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说往事如烟,随风飘远,可有些事情过去了好多年,却还未随风飘远。当年我到兴化乡下插队落户的那段生活经历,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当年经历的那一幕一幕却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
1968年11月上旬,我和同学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离开扬州那天,天空阴沉沉的,风很大,有些寒冷。吃过早饭,渡江桥北的东河岸就聚集了很多人,有前来送行的街道干部和亲人们,有即将出发的插队知青,嘈杂的声音飘荡着扬州码头上空,我和同学们就是在扬州码头乘坐轮船离开扬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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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满载扬州知青的轮船到达兴化县戴窑码头后,我们又乘坐生产大队前来迎接的小木船,前往插队落户的目的地。最终,我们五名扬州知青被分派在林潭公社杨家舍五队。五队的杨队长是一位五十岁上下的伯伯,他安排我们五个人暂时住在了队部的两间土坯房子里,我们三名男生住一间房子,两名女生住一间房子。
我们居住的那两间房子是厢房,青砖垒砌了一尺高的地基,地基以上是土坯。房子比正房矮一点,窗户很小,门窗破旧不堪,也就是能挡住鸡狗。杨队长苦笑着对我们说,来年开春,队里就给你们盖新屋,暂时先在这讲究一下。
队里的社员们都很热情,自发地给我们知青送凳子,送吃的,杨队长把草帘子挂在门窗外给我们遮挡风寒,还安排了一名年轻妇女帮我们烧饭,其实就是临时指导我们学习做饭。杨队长说了,我们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学会烧饭,学会生活自理,要先过了生活自理第一关。
当时虽然是冬季农闲,可社员们都没闲着,年轻社员都去挖河清淤了,其他社员留在队里给麦田追肥,给水田筑田埂,头几天队长没给我们安排农活,让我们在家歇着,学习烧火做饭,学挑水,队里也给我们记工分。
五六天后,我们总在家歇着也不好意思,就让队长给我们安排农活。杨队长说该起牛圈了,就让饲养员带领我们起牛圈,把牛圈的牛粪挑到牛棚外面的空场,再挑干土垫在牛圈里,这样耕牛趴在地上不潮湿,过几个月,垫在牛圈里的干土和牛粪混合后,就是上好的土杂肥。
那个冬季,我们干的最苦最累的农活就是起牛圈挑土垫圈,杨队长没让我们知青去挖河清淤,也没让我们到水田挖泥筑田埂。杨队长说我们顺利过了生活自理第一关,劳动这一关慢慢来,他怕把我们这几个十六七岁的城里孩子累跑了。
来年初夏,我们住上了新房子,三间新房子就坐落在村庄西边,紧挨着队里的水井,我们吃水很方便。经历了春耕春播的劳动锻炼,我们渐渐适应着繁重的生产劳动,杨队长和社员伯伯们还是很照顾我们知青,让我们干最轻松的农活,还总是宽慰我们,让我们慢慢学习干农活,慢慢适应乡下生活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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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田(图片来自网络)
那年初秋,村庄南边的那片瓜田长势特别好,茂盛的瓜秧下,一个个圆溜溜的小甜瓜眼看就要成熟了,村子里调皮的孩子开始到瓜田偷瓜。
那天中午收工的时候,杨队长笑着对我说:张彬,明天开始你到瓜田和孙老伯一起看瓜吧,你俩午后就来搭窝棚,夜间就睡在窝棚里,队里一天给你记十二分工,白天九分工,夜间三分工。”
当天下午,我和孙老伯用架子车(地排车)拉了竹竿、秫秸、苇席和稻草,在队里的瓜田靠路边的地方搭好了窝棚,窝棚里空间不大,睡两个人还是蛮可以的。
孙老伯个头不高,属于矮胖的身材,当年快六十岁了,无儿无女,是个光棍。杨队长之所以安排孙老伯来看瓜甜,就是因为他是光棍,家里无牵挂,夜间能安心睡在瓜田。孙老伯还是种瓜能手,用手指弹一下,就知道瓜熟没熟。
第一晚到瓜田看瓜,孙老伯在瓜田里转了一圈,手里拿着一个歪腚的甜瓜,笑着对我说:“找了半天,就这一个瓜有七分熟,你尝尝鲜吧。再有个五七六天,头茬瓜就该上市了。”
我接过孙老伯递给我的那个甜瓜,用力挤开,给了孙老伯一块小的,我吃了大半块。孙老伯说的没错,那个甜瓜确实还没熟透,但已经很甜很好吃了。在我的记忆里,那回吃的那个甜瓜是最好吃的,甜脆爽口,还有一股很好闻的香甜味。孙老伯却说,熟透的甜瓜又甜又沙,拿在手里就能闻到香甜味。
孙老伯说的确实没错,等甜瓜熟透了,我吃出了孙老伯说的那种味道和口感。
七天以后,头茬瓜上市,第一次摘了四百斤甜瓜,杨队长和小队会计还有两名年轻社员挑了四担,乘船弄到公社驻地,卖了个好价钱。
从那天起,杨队长就早早来到瓜田,和孙老伯一人提着一个篮子到瓜田挑选熟透的甜瓜摘上几篮子,放在窝棚旁边,卖给路过的行人,也卖给其他生产队的知青和社员们,孙老伯称重,我负责收钱记账,当晚小队会计就到瓜田来收账。
自从甜瓜上市以后,我们一起插队的那几名同学就对我说:“张彬,你天天守在瓜田吃的都快撑破了肚皮,怎么也得让我们尝尝鲜吧。”我不好推脱,就答应让他们夜间到瓜田来一饱口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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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棚(图片来自网络)
夜间看瓜,头半夜孙老伯睡觉,我负责看瓜。后半夜孙老伯起来抽烟看瓜,我躺在窝棚里睡觉。同学们想吃瓜,只能头半夜到瓜田来,后半夜绝对不行。孙老伯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隔半个钟头他就在瓜田里转一圈,还故意咳嗽几声,生怕有人来偷瓜。
那天晚上十点左右,两名男同学挎着一个篮子来到了瓜田,我站在窝棚旁边故意咳了三声,那是提前说好的暗号。那两名同学走进瓜田,很快就摘了大半篮子甜瓜,慌慌张张跑回了知青点。
第二天我回家吃早饭,只见灶台边有半篮子掰开的甜瓜,一名做饭的女同学说:“这些瓜都没熟,有的还苦,一共没几个能吃的。”那两个男同学也说白瞎了这一篮子瓜,都是生瓜蛋子。
等我吃完早饭回到瓜田,孙老伯对我说:“夜里有人来偷瓜了,是杨队长发现的。我也过去看了,瓜秧都踩烂了,杨队长很生气,说至少得丢了一百多斤瓜,还说要扣咱俩的工分。”
从那天起,孙老伯头半夜也不敢呼呼大睡了,他隔半个钟头就起来到瓜田转一圈,有时还在瓜田的另一端抽完一袋旱烟才回来。孙老伯是个实在人,他觉得既然揽下了看瓜的活,就得尽心尽责。
我的那几个同学还惦记着来偷瓜,我说千万不敢了,孙老伯天天夜里蹲在地头抽旱烟,要是让他逮着,可就麻烦了。
那几名同学还不死心,说夜里不行就白天,反正得吃一顿甜瓜解解馋。
那天中午,孙老伯回家吃午饭,一名男同学装着割猪草,又来到瓜田,我看附近也没人,就把杨队长和孙老伯早晨摘的甜瓜给那个同学装了大半篮子,上面盖上青草,那个同学像小偷一样慌慌张张跑回了知青点。
我同学刚走一会,队里的几个小孩又来到瓜田边,他们是来要瓜吃的。我这个人心肠软,看他们盯着窝棚旁边的那一堆甜瓜直舔舌头,我就冲他们招招手,一个一个大甜瓜,他们撒丫子就往村庄跑去。
傍晚会计来收账,少了二十斤甜瓜对不上账,我知道杨队长这人心细,早晨摘的甜瓜都过秤了,就说队里的孩子来要瓜,一人给了俩。杨队长很生气:“我是让你来看瓜的,不是让你来分瓜的,这瓜田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是咱生产队全体老少爷们的,上回瓜田丢了半截地,这又折了二十多斤,你看咋办吧。”“队长,你说个数,我俩赔。”没等我说话,孙老伯抢先说道。
最后队里拔瓜秧的那茬甜瓜没卖,都分给了社员,按人头分,一人一斤半,我们知青一人二斤。那年冬季决算分红利的时候,队里扣了我两块钱的红利,也扣了孙老伯两块钱的红利。原本都是我的责任,却让孙老伯也跟着我受到了连累。
第二年杨队长没安排我去瓜田看瓜,孙老伯和一名年纪大的社员一起看瓜田,杨队长说年岁大的人睡觉少,不像年轻人躺下就像死狗一样。还说不让我有啥想法,他还是很喜欢我这个城里来的知青。
那年冬季,我参加了征兵体检并顺利通过各项考核和政审,光荣入伍。离开杨家舍五队的前一天,孙老伯抱着一只大公鸡来到我们知青点,笑着说:“张彬,你这要去当兵了,我本想请你吃顿饭,可我家脏得很,就不请你吃饭了,这只大公鸡你们杀了炖肉吃,就算是我为你饯行。”孙老伯说完,又掏出五块钱,强行塞给我,我不要孙老伯就生气,我只好收下了他的心意。
当晚,我把我的被褥和一床新被单都送给了孙老伯,他的铺盖都露了棉絮,被面黑乎乎的,看看他家的生活条件,真令人心疼。回头我又把我的洗脸盆、热水瓶和那个搪瓷茶缸还有几斤粮票也都送给了孙老伯,孙老伯拉着我的手不松开,泪水在他眼窝里打转转。那晚,我和同学挤在了一个被窝里。
第二天一早,杨队长就来到了我们知青点,他是来送我的。等我收拾好行李,杨队长帮我提着一个提包。来到码头,他划着队里的小木船一直把我送到水路的尽头,我同学陪着我去了公社武装部。分别的时候,杨队长掏出三块钱,递给我说:“这三块钱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收下!要是不收,我就生气了。”杨队长把那三块钱塞到我衣兜里,又掏出两块钱,对我说:“这两块钱是头一年队里分红利时扣的你那两块钱,这两块钱退给你,谢会计已经记到账本了,当时不该扣你这两块钱,你收起来吧。”
杨队长的话很真诚很亲切,我啥也没说,接过那两块钱装进口袋里,深深给老队长鞠了一躬。
退伍后,我被安置到扬州无线电厂工作,一年后调到了公安部门当了警察。
工作稳定以后,我经常回到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看望孙老伯,看望老队长。后来孙老伯和老队长都不在了,我回去的次数也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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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当年到兴化插队落户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每当想起孙老伯和杨队长,我心里就很温暖也很感动,第二故乡,将是我今生今世放不下的牵挂,也是我永远眷恋的地方。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张彬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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