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我可能活错了

◎ 本文原载于@蒋方舟的跋涉，作者蒋方舟

终于，我的长篇小说要和大家见面了。

这也许是我写作三十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对媒体说了很多年，自己四十岁之前要写出一部“让自己满意的长篇”，但那更多是一种负气的宣言，是认为写作者得有长篇才能被称为“作家”，也是想证明自己并非被炒作出来的草包。

但是当我今年年中，终于完成长篇最终定稿的时候，我的雄心壮志荡然无存，只有彻底掏空自己、自我暴露后的空虚和释然。

原来，写作不是为了向他者证明什么，而只对创作者自己有意义：它让你彻底明白自己是谁。

——这本书对我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它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一本“虚构的自传”。

小说讲的是一个七岁开始写作，并因此成名的女孩，到三十岁走过的人生。

我此前一直回避讲述“少年成名”的体验，一来因为外界说得太多，公众人物应有种笑骂由人的自觉；二来，它在我的人生中，关联的并不是快乐与自信，而是虚荣与随之而来的耻感。

我三十岁之后，逐渐意识到，不正视自己的耻感，就无法真正走向自己；而无论你的故事被他人说过多少遍，你仍要讲出自己的故事，不要把叙事权交给他人。

漫长的写作开始了。

小说构思从21年开始，但直到22年底，进展都极其有限。集中写作是在2023、2024年两年，我每天早上十点去咖啡厅工作到傍晚六点，回家吃饭，晚上八点去公园散步一个半小时，回想一天的写作，把新的想法记在手机上。几乎日日如此，完成了小说初稿。

写作的过程中，我对情节没有过多预设，更像一个场记而非导演，默默观察和记录下主人公姜诺亚的一举一动。

她是平行世界的我。虽然到了小说后半段，她的境遇与我大相径庭，但她性格里的虚荣与耻感皆来自于我，我们共享着喜怒哀乐。

当看到她说：“她必须把过去的生活破坏掉，才能在废墟上重建一种真实。”我也有了痛苦却又极度畅快的顿悟：理解自己，原来同时意味着彻底摧毁自己。

这部小说同时是一部关于母女关系的小说。

几年前，一个我非常亲近的人看了网上写我和我母亲的一篇文章（文章无外乎说我母亲当年如何炒作我，我们母女关系又如何变态），对我说：“原来你是中国最大的巨婴啊！”

我失去理智地大哭，说：“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样的？一瞬间千头万绪，我竟不知道如何反驳。只有靠慢慢写出来。

我和我母亲的关系是我人生中最复杂也最深刻的关系，在公众多年的审视下纠缠共生，其中有同仇敌忾的战友情、有青春期我对她的怨恨、有屡次要彼此剥离但失败的张力，但底色依然是爱，无以复加的依恋与相爱。

《占有》里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女主人公姜诺亚的视角展开，少数部分以她的母亲林爱竹为视角，达到一种母女“双声”的效果。写作我母亲的部分时，我来到她的世界，那些我们共同的经历，以及我未曾经历的往昔。

我发现，我对她所有的追溯都指向一个谜团：你为什么在我还不到七岁的时候，就让我写作？

随着时间推移，这个问题在我生命里变得越来越沉重，就像18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写过的：

“我因何写作？我不知何罪之有，/浸我入墨水，父母之罪，我之罪？”

在小说的结尾，一个时间闭环的链接点，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小说女主人公经历的上世纪90年代到2020年前后，是社会剧烈变化的三十年。

很多当时只道是寻常的事情，现在再回头看，已经仿佛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不禁很遥远，而且和当下隔着断裂的深渊，无法再回头。

个体更是被时代推着往前走，很多自以为是选择的，其实只是一种应对。小说女主人公姜诺亚就是这样，自认为与时代齐头并进，不落人后，在巨大的失败感中后知后觉，那是不愿为自己选择的人生负责的逃避。

所以，我的同代人看这本书或许会有更大的共鸣与感触。

唠叨了这么多，无非是出书前处于紧张，给自己打气。写作这么多年，我当然知道一部作品面世的一刻，它就不再属于作者本人，而属于读者。

所以接下来的时刻属于你，一切都属于你。

这本小说最初构思时和现在的样子完全不同。

最早的缘起，是我在三十岁出头时，经历着对生育的恐惧。那时候身边的女性长辈总劝我生孩子，我一直是个（表面上）乖顺的人，又确实下不了“不婚不育保平安” 的决心，所以总是含混过去，但内心怕得要死。

长辈看出我的犹豫，说：“别想那么多，稀里糊涂生了就好了，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可我无法稀里糊涂，我要弄明白。当想不清楚一件事，书写是最好的深入问题的方式。潜进我的恐惧，我才发现，原来我不信任自己的生活经验。我内心那种多年以来隐隐约约的失败感变得可见而汹涌：我可能活错了。

面对事业、两性、亲情、时代、自我，我可能都错了。

如果我自己都活错了，我怎么去引导我的下一代？如果我错了，错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一边书写，一边沿着回忆溯溪而上，试图找到某个可以逆转人生的关键节点。我发现要理解此刻的我，须得理解我的母亲在我童年时的作用，而要理解她，须得理解她的母亲。不知不觉，我竟然一路走到了我母亲的童年。

| 蒋方舟（右）和妈妈

小说的顺序可以分为文学的世界、现实的世界、男人的世界、女人的世界，这是我进入世界的顺序。

我最早关于世界的理解全部来自文学，在文学的温室里生活了十几年。直到去外地上了高中，才第一次意识到阶层的差距：原来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在教室食堂宿舍看起来一样的少男少女，未来也会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文学世界那种“贫穷即高贵”“自由价更高”的天真，在我成年时轰然倒塌。

到了我大学毕业，进入公共媒体领域，发现那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世界，我得在其中寻求生存之道。在很多场合，我作为“年轻女性的视角”来提供一种多样性，功能类似于好莱坞大片里主角的少数族裔好友，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异样，只是想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到了三十岁，我才觉得自己终于进入一个女人的世界，我终于看懂女性创作者到底在表达什么。当我进入她们的世界，我不用去思考一个被认可的“年轻女性”是什么样的，而只用想：我是谁？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这些女性创作中，我很喜欢的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并且认为这部作品被很大程度地误解了。它现在通常被认为是一部爱情小说——简不卑不亢麻雀变凤凰，但我不这样想。简在遇到富有已婚的罗切斯特先生时那种复杂的自卑与恐惧，可一点都不甜。我把它看作是第一部女性成长小说，作者和主角齐头并进地成长。小说最初的标题是《简·爱：一部自传》，而我这部小说如果有副标题，应该是“一部虚构的自传”。

小说的女主角是我也不是我。

姜诺亚和我一样，都在不到七岁时，在母亲的“诱骗”下开始写作，在纸媒时代、古典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时代都是公众人物。她的性格也从我身上借取：敏感骄傲，也有虚荣软弱的一面。而她和我最大的不同，就是她在成年之后就放弃了写作。这是我一直难以释怀的自我想象。因为我在十八岁那一年和我妈爆发了剧烈的争吵，我认为我的人生都被她替我决定写作这件事毁了，我很想放弃写作，叛离她，所以我上大学时有意选择了新闻而非中文。但写作的惯性终究还是太大，我又一口气写到了现在。

如果我成年后不再写作了，人生会怎么样？写作是 “人同时身在两处”的奢侈。我也认识很多和我一样年少时有着强烈而明确兴趣的人，在长大成人后就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走进了更被主流认可的人生——“你们都到生活里去了，生活里人口众多。”（顾城）所以我让我的女主角决绝地在十八岁时与我，与写作分道扬镳。

她会遇到什么？我没有任何预设和安排，让她在前面活，我在后面看，不做任何干涉，然后，我眼睁睁看着她被吞噬。

吞噬还是占有？后者恐怕更精确。

“占有”在小说中有着几层含义。最显性的当然是她的母女关系。在她小时候，她认为是母亲用自己未实现的人生理想在绑架和侵占她的人生，后来，她才意识到是自己占有了母亲的生命。母亲想让女儿独立成长，可一直无法放开手中的风筝线，母女俩始终与心底的“占有欲”对抗。小说里关于林爱竹生下姜诺亚之前的人生，部分情节来自我母亲的自传小说《永不原谅》，我看了那本书才理解了她，也明白了我自己。

第二重含义，则是女主角经历的两性关系。小说中的两性关系虽然是虚构的，但是主角的情感态度却有我的影子。我在年轻的时候，经常抱怨每一任男友对我管得太 多，他们都有问题，直到我有一次看小说，里面有一句：

“人们插手你的事也是因为你喜欢这样……你渴望被人插手。你就像真空，吸引着别人的干预。”（艾丽丝 · 默多克）

我醍醐灌顶，原来本质是源于我的不自信，我不相信自己能全然独立地应对这个世界，所以主动让渡自己。女主角就这样一点点地被她的男友改变和蚕食。

还有一重更隐秘的占有关系，则存在于主角和时代。

十几年前，我曾在我的新书发布会上，讲我看过的一个“恐怖故事”，关于雪地上的阿拉斯加犬，因为缺乏坐标，它们经常转了一百八十度的方向还不自知。这就像是人以为依循着天性和本色前行，其实早已被时代悄然改变了路径，在被时代抛在荒郊野岭时回身，却发现早已找不到来时的路。

女主角从二十岁到三十岁的过程，就是在逐渐感受这种迷失与失重。她在时代浪潮下，让才能听命于消费社会，让叙事变成“卖故事”，人生也逐渐变成一种商品，服从于商业规则和流量密码。有传颂千年的诗歌，可是没有永垂不朽的消费品，当女主角被从大众媒体的货架拿下来的一刻，她发现自己的性格被“人设”取代，她的自我认识是外界决定的，她已经不知道自我应该、可以是什么样的。

我在女主角身后，急得团团转却无法施以援手，只能等她自己觉悟。我最大的痛苦，是目睹她对自己天赋的轻易否定与舍弃。在小说里，还在上高中的她说最讨厌看 “人被错误地用掉”，上语文课讲到某某诗人“投笔从戎” 都会难过，可她自己不也是任由自己被错误地用掉了吗？

我每每看作家传记，总会感慨相较于男性创作者，女性创作者发展和保卫天赋的过程真是惊心动魄，她们的天赋是多么容易被剥夺，被家庭、被误解、被污名、被外界审视、被自我怀疑，甚至被爱——我对母亲的需要就让她无法自由地发展自己的天赋。

当女主角最终带着不自信，怯怯地试图回到写作上，我简直松了一口气：呼！绕了好大一圈！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在她三十岁，与我的真实人生重叠的一刻，她和我才同时意识到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无边无际海面上的浮标，你只要顺着潜下去，就可以寻找到深海沉船一样的真实自我。

可在现实层面上，写作的确已经逐渐失去了光环和朝气。我这几年看到很多行业座谈，作家们总被问到：“你觉得作家会被AI取代吗？”作家们或嗤之以鼻，或哈哈打趣。

在我看来，最大的危机当然不在技术，而在人心。写作与阅读要求的耐心、投入、对人性灰度的容忍，是眼下这个时代正在迅速消解的能力。那么，作家该怎么办？作家应该怎样处理和时代之间的关系？

拥抱这个时代？那太谄媚，而且太多人是专业的“时代拥抱者”。我年轻时笃信“要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但现在看，也并不适合当下的我。“都是时代的错”“文学、 艺术、媒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这话被说得太多了，话一说多分量就被稀释。对时代克服也好，抗拒也罢，到了最后，往往只剩下一个蜷缩的坚硬姿态，觉得美好的仗已经打完了，话也不想说了，世界简直不配和自己交涉。

那么，创作怎么办？

这个问题困扰我许久，直到有一天，我和朋友聊到杜拉斯和导演许鞍华早年的创作，他有句话形容她们，点醒了我——“让时代穿过我。”所谓自我，只是时代流经的容器。

有一个我已经被问到恶心的问题：“少年成名是好是坏？”我在每个年龄段回答都不同，此刻，我的回答是：当然是好事，因为时代更早且更透彻地穿过了我。我更早进入一个成年人的世界，目睹和亲历了种种变化，许多当时只道是寻常的事，现在回看，意义才凸显。

我过去以为要反映时代精神，必须去写波谲云诡的大事件和重要时刻，现在我意识到，任何个人经历都会带着时代印记，人每一个手印脚印都藏着时代的作用力，你只需要身心都松懈下来，去感受，去分辨。

对此，博尔赫斯说得比我准确、浪漫得多：

世纪更迭，可所有事件都发生在当下：数不清的人在空中、大地上和海洋里，所有事实上经过的东西都在经过我。

当这本小说完成之后，我并没有获得什么明确的答案，或者顿悟式的启示，但却仿佛从一个纠缠不清的梦里醒来，之前模糊不清的、战战兢兢的感受全都消失了。

这过程是怎么发生的？我也感到诧异，直到我看到诗人王鸥行的一段话：

“我们要对过去的我们表示感谢，回头拯救那个人，并且真正邀请他们进入现在。”

原来是这样，写作是一场释放，不是情绪的释放，而是回到记忆的牢房，把过去从自我怀疑、耻感和悔恨中释放出来。从此，你知道自己是自由的。

一个彩蛋

这次的亲签版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彩蛋，有我亲手画的一些小图案，抽到的朋友可以感受一下我灵魂画手的魅力。

——蒋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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