥部队在觉山铺渡口、回龙场渡口、安顺场渡口等地，硬是冒着炮火强行突破敌人的封锁，让中央机关顺利跳出包围圈。

本来他起点非常高，奈何就是被懋功会师改变了轨迹。那时他被调为红31军参谋长，对老张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奈何红31军是出自红四的部队，李聚奎在部队中话语权不大，也没办法拉动其他人，没多久就病倒了。

后来红二方面军抵达甘孜，经过朱老总、任弼时、刘帅、贺老总等人的一致努力，老张才最终答应北上。

李聚奎原在红31军，本是可以直接跟着去陕北的，然而他病体未愈还在总部医院治疗，阴差阳错就跟着总部医院渡河，不幸遭遇西路军惨败。

他这时是红9军参谋长，但红9军都被打散了，只好独自摸索去寻找中央。由于沿途都有国民党搜捕，李聚奎就化妆乞讨，经过了两个月才与负责接应的援西军会合。

见到毛主席时，李聚奎非常自责，主席却宽慰说：你是虽败犹荣。

由于老部队已有主官，李聚奎此后就与参谋长结下了缘，历任129师386旅参谋长、冀热辽军区参谋长、西满军区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等职。

后来又转到后勤战线，包括建国初期都在后勤部门工作。1955年，李聚奎本来可以被授上将，但国家发展急需石油，他经周总理点名担任石油工业部首任部长，脱离了军队导致暂未获得军衔。

此后几年，李聚奎就在全国各地到处找油，克拉玛依油田、大庆油田的发掘开采都有他的功劳。

1958年，石油工作已走上正轨，且李聚奎要求在勘测方面不能大跨越、需实事求是，抵制在部门内“放卫星”，就被调回了军队。

因为李聚奎历史贡献突出，刚刚重返军旅，组织就为他补授了上将军衔，是最后一个获得军衔的开国上将。

三、开国上将彭绍辉

他跟李聚奎一样，是平江起义出身的干部，早年长期在红三军团中任职，懋功会师后调为红四方面军第30军参谋长。

当老张做出错误行为后，彭绍辉非常惊讶，他连忙写信，希望左路军的朱老总能把大家带着一起去找中央。

按照他的级别，当时没办法见到朱老总，他只好找到原中央红军的干部罗炳辉，希望罗帮忙转交。结果罗不厚道，立马把信交给老张，导致彭绍辉被人用枪顶着胸口。

还好朱老总及时喝止，顺势将彭绍辉“赶”了出去，这才没有酿成大错。建国后彭绍辉都感慨过：我这条命是朱老总从枪口下救回来的。

甘孜会师后，彭绍辉转入红二方面军系统，此后担任过新358旅旅长、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吕梁军区司令员、西野7纵司令员、一野第7军司令员等职。

1952年，彭绍辉被定为副兵团级，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当年原红一方面军成建制编入左路军的有红五军团、红九军团，懋功会师时为统一番号，改为红5军和红32军。八位高级干部面对老张的压力，表现各不相同。

原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非常坚定，一心想要北上寻找中央，曾被老张、老张亲信黄超都当众打过耳光，最终牺牲在了西征路上的高台；

原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曾担任过毛主席的秘书，遵义会议也坚决支持主席复出，但在老张“另立”时，他却选择追随。等三大主力会师，他就基本只负责宣传了；

原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支持中央，被老张多次批斗也没有屈服，甘孜会师后转到红二方面军，职务一直很高，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原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曾日三抵制老张，因而遭到记恨，后来西征突围时为掩护战友而壮烈牺牲；

原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是新中国36位军事家之一，但他当时也做错选择，不仅把彭绍辉的信交了出去，还公然支持老张“另立”，长征结束沉寂了年余，1938年才重返军队一线；

原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是毛主席嫡系中的嫡系，也是促成朱毛会师的关键人物，然而他跟罗炳辉一样，站在对立面造成很不好的影响，长征结束就脱离军队的指挥岗位；

原红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脾气火爆，多次受老张打击，听说中央抵达陕北后，他立即奔走宣传，让大家坚定信心，差点被杀害。西征时与李先念等人走出了祁连山，此后一直担任要职，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原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在得知老张“另立”后，一度想带信得过的同志北上，可惜没有电台。西征时他跟郭天民一起绝境逢生，不过他逐渐转到地方工作，担任过新中国的最高检察长。

军政正副首长共八人，命运各不相同，大浪淘沙方得真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