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他被连降10级，9年后留下一封绝命信选择吞枪，所为何事？

1958年盛夏的上海检察院走廊里闷热得几乎透不过气，值班员一声“调令下来了”，瞬间把众人的目光拉向门口。调令上写得冷冰冰：王范由上海市检察机关一把手，降为郊区“七一公社”副书记。短短几行字，把他的军衔、级别、待遇连砍十格，一刀切到底。很多人没来得及惊讶，心里只有疑惑——这位鼎鼎有名的“红色包打听”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错？

调离那天，王范走出办公楼，旧同事远远冲他喊：“老王，保重。”他点头，没有回头。没人想到，这位屡破大案、连毛主席都赞过“厉害得很”的公安老将，会在此时跌入谷底。风吹过梧桐叶，拍在灰色呢大衣上，像是给他的人生翻了页。

时间拨回1926年。苏南小县城的春雨连绵，十三岁的张庭谱（也就是后来改名王范）背着破布书包刚刚辍学，就被邻家哥哥拉去听进步学生演讲。舞台上那句“农民要翻身”敲得他心里震荡。他没犹豫，跟着参加了农民协会，旋即递交入党申请。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带着十几条大汉夜里劫地主粮仓，把稻谷分给饥民。消息传开，县保安团通缉令贴满街头。张庭谱扔掉旧名，改叫“王范”，跑到山里潜伏。

1930年春，他通过秘密交通员找到红十四军，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与丰富斗争经验，当上支部书记。然而枪械落后，几次遭遇战损失惨重。队伍一散，他再次成了“要犯”，只得流亡上海。钱袋里只剩两块银圆，他琢磨：“换口饭吃，再寻联络。”就这样，他硬着头皮考进公共租界巡捕房。

巡捕身份给了他一层最危险却也最隐蔽的外衣。通过查户口、走码头，他摸清敌特活动路线，又悄悄把情报递给党组织。十个月考察期过后，地下党批复：恢复组织关系。而后不到半年，叛徒告密，他被逮到提篮桥监狱。刑讯室灯泡雪亮，特务大声逼问，他冷笑一声：“彼此彼此，你有证据就摆出来。”对峙失败，敌人只能以“重大嫌疑”留押。狱中，他暗中把各路难友联结成互助网，为日后情报战打下基石。

抗战全面爆发后，大赦名单把他放出。党组织派往陕甘宁保安处，任务只有一句话：反特务。王范带人蹲点、设局、顺藤摸瓜捣毁暗仓，硬生生拔掉一条日伪与国民党特务交织的线。一次夜袭后，他把缴获文件摊在桌上，笑说：“纸老虎也有怕火的时候。”那年冬天，他被授予“锄奸模范”称号，名噪边区。

1945年，东北热河解放区匪患横行。中央挑人时，周围同志只说两个字：“王范。”他到了任，一头扎进大山追剿武装土匪。三个月连下九个老巢，劫匪首领被生擒，热河交通终于畅通。成立新政权后，他升任省公安厅副厅长，继续整顿地痞、破坏走私。群众说：“这人出名，但从不摆架子，抓人也敢硬碰硬。”

新中国成立后，他调回上海，1955年升至上海市第一检察长。彼时上海商贩、外企、旧资本盘根错节，案情复杂。王范办案雷厉风行，某外资公司行贿案，他直接签字立案，不顾对方“私了”暗示。有人提醒他“缓一缓”，他只一句：“法律面前，缓不得。”

1958年风向陡变。一场全民运动席卷而来，同僚劝他低调，别再唱“反调”。可王范认定证据不足的案件就咬死不批，结果率先卷入漩涡。降级文件下达当天，他收拾东西，唯独带走那把德制手枪——早年反特务缴获，也是组织奖励他自卫的武器。

接下来的七年，他在郊区公社种稻、修渠、抓治安。白天挥锄头，夜里读卷宗，帮农民写诉状。日子虽清苦，可公社治安蒸蒸日上，社员服气。中央工作队到上海考察时，再次提到王范，“这人能干，还得用。”组织考虑重新安排，却因局势愈发敏感而搁置。

1966年那阵子，老友陆续被批斗。王范忍无可忍，提笔写信给毛主席，开头是“主席同志：情急之下，斗胆直陈。”信中他列数字、摆事实，盼中央制止无序打击。信寄出没几天便被拦截。负责清查的造反派认定这是“攻击大方向”的罪证，把他抓入看守所。

一天深夜，审讯室里灯光刺眼。对方质问：“你写信何意？”他答：“救人。”三字出口，四周寂静。那晚他被释放回家，却已明白：此案不会就此了结。翌晨，他把仅有的217字绝命信装进信封，交给儿子托人转交上海市委。信里提到“身无挂碍”“愿以死证清白”——字迹平直，没有颤抖。

1967年2月7日破晓，弄堂里传出一声闷响。邻居赶到，王范倒在书桌旁，血迹浸湿旧军装。那把德制手枪落在脚边，没有第二发子弹。桌上还叠着卷宗，是他没来得及审完的案卷。

消息传出，沪上不少老公安自发来到灵堂，低头默哀。有人小声念叨：“这世道欠他一个公道。”多年后，档案解封，关于“包打听”的起落与冤情才逐渐还原。他的手枪被送进公安博物馆，展柜说明牌写着八个字：忠诚无价，生死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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