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了,当我再次站在这座爬满青苔的老院门口时,心头涌上的不是近乡情怯,而是一股冰冷的、压抑了许久的怨气。院子里,大伯卫国栋佝偻着背,正拿着一把半秃的扫帚,一下一下,缓慢而固执地扫着地上的落叶。阳光透过老槐树的缝隙,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洒下斑驳的光点。
他还在演,演给谁看呢?我心里冷笑一声。这八年来,他霸占着我父母留下的房子,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如今做出这副勤恳的模样,不就是为了堵住街坊邻居的嘴,好让所有人都觉得他这个大哥当得仁至义尽吗?我摸了摸口袋里那本硬邦邦的房产证,深吸一口气,今天,我就是回来清算的。
这一切,都要从八年前我父母的葬礼说起。
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在上海找了份工作,一个月工资五千块,除去房租和生活费,所剩无几。接到我妈病危的电话时,我整个人都懵了,连夜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硬座赶回家,可还是没见到她最后一面。紧接着,我爸因为悲伤过度,加上多年的老毛病,没撑过一个月也跟着去了。
一个月内,双亲离世,天都塌了。我像个提线木偶,被亲戚们推着办完了所有丧事。就在葬礼结束的第二天,大伯卫国栋把我叫到一边,表情沉重地对我说:“卫晨,你看,你一个人在上海打拼也不容易。这老房子空着也是空着,我和你婶子就先搬进来住,帮你看着。你呢,安心在外面闯,家里有我,你放心。”
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只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便木然地点了点头。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我彻底寒了心。我回上海前,想从父母的房间里拿几件遗物做个念想,却发现他们床头柜里那个存着几万块钱的铁皮盒子不见了。那是我爸妈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养老钱。
我跑去问大伯,他眼神躲闪,支支吾吾地说:“哦……那个钱啊,给你爸妈办丧事用掉了。你知道的,这年头什么都贵。”
我当时就炸了:“办丧事能花掉好几万?大伯,你把账单拿给我看!”
他被我问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恼羞成怒地一拍桌子:“你这是什么态度!我辛辛苦苦帮你们张罗后事,你还怀疑我贪了你家的钱?卫晨,你太没良心了!这房子我不帮你看,谁帮你?等你回来,早被野猫野狗当窝了!”
那场争吵不欢而散。我带着满心的屈辱和愤怒回了上海。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回过家,和大伯一家也断了联系。在我心里,大伯卫国栋就是一个趁火打劫,侵占我父母遗产的无耻小人。这八年,我拼了命地工作,从一个月薪五千的小职员,做到了年薪四十万的项目主管。我买了车,在上海付了首付,我就是要证明,没有他,没有那个家,我一样能过得很好。
这次回来,我的目的很明确:拿回房子,和他们一家彻底划清界限。
“回来了?”卫国dong看见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又恢复了平静,仿佛我只是一个许久未见的远房亲戚。
“大伯。”我从喉咙里挤出两个字,声音干涩。
婶子孙秀兰从屋里闻声出来,看到我,脸上的表情更是复杂,有惊讶,有尴尬,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畏惧?她搓着围裙,干巴巴地说:“是卫晨啊,快,快进屋坐。刚做好午饭。”
我没动,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不了,我今天回来,是想说说房子的事。”
我这句话一出口,院子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大伯停下了扫地的动作,直起身子,背比刚才更驼了。婶子脸上的血色“刷”地一下褪得干干净净。
“这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房产证上是我的名字。”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红本本,在他们面前晃了晃,“你们在这里住了八年,也够久了。我打算把房子卖了,你们……找个时间搬出去吧。”
我说得决绝,不留一丝余地。我以为他们会撒泼,会耍赖,会像八年前那样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没良心”。可出乎我意料的是,大伯只是沉默地看着我,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转过身,继续一下一下地扫地,仿佛要把院子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扫得干干净净。
反倒是婶子,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指着我,声音发抖:“卫晨,你……你真是……你真是要逼死我们啊!”说完,她捂着脸,转身跑回了屋里,传来一阵压抑的哭声。
我的心没有丝毫动摇,反而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看,演不下去了吧?一说到房子,就原形毕露了。
我没再理会他们,径直走进那间我阔别了八年的屋子。屋里的一切都和我记忆中差不多,只是陈旧了许多。墙上,我爸妈的黑白遗像还挂在那里,被擦拭得一尘不染。我走到父母的房间,里面的一切都保持着原样,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桌上的老花镜还放在报纸上,仿佛主人只是出了趟远门,随时都会回来。
一种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酸酸的,涩涩的。我拉开床头柜,里面空空如也。那个铁皮盒子,果然不在了。
正当我准备离开时,隔壁的王婶端着一碗面条走了进来。“哟,是卫晨回来了?真是稀客啊!”王婶是个热心肠,也是看着我长大的。
“王婶。”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王婶把面条放在桌上,拉着我坐下,叹了口气说:“孩子,你可算回来了。你不知道,你大伯这八年……过得不容易啊。”
“他有什么不容易的?白住这么大的房子,还拿了我家的钱。”我忍不住脱口而出,语气里的怨气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王婶愣住了,随即像看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看着我:“你说什么胡话呢!你大伯拿了你家什么钱?”
“我爸妈留下的那几万块钱!他说办丧事花了,账单都拿不出来!”
王婶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她一拍大腿,声音都高了八度:“哎哟喂!你这个糊涂蛋!你真是冤枉死你大伯了!你知不知道,你爸最后那半年,在医院里花了多少钱?进口药,请护工,哪一样不要钱?你妈走得急,没花什么,可你爸……你爸那是拿钱在续命啊!”
我整个人如遭雷击,僵在原地。“医院的钱……不是都报销了吗?”
“报销?能报销几个子儿?好多特效药都不在报销范围里!你爸那个人,又要强,不想让你知道给你添负担,硬是撑着。你大伯为了给你爸治病,把他自己那套单位分的房子都给卖了!你父母留下那点钱,连个零头都不够!你大伯和婶子,把自己的积蓄全搭进去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王婶的话像一把重锤,一锤一锤地砸在我的心上,砸得我头晕目眩,呼吸困难。
“不可能……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的声音都在发抖。
“告诉你?怎么告诉你?你当时刚工作,一个月挣几个钱?告诉你让你背上一身债,在上海怎么立足?你大伯说了,他是大哥,长兄如父,这些事就该他扛着!你爸临走前拉着他的手,就一个遗愿,就是无论如何要把这套老房子给你保住,那是你的根啊!”
王婶越说越激动:“你以为他愿意住在这里啊?他自己的房子卖了,没地方去,才搬进来。你婶子为这事跟他吵了多少回,说宁愿出去租房子,也不想落个霸占弟弟房产的骂名。可你大伯硬是不肯,他说他答应了你爸,要替你守着这个家。这八年,他白天去工地上打零工,晚上回来还要照顾你婶子,你婶子因为这事,心里憋屈,落下了一身的病。他俩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就是为了省钱还当年给你爸看病欠下的债!”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王婶后面说的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我只记得自己踉踉跄跄地跑出老屋,疯了一样地冲向大伯他们现在住的地方——那是我以前从没去过,也从不屑于去的地方,一处破旧的筒子楼。
门没锁,我推门进去,一股廉价的药味和霉味扑面而来。婶子孙秀兰正坐在小板凳上,一边流泪一边收拾着几件破旧的衣物。看到我,她吓了一跳,慌忙擦干眼泪站起来。
我环顾四周,这个所谓的“家”,小得可怜,墙壁斑驳,唯一的大家电是一台老旧的电视机。桌上放着一碗白水煮面,上面飘着几根青菜叶。
我的目光落在一个破旧的木箱子上。我走过去,颤抖着手打开它。里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一沓厚厚的、泛黄的单据。最上面一张,就是市人民医院的住院收费单,上面的名字,是我父亲的。下面,是一张张借条,数额从几千到上万不等,借款人,是卫国栋。
最底下,压着一个熟悉的铁皮盒子。我打开它,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张纸条,是大伯那歪歪扭扭的字迹:“卫晨爸,钱先拿去给你治病,以后我再想办法给你存上。”
那一瞬间,我再也控制不住,八年的委屈、愤怒、怨恨,在真相面前轰然倒塌,取而代之的是排山倒海般的愧疚和悔恨。我一个一米八的男人,蹲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婶子被我吓坏了,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我哭着,断断续续地把王婶的话和我的误会都说了出来。婶子听完,也跟着我一起哭了起来。她捶着我的背,泣不成声:“傻孩子……你大伯他……他就是个死要面子的犟驴……他总说,不能让你在外面分心……他说,只要你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那里的。当我再次回到老院时,天已经快黑了。大伯还在院子里,他没有扫地,而是蹲在菜畦边,小心翼翼地给一棵西红柿苗培土。那块菜地,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玩耍的地方。
夕阳的余晖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走过去,在他身后站定。他感觉到了,缓缓地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土,没有看我,只是低声说:“东西……收拾好了吗?明天我和你婶子就搬走。”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疲惫和落寞。
我喉头一哽,猛地跪了下去,对着他磕了一个响亮的头。
“大伯,我对不起你!”
卫国栋浑身一震,猛地转过身,看到跪在地上的我,他慌了,手忙脚乱地来扶我:“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我抬起头,泪流满面地看着他:“大伯,我都……都知道了。是我混蛋,是我不孝,我冤枉了你八年!”
大伯的眼圈也红了,他扶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拍着我的肩膀:“起来……起来就好……都是一家人,说这些干什么。”
那天晚上,我没有走。婶子做了一桌子菜,都是我小时候爱吃的。八年来,我们叔侄三人第一次坐在一起,安安静静地吃了顿饭。饭桌上,谁也没有提过去的事,但我们都知道,心里的那堵墙,已经塌了。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当着大伯和婶子的面,把那张房产证,撕得粉碎。
在他们震惊的目光中,我拿出了我的银行卡和一份早就拟好的装修合同。
“大伯,婶子,”我哽咽着说,“这房子不是我的,是你们的。是我爸妈留给我们这个家的。你们卖了房子给我爸看病,现在,轮到我了。”
“这张卡里有五十万,是给你们还债和养老的。还有,我已经联系好了装修公司,要把这老房子从里到外重新装修一遍,装上暖气,换上最好的家具,以后,你们就安心住在这里,哪儿也不许去。”
“我以后,每年都回来过年。这个家,不能散。”
大伯红着眼,一拳打在我的肩膀上,力气不大,却让我觉得无比温暖。他骂着:“你这个臭小子……”可后面的话,却再也说不出来了。
如今,老房子已经焕然一新,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又发出了新芽。大伯和婶子脸上的笑容,也比以前多了。我依然在上海工作,但每个月,我都会雷打不动地回家一趟。每次回来,大伯依旧会在院子里扫地,但那不再是固执的坚守,而是一种安详的、幸福的日常。我知道,我失去了一个可以变卖的房产,却找回了一个无价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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