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毛主席侄女弥留之际，向家人交代一件事，与伯父毛主席有关

1982年春，北京的早晨还带着残雪。天刚蒙蒙亮，一位头发花白的女同志悄悄走进毛主席纪念堂。守卫礼貌地递上留言簿，她摆摆手，只在胸前把红围巾系得更紧。没人知道，这位步履略显迟缓的来客，是毛主席的侄女毛远志。自那年退休后，她几乎每月都来，却从不留下名字，仿佛担心那一笔墨会冲淡她心里的某种敬重。

时间往回拨到1938年初夏。扎着两条小辫子的毛远志从太原火车站挤上南下的货运列车，去延安找父亲毛泽民。出发前，母亲王淑兰在站台攥着女儿的手，低声提醒：“记住，好好念书，别给你伯伯添麻烦。”一句平常叮嘱，却像石子落在少女心湖。

抵达延安那晚，窑洞里灯火昏黄。毛主席放下刚写好的文稿，看着面前紧张得低头搓衣角的侄女，试探地问：“路上晕车没有？”毛远志支吾半天，只挤出一个“嗯”。主席心里明白，侄女一路颠簸，外加战乱惊魂，早把胆子磨小了。闲话几句后，毛远志突然冒出一句：“伯伯，我想上前线！”屋里顿时静下来。毛主席没急着答，只顺手写了“山水人民”四字递过去：“先把字认全，再谈枪炮。”

第二天，她被送到延安鲁迅小学，从拼音学起。胃寒、营养差，小米饭咽不下去，她常偷偷去厨房刮锅巴。警卫员心疼，每天给她五分钱买稀粥。没两天消息就传到毛主席耳朵里。主席看着侄女，语气不重，却句句在理：“革命队伍讲纪律，不能因为胃口让人例外。试试小米，吃不惯也得练。”一句话顶针般扎心。毛远志从此再没去过厨房。

一年多时间，她硬是把小学五年课程全补完，还在延安城楼上按下了党旗下的宣誓指印。那股子钻劲，让同龄伙伴直咋舌。

1939年底，太行山根据地急缺干部。组织把刚满十九岁的她派去妇救会。山路难走，缺医少药，毛远志偏不服软。没几个月，她跑遍各村，把妇女们召集起来，一手组织纺织队，一手办夜校。队伍里流行一句话：“毛同志先到，我们再到。”这一年，她还因为出色表现被评为“模范妇女”。

抗战后期的太行山，不只是枪炮声，还有爱情。军区年轻参谋曹全夫与她在一次战地宣传上相识。同在抗大学过习，又都来自清贫家庭，两人很快互生情愫。1945年10月，毛远志领着曹全夫回延安“见家长”。窑洞里摆着三碟小菜，主席夹起一筷子红烧豆腐递过去，“年轻人，多吃点，再上前线可就没这些。”曹全夫激动得起身敬了个军礼。

席间，父亲老战友余建新拿出一张发黄的照片：“主席，泽民同志现在在哪儿？”刚才还热热闹闹的窑洞瞬间安静。毛主席放下筷子，眼角跳了几下，像在权衡措辞，终究低声道：“老三已牺牲。”四个字击得毛远志心里一空，她自小的牵挂，被这句话生生割断，泪水再也止不住。毛主席沉默地起身离席，背影让人看着倍感沉重。

悲痛并没击垮这位年轻女干部。稍作整顿，她主动报名参加“先取东北”的行动。伤病还在，意志更坚。临行前，毛主席把自己那匹老棕马牵到她面前：“北风狠，你骑它能省点劲。”马鬃间夹着几缕白毛，陪伴她翻山越岭直至沈阳。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远志从东北调江西，随后回到北京交通口。俗话说“人情免不了走动”，可她对外鲜少提起自己姓毛。一次单位迁址，需要填写家属情况，同事好奇问她为啥空着。“填多了，工作未必轻松。”她笑着答，却没多解释。

1971年，各地纷纷办起干校。正闹病的她接到通知，简单收拾行李就去了河北平山。砖地铺稻草，一宿两次咳血，旁人劝留京养病都被拒绝。她说：“谁没点病？组织上既然要人，就去。”

退休后，她把全部时间埋进父亲事迹资料里。十来年，翻遍机关档案，采访老战士，硬是整理出三十卷原始材料。文件袋码在屋里像小山，她却津津有味。朋友笑她：“都快七十了，歇歇吧。”她摆手：“生我的是他，不写完心里不踏实。”

1989年底，毛远志被确诊癌症。治疗间隙，她依旧翻资料，边看边在纸上涂涂改改。病房墙头贴着一张父亲与伯父并肩而立的照片，她常盯着看，却极少提及病情。

1990年7月的一天深夜，病情急转。家人围在床前，她低声开口：“我走后，把骨灰送回韶山，最好落在伯父故居旁边。”说完，眼角似有泪光，却没有再多一句话。当月下旬，她静静离世，享年七十岁。遵其遗愿，家属把骨灰带到韶山冲，选了故居后山一片安静竹林入土。墓碑很小，只刻“毛远志”三字，没有任何头衔。

一生跌宕，几句叮咛就能勾勒她的脊梁：不搞特殊、不脱离群众、不倚身份。这些话，她当年在延安窑洞里听过，也用整整五十年走遍半个中国去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