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坊｜晚明江南的市镇与士绅

文｜王淼

明代中后期，是商品经济和市场体系蓬勃发展的时期。尤其是江南地区的长江三角洲一带，一些具有重要市场功能的商品集散地应运而生。这些商品集散地逐渐发育成为介于州县和乡村之间的市镇，它们既属于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高端市场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其形成过程则与士绅的推动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因为市镇处在传统的行政体制之外，难以纳入官府正常的管理范围，势必为官府的治理带来城乡二元之外的挑战。市镇亦因之成为一个标本，以市镇为视角，既可以观察江南基层社会演进的历史，也不难窥见市镇兴起所带来的江南地域结构的变化。

《市镇内外：晚明江南的地域结构与社会变迁》

杨茜 著

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明清史学者杨茜的新著《市镇内外》，即是一部关注晚明市镇演进的区域社会史著作。作者主要从“内”和“外”两个方面聚焦江南市镇的发育与生长：所谓“内”，是深入市镇内部，揭示士绅阶层的形成，以及他们在市镇的发育与生长的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所谓“外”，是以市镇的外部环境为切入点，剖析市镇自然生成的原因，官府针对城乡二元之外的挑战的应对策略和士绅的周旋谋划，市镇对晚明时期江南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和冲击。十六世纪以降，明朝开启了“早期工业化”的进程，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渐减少，棉纺织业全面普及，商贸活动日渐增多，士绅阶层发展壮大……如此种种，无不凸显出市镇之于江南社会的重要性，亦因之使得市镇跃居为明朝基层社会至关重要的一环。

江南市镇的发育与生长，首先是与士绅的推动分不开的。杨茜笔下的士绅，大抵包括庶民大地主和科举入仕者两类人，庶民大地主积累财富的过程，则可以归结为三个方向：一是借助前朝积累的家底，在明代早期创市，取得致富的先机；二是通过王朝初创时期的土地开发得以致富，继而创市；三是由商业投资积累资本，进而成为市镇形成过程中的显要力量。而庶民大地主完成原始积累之后，也大都会向科举仕宦转型，因为庶民大地主要想保住既有的利益不受侵害，他们仅仅拥有财富还不够，还需要有权力的护持——科举成为推动家族向上流动或维持士绅地位的决定性因素，科举仕宦出身的士绅最终成为市镇权力格局的胜出者。

以嘉善的丁氏家族为例，丁家先祖以土地经营致富，在宋元时期已是富户。明朝洪武年间，丁长如被举荐为湖广黄州通判，丁氏家族就此成为仕宦之家，丁家人在地方的话语权和家族的经济实力均得到大幅提升。然而到了正德和嘉靖年间，因为赋税日增、徭役日重，失去庇护的丁家后人已然沦落到濒临破产的境地。直至嘉靖四十年，丁长如的孙子丁衮以纳贡之例，为两个儿子换得了国子监监生的资格，其中一个儿子考中进士，丁氏家族才再次崛起，重新跻身于官僚精英阶层，获取了足够与外界环境博弈的能力，成为嘉善当地著名的士族。而丁氏家族也受到乡间倚重，其生活空间得到了更多的经营建设，可以说这一切均得益于丁氏家族科举的成功。

时值明代中后期，市镇这一聚落形态自行政体制外自行生长出来，而且具有数量巨大、发达程度高、功能显著等特征，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是因为市镇不具有建制性，处于国家政策的边缘地带，没有相应的政治地位，所以它们在争取国家资源上不占优势，地方官员对市镇事务的处理手段也存在着“非建制”带来的盲点。当官府无法协调各方利益，乃至地方行政与朝廷政令严重背离时，端赖占据市镇权力格局主导地位的士绅望族居中调和，控制乡村集市，制定市场规则，影响周边区域的生活和文化……才最终成就了“自成一体”的市镇。

诚如杨茜所论述的那样，在带有明显人为“创市”痕迹的市镇中，权势阶层曾经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市镇的形成则又推动了地方力量的“士绅化”——市镇的形成与士绅的崛起互相成就，家族的命运与市场的生长彼此交融，两者既在多个层面决定市镇的发展样态，也共同构成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市镇大发展的重要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