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28日的热河仍然寒风刺骨,积雪没过马蹄,日军探照灯把山口照得惨白。驻防司令部里灯火彻夜,电话铃此起彼伏,却无人拿得出稳妥的布防方案。
按军名册,热河有正规东北军二十万。表面雄壮,骨子却早被鸦片、摊派和家族把持掏空。汤玉麟自称“镇边大将”,把兄弟儿子女婿统统安插要害,军费、盐税、矿税层层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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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面要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日军兵临奉天,张学良下令全线撤避,老将们各自把地盘据为私有。热河成了汤玉麟的“提款机”,两年间,他甚至把未来十年的赋税一次性预收。
更离谱的是大面积种植罂粟。连排长都随身带烟枪,号称“炸子烟队”。战斗力急转直下。不少老兵回忆,一声炮响后,同僚的第一反应不是上膛,而是捂紧烟壶。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制定了“热河作战”计划。热河若失守,南下大门敞开,北平、天津将暴露在火力之下。关东军司令官武藤章估算,只需一周即可拿下这块战略高地。
3月1日上午,日军照例送来最后通牒。汤玉麟只回两个字:“不退。”然而深夜,他已悄悄坐上列车,家眷、金条、账册全带走。守军三个方向同时出现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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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方向尤为危险。飞机、坦克、重炮在雪地里压来,炽热的炮弹把冻土炸成泥浆。第41军军长孙殿英当场拍案:“赤峰在,我军在;赤峰失,我人亡。”参谋迟疑片刻,只得去传令。
说起孙殿英,世人首先想到的是1928年盗掘清东陵的争议。那年盗出的翡翠西瓜、夜明珠闹得满城风雨。五年过去,他带着“盗墓将军”的骂名,却不得不硬顶上最凶险的一线。
开战首日,孙部先失两座高地,随后在蛤蟆山侧翼夺回阵地,血战至天黑。第三天,增援炮兵被日军骑兵割断,孙殿英干脆把辎重炸毁,轻装转入村落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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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昼夜过去,41军折损近半。炊事兵上了前线,小号手端着机枪。孙殿英左臂负伤仍坚持指挥。日军参谋记录:“赤峰中国军顽强,攻势延误。”这个延误,正是他拼死咬出的七天。
弹药枯竭后,他把部队拉向马鞍山背后再筑工事,又撑了十余天才撤到察哈尔。日军占到的是一片焦土,仓库与道路全被破坏,难以继续推进。
北平各报迅速报道。不少社论把汤玉麟骂成“卖国莽汉”,转而称孙殿英为“热河孤军”。街头茶馆里甚至有人感叹:“这回倒是那位掘陵人给祖宗争了口气。”
然而,历史的笔不会定格在一张海报。1943年,华北形势恶化,孙殿英向日军登记,编为“和平救国军”。抗战胜利后,又改挂国民党番号。转变之快,让早年赞誉顿成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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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刘邓大军进攻豫北,汤阴城破,孙殿英被俘。军法处念及其曾在热河抗敌,给出战俘待遇。他身染重度烟瘾,入狱三个月肺病复发,于8月病亡,终年五十八。
一将成名,多情节交杂。热河七天的坚持真实存在,也确实拖慢了关东军脚步;盗陵的污点、后来两次易帜同样无法抹去。孙殿英也好,汤玉麟也罢,都被时代裹挟,各自留下一地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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