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我举报了偷东西的同桌，二十年后他的儿子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83年，我举报了偷东西的同桌，二十年后他的儿子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二十年后，当我第一次在会议室里，听着人事处长介绍新来的主任叫张远时，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可能都还不清那支英雄牌钢笔的债了。

那支笔，是我父亲在我考上全镇第一时，特意托人从县城里带回来的。墨蓝色的笔杆，金色的笔尖，在那个年代，是所有孩子眼里最耀眼的光。我曾以为，它代表的是荣誉和正直，是我陈立文安身立命的准则。

二十年来，我守着这份准则，在单位里勤勤恳恳，从一个毛头小伙熬成了两鬓斑白的中年人。我没学会阿谀奉承，也没沾染圆滑世故，像一棵长在墙角的老松，沉默而固执。我以为这就是人生，平淡，且心安理得。直到张远的出现，像一块巨石，猛地砸进我早已波澜不惊的心湖，将1983年那个尘封的夏天，连同那个叫张铁生的少年，一起翻了上来。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和1983年那个改变了我们两个人命运的下午，天气一模一样。

第1章 新来的主任

市档案局是个清水衙门，日子过得像温吞水，几十年如一日。我在综合科坐了快十五年，桌上的搪瓷杯换了三个，窗外的梧桐树长高了一倍，我的职位，还是科员。

老主任上个星期光荣退休，欢送宴上，大家喝得脸红脖子粗，都在猜测着谁会是下一任。几个年轻人跃跃欲试，私下里走动得频繁。我没那个心思，也没那个门路。对我来说，谁来当主任都一样，无非是换个人签批文件，换个声音在会议上读报告。我照旧整理我的档案，誊写我的材料，到月领我的工资，养家糊口。

妻子林慧总说我没出息，说我这辈子就是个书呆子脾气，一根筋。我只是笑笑，不跟她争。她不懂，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改不了。

那天下午，局长亲自带着一个年轻人走进了我们科室。那年轻人约摸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身笔挺的深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稳。他不像我们这些机关里泡久了的人，身上没有那种消磨掉锐气的疲沓，眼神明亮，像两颗黑曜石。

“给大家介绍一下，”局长满面春风，“这位是张远同志，市委办公室调过来的高材生，从今天起，担任我们综合科的主任。”

办公室里响起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几个年轻同事的脸上，明显掠过一丝失望。我跟着鼓掌，心里没什么波澜。空降领导，这种事见得多了。

局长又说了几句勉励的话，便把场子交给了新主任。张远微笑着，目光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扫过，不疾不徐地说：“大家好，我叫张远。以后我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同事了，工作上，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他的声音很清朗，普通话标准，带着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客气。

他的目光落在我脸上时，多停留了两秒。那两秒钟，我的心脏没来由地漏跳了一拍。我总觉得，这张脸，似乎在哪里见过。那种眉眼间的轮廓，尤其是那微微抿起的嘴唇，透着一股熟悉的倔强。

可我搜遍了记忆，也想不起来。或许是人上了年纪，看谁都像故人。

接下来的几天，办公室的气氛焕然一新。张远雷厉风行，很快就熟悉了科里的业务。他不像老主任那样喝茶看报，而是真的坐下来，一份份地看我们积压的案卷。他要求我们重新梳理建国以来的所有地方志资料，进行数字化归档。这是个浩大的工程，所有人都怨声载道，但没人敢当面说什么。

我倒是无所谓，反正我每天干的也是这些活。只是工作量加大了，需要经常加班。

那天晚上，为了核对一份民国时期的地契资料，我又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我的脚步声在回响。路过主任办公室时，发现门缝里还透着光。

我有些意外，敲了敲门。

“请进。”是张远的声音。

我推门进去，他正伏在桌前，面前摊着一大堆文件。“张主任，还没走？”

他抬起头，对我笑了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陈老师，坐。有点东西还没看完。您也辛苦了。”

他叫我“陈老师”，这是单位里对老同志的一种尊称。听着很客气，却也无形中拉开了距离。

我们简单聊了几句工作，他问得很细，对档案工作的理解甚至比我这个老档案还要深。我心里暗暗佩服，不愧是市委下来的，水平就是不一样。

临走时，我眼角的余光无意中瞥到了他桌上的一个相框。相框是那种很老式的木质的，里面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人，和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站在一起。那男人的脸，布满了风霜，眼神却很执拗，而那个小男孩，眉眼间，和现在的张远几乎一模一样。

我的目光，却死死地定格在了那个中年男人的脸上。

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那张脸，就算被岁月刻满了皱纹，就算被黑白照片模糊了细节，我也绝不会认错。那双眼睛，那种倔强的神情，二十年来，无数次在我午夜梦回时出现。

张铁生。

那个1983年的夏天，坐在我身旁，因为一支钢笔而退学的同桌。

我的喉咙一阵发干，几乎说不出话来。

张远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异样，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相框，很自然地说道：“这是我父亲，前几年刚过世。”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只能胡乱地点了点头，仓皇地说了句“我先走了”，便逃也似的离开了办公室。

回到家，林慧已经睡了。我坐在黑暗的客厅里，点了一支烟，手却抖得厉害。烟雾缭绕中，张铁生的脸，和张远的脸，不断地重叠、分离。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中升起：他知道吗？他知道我是谁吗？他来这里，是巧合，还是……一场迟到了二十年的报复？

那个夜晚，我彻夜未眠。窗外是沉沉的黑，一如我此刻的心境。

第2章 尘封的旧事

第二天去上班，我感觉自己像个梦游的人。办公室里每一个人的笑脸，每一句寻常的问候，在我听来都别有深意。我刻意回避着张远的目光，把自己埋在故纸堆里，企图用档案上那些发黄的字迹来麻痹自己。

可越是想逃避，那些记忆就越是清晰。

1983年，我上初二。我们那个镇中学，条件很差，一个班里挤了六十多个学生。我和张铁生是同桌，也是两个极端。我是班长，学习尖子，父母都是镇上的小学老师，家境在当时算是不错的。而张铁生，是班上最沉默寡言的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裤子上还打着补丁。他父亲是个瘸腿的木匠，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穷得叮当响。

他学习不好，总是考倒数。但他画画特别好，尤其是画小人书里的英雄人物，几笔就能画得惟妙惟肖。我的那支英雄牌钢笔，就是他最羡慕的东西。他总是在我写字的时候，偷偷地看，眼神里满是渴望。有时候，我会把笔借给他用一节课，他会小心翼翼地握着，写出来的字都比平时工整许多。

那个年代的孩子，心思单纯，虽然家境悬殊，但我们关系还不错。他会把他画的孙悟空送给我，我会在他饿肚子的时候，分半个馒头给他。

变故发生在那次期中考试前的模拟测验。为了这次测验，我复习到很晚，第二天早上到学校时，离上课只有几分钟了。我匆匆从书包里拿出文具盒，却发现那支英雄钢行笔不见了。

那是我最宝贵的东西。我急得满头大汗，把书包翻了个底朝天，还是没有。上课铃响了，我心急如焚，监考老师催促着发卷子。我一抬头，正好看到张铁生正低着头，飞快地用一支墨蓝色的钢笔在草稿纸上划着什么。

那支笔，和我丢失的那支一模一样。

一个念头闪电般地击中了我。昨天放学，我是最后一个走的，而张铁生，因为要打扫卫生，也留到了很晚。我的文具盒，就放在课桌里。

整个考试过程，我如坐针毡。我看着他用那支笔流畅地写着答案，心里像被猫抓一样。我无法相信他会偷我的东西，可眼前的景象又让我不得不信。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卷子上的题目一个也看不进去。

考完试，我把他堵在了教室后面。

“张铁生，你用的笔，是我的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他的脸“刷”地一下就白了，眼神躲闪着，紧紧地攥着那支笔，说：“不是……这是我爸给我买的。”

他的慌乱，在我看来就是做贼心虚的证据。我心里的失望和愤怒，像野草一样疯长。我觉得自己被最好的朋友背叛了。那个年代，我们接受的教育是黑白分明的，偷东西，就是坏孩子，是品德败坏。

我去找了班主任。

班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男老师，很严厉。他把张铁生叫到办公室，一开始张铁生还死不承认。班主任一拍桌子，说要搜他的书包，再不承认就去他家找他家长。张铁生吓坏了，他最怕的就是让他那个瘸腿的父亲知道。他哭了，一边哭一边承认，笔是他早上来得早，从我课桌里拿的。

事情的结果，是在全校大会上，张铁生作为反面典型，做了检讨。他站在主席台上，念着班主任给他写的检讨书，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台下，无数道目光像针一样刺在他身上。我站在队伍里，低着头，不敢看他。我心里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反而是一种说不出的沉重。

那之后，张铁生就再也没来上学。我听说，他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把他狠狠打了一顿，然后就带着他离开了镇子，不知去了哪里。

而那支钢笔，班主任还给了我。可我再也没用过它。它就像一个烙印，刻在了我的少年时代。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当时没有举报他，而是私下里跟他谈，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很快就被“做人要正直”的信条给压了下去。

我以为这件事，会随着时间，永远埋在记忆的深处。

“陈哥，想什么呢？魂不守舍的。”同事老王的聲音把我拉回现实。

我勉强笑了笑，“没什么，昨晚没睡好。”

“是不是因为张主任？”老王压低了声音，凑过来，“这年轻人，看着和和气气，手段可不一般。你可得小心点，别像以前那么犟了。”

我心里一凛，看着老王，不知道该不该把我的猜测告诉他。

就在这时，我的内线电话响了。是主任办公室打来的。

“陈老师，麻烦您来一下我办公室。”张远的声音，依旧客气，却听不出任何情绪。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第3章 无声的试探

走进张远的办公室，我的手心在微微出汗。办公室里光线明亮，窗台上的那盆绿萝长得很好，一切都显得那么井然有序。可我却觉得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无形的压力，让我呼吸都有些困难。

张远正坐在办公桌后，低头看着一份文件。见我进来，他抬起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陈老师，坐。”

我拘谨地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等待审判的犯人。

他没有立刻说话，而是起身，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这个举动，让我更加不安。在机关里，领导给下属倒水，要么是天大的好事，要么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陈老师，来局里多少年了？”他端着自己的杯子，坐回椅子上，看似随意地问道。

“快二十年了。”我答道，声音有些干涩。

“二十年……”他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目光似乎穿透了我，望向了很远的地方。“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啊。您一直是咱们局里的业务骨干，任劳任怨，大家都看在眼里。”

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客套，可从他嘴里说出来，每一个字都像在敲打我的神经。他在提醒我，也像是在提醒他自己，我们之间，横亘着二十年的光阴。

“没什么，都是应该做的。”我谦虚地回答，心里却在飞快地盘算他到底想说什么。

他放下水杯，从一堆文件中抽出一份，推到我面前：“陈老师，您看看这个。”

我拿起来一看，是关于我市建国初期工业发展的档案整理项目。这个项目，局里提了好几年了，但因为工作量巨大，一直被搁置。现在，市里要搞一个工业历史展览，急需这批资料。

“这个项目，局里决定交给您来牵头负责。”张远看着我，语气平静地说。

我愣住了。这绝对是个烫手的山芋。项目时间紧，任务重，而且涉及的档案资料非常庞杂，很多都破损严重，整理起来难度极大。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责任全是我的。老主任在的时候，都是把这种活儿交给那些不听话或者没背景的老实人。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认为，这是他的第一个下马威。他要把我放在火上烤。

我的脸色肯定很难看。我抬起头，想从他的表情里看出些什么，可他的脸上，依旧是那种滴水不漏的微笑。

“怎么？陈老师，有困难吗？”他问道。

我能说有困难吗？在职场上，领导交办的任务，说“有困难”就等于说“我不想干”。我深吸一口气，把那份文件捏紧了些：“没困难，张主任，我服从安排。”

“那就好。”他点了点头，似乎对我的回答很满意。“这个项目，市里很重视。需要什么人手，需要什么支持，你尽管跟我提。我只有一个要求，一个月之内，必须拿出初步的整理成果。”

一个月？我心里倒吸一口口凉气。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知道时间很紧，”张远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所以，这段时间，您可能要辛苦一些，多加加班了。当然，局里也不会让老黄牛白辛苦，项目完成后，在年底的评优上，我会优先考虑您。”

他画了一个饼，一个不大不小，却足以吊起很多人胃口的饼。年底评优，关系到奖金，也关系到面子。我已经很多年没被评上过了。

我还能说什么？只能点头答应：“好的，张主任，我一定尽力。”

从他办公室出来，我的后背已经湿了一片。老王看到我手里拿着的文件，凑了过来，一看内容，立刻咂了咂嘴：“陈哥，这……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就烧到你头上了啊。”

我苦笑了一下，没说话。

接下来的日子，我几乎是以办公室为家。我带着科里两个刚来的大学毕业生，一头扎进了档案库。档案库里常年不见阳光，空气中弥漫着纸张腐朽和灰尘混合的味道。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和那些脆弱泛黄的纸片打交道，小心翼翼地修复、分类、录入。

张远没有再找过我，但他每天下班前，都会来档案库里转一圈，问问进度，看看我们遇到了什么困难。他从不多说，也从不催促，只是安静地看着，然后点点头离开。

他的这种态度，比疾言厉色更让我感到压抑。他就像一个高明的猎人，布下了陷阱，然后耐心地等待着猎物自己耗尽力气。

一天晚上，我加班到深夜，整理一份关于本地第一家纺织厂的资料。那份资料因为受潮，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我戴着老花镜，凑在台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开了，张远走了进来。

他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

“陈老师，还在忙？”他把保温桶放到我桌上，“我妈炖了点汤，让我给您带一份，垫垫肚子。”

我愣住了，看着那个保温桶，一时间不知道该作何反应。

“我……谢谢张主任。”我有些结巴地说。

他摆了摆手，自己拉了张椅子坐下，看着我手里的档案：“怎么样？进度还顺利吗？”

“不太顺利，”我实话实说，“很多资料都看不清了，只能靠猜，靠和其他资料相互印证。”

他拿过一份档案，仔细地看了看，然后说：“我父亲以前，就在这家纺织厂做过工。”

我的心猛地一跳。

他像是没注意到我的反应，继续说道：“他是个木匠，厂里的机器坏了，经常找他去修。他说，那时候的工人，干劲特别足，厂子就是他们的家。后来厂子倒闭，他还难过了好久。”

他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别人的事。可我听在耳朵里，却觉得每个字都无比沉重。他在告诉我，他父亲的人生轨迹。一个本该在教室里读书的少年，因为偷了一支钢笔而被退学，最终成了一个辗转于各个工厂的木匠。

我端着那碗还冒着热气的汤，却感觉不到一丝温暖。汤是鸡汤，很香，但我却一口也喝不下去。

“陈老师，”他忽然抬起头，目光直视着我，“您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一步走错，就步步都错了？”

我的手一抖，汤差点洒出来。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在灯光下，黑得像一口深井。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问他自己，更像是在问这二十年残酷的命运。

我沉默了很久，久到空气都仿佛凝固了。最后，我只是低声说了一句：“快喝吧，汤要凉了。”

他没有再追问，只是轻轻地笑了笑，那笑容里，有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第4章 英雄牌钢笔

那晚之后，我病了一场。医生说是劳累过度，加上有点感冒。林慧一边给我熬粥，一边数落我：“陈立文，你看看你，都快五十的人了，还跟个小年轻一样拼命。那个张主任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不就是个破项目吗？至于把命都搭上？”

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想说话。她不懂，这不是一个项目的问题。这是我欠了二十年的一笔债，现在债主的儿子找上门来，我连躲的资格都没有。

昏昏沉沉地睡了两天，我脑子里反复出现的，还是1983年的那个夏天。

那时候的教室，没有电扇，只有头顶上吱呀作响的老吊扇。午后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空气里都是粉笔灰和汗水的味道。我和张铁生就坐在那样的光线里，他总是低着头，用铅笔头在草稿本上画画，而我，则用那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在练习本上一遍遍地写着自己的名字。

“陈立文，你的笔真好看。”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眼睛里闪着光。

“等我爸发了工资，我也让他给我买一支。”他说这话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期盼。

我记得，他的父亲来学校开过一次家长会。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一条腿走起路来有些跛。班主任当着所有家长的面，批评张铁生学习不努力，拖了班级后腿。他父亲就那么低着头，一言不发，黝黑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但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却把裤腿攥得紧紧的。

家长会后，张铁生好几天没跟我说话。我能感觉到，他心里憋着一股劲。他开始认真听课，晚上也留下来做作业。有一次我问他，是不是想考个好成绩给你爸看。他点点头，眼睛很亮，说：“我想考上高中，考上大学，以后挣钱给我妈治病，让我爸别那么辛苦。”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有朝气的样子。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可是，贫穷就像一个巨大的泥潭，死死地拖着他。他的母亲常年吃药，家里几乎没有任何积蓄。我亲眼看到过，他的午饭，就是一个干巴巴的玉米面窝头，连咸菜都没有。而我的饭盒里，却是母亲精心准备的米饭和炒菜。

现在回想起来，那支英雄牌钢笔，对我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学习工具，一个荣誉的象征。但对他来说，它可能代表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他拼命想要够到，却遥不可及的世界。一个没有贫穷，没有歧视，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赢得尊重的世界。

偷窃当然是错的。这个道理，我从上小学起就懂。老师和父母都教育我们，要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所以，当我发现他偷了我的笔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和背叛。我觉得他玷污了我们的友谊，也玷污了那支笔所代表的“英雄”二字。

我去找班主任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少年人那种非黑即白的正义感。我觉得我是在维护班级的纪律，是在帮助老师惩罚一个犯了错误的人。我甚至觉得，这是在“拯救”他，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不再犯。

我完全没有想过，我的“举报”，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全校师生面前念检讨，被勒令退学，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它不仅剥夺了他受教育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它在他身上贴上了一个“小偷”的标签。这个标签，可能会跟着他一辈子。

我病好后回到单位，整个人都瘦了一圈。老王看到我，吓了一跳，拉着我说：“陈哥，你这是何苦呢？不就是个项目吗？差不多得了，别真把身体搞垮了。我可听说了，这次评优的名额，早就内定了，是办公室新来的那个小李，人家是局长亲戚。”

我听了，心里反而平静了。原来，他之前说的“优先考虑”，真的只是一个饼。或许，从一开始，他就没想过要给我任何机会。他只是想看着我，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像一头老牛一样，耗尽最后一点力气。

这比直接的打压和报复，更让人感到寒冷。

我没有理会老王的劝告，依旧每天按时去档案库上班。只是我的心态变了。我不再是为了那个评优名额，也不再是为了向张远证明什么。我只是想把这件事做完，给自己一个交代，也给那段尘封的历史一个交代。

我开始更深入地研究那些档案。我发现，在五六十年代的那家纺织厂的工人名册上，我找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张瘸子。那是大家给张铁生父亲起的外号。原来，他真的在那里做过工。我还找到了一些当年的工伤记录，上面记载着，一个叫张建国的木工，在维修机器时，被掉落的零件砸伤了腿。

张建国，应该就是张铁生的父亲。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我仿佛看到了那个跛着脚的男人，为了养家糊口，在充满噪音和棉絮的厂房里，日复一日地劳作。也仿佛看到了那个叫张铁生的少年，在退学之后，是怎样跟着他的瘸腿父亲，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学徒生涯。

我把这些资料，默默地整理出来，单独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我是想有一天，能把这些东西交给他，告诉他，我知道了。

第5章 一次长谈

项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带着两个年轻人，几乎是通宵达旦地工作。终于，在截止日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完成了所有的资料整理和数字化录入工作。

看着电脑里那一个个排列整齐的文件夹，和桌上那一摞摞装订好的纸质报告，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身体都被掏空了。

两个年轻人欢呼着，早早地就回家休息了。我一个人留在办公室，想把最后的一些收尾工作做完。

又是深夜，又是只有我一个人的办公楼。

张远的办公室门，依旧亮着灯。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拿着那个装有纺织厂资料的文件夹，敲响了他的门。

“请进。”

他看到我，似乎并不意外。

“张主任，项目完成了。”我把手里的报告递给他。

他接过去，没有看，而是放到了一边。他看着我，眼神很平静：“陈老师，辛苦了。”

“应该的。”我说。

办公室里陷入了沉默。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坐吧。”他指了指沙发。

这一次，我没有像上次那么拘谨。我走过去，坐下，然后把那个特殊的文件夹，放到了茶几上。

“这是……？”他问道。

“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关于老纺织厂的记录，里面……有关于您父亲的。”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他的身体，微不可查地僵硬了一下。他伸出手，拿过那个文件夹，慢慢地打开。他的目光扫过那些泛黄的纸张，扫过“张建国”那个名字，扫过那份工伤记录报告。

他的手，在轻轻地颤抖。

看了很久，他才合上文件夹，抬起头，眼眶有些发红。

“谢谢。”他轻声说。

“我父亲……”他顿了顿，声音有些沙哑，“他不是个好木匠。他总说，如果当年没出那件事，他应该能供我哥读完大学。我哥，就是张铁生。”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捏住了。张铁生，是他的哥哥。

“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很困难了。我哥很早就出去打工，跟着我爸学手艺，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他挣的钱，大部分都寄回家，给我妈买药，供我读书。”张远的声音很低沉，像是在讲述一个遥远的故事。

“他很少跟我说起以前的事。但我知道，那件事，是他一辈子的心结。他总觉得，是自己没出息，给家里丢了人。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他跟我说，一定要好好读书，要有出息，要堂堂正正地做人，不要像他一样。”

我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我一直以为，张远是张铁生的儿子，我面对的，是两代人的恩怨。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是兄弟。而那个被我“举报”的少年，用他被毁掉的人生，为他的弟弟铺就了一条通往“堂堂正正”的道路。

“我考上大学那年，他最高兴。他喝多了，第一次跟我说起了那支钢笔的事。”张远看着我，目光里没有恨，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悲凉。“他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两个人。一个是我爸，让他失望了。另一个，就是他的同桌。他说，他偷了人家最宝贵的东西，毁了人家的信任。”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他从来没恨过你。”张远说，“他说，你是对的。做错了事，就该受到惩罚。他只是恨自己，为什么当时那么不懂事，那么虚荣。”

“对不起……”我哽咽着，说出了这句迟到了二十年的道歉，“真的……对不起。”

“您不用说对不起。”张远摇了摇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报复。我只是想来看看，那个让我哥念叨了一辈子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知道，一个能让他在潦倒半生后，依旧觉得‘他是对的’的人，究竟有着怎样的坚持。”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城市的夜景。

“我看到您在单位里，不争不抢，默默无闻，守着那些故纸堆，一守就是二十年。我看到您为了这个项目，不顾身体，拼命加班，哪怕知道评优可能没您的份。我就明白了。”

他转过身，看着我：“我哥没有看错人。您和他，都是同一种人。骨子里，都刻着‘认真’两个字。只是，命运给你们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那一刻，我所有的恐惧、猜测、不安，都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一种巨大的，无法言说的悲哀。我们都没有错，可我们的人生，却都因为那支该死的钢笔，被彻底改变了。

第6章 平静的疏远

项目报告交上去后，在局里的总结会上，张远点名表扬了我。他说了很多肯定的话，说我工作态度严谨，业务能力扎实，是年轻同志学习的榜样。

同事们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老王更是用胳膊肘捅了捅我，低声说：“陈哥，行啊你，真人不露相，什么时候把新主任给搞定了？”

我只是笑了笑，没有解释。

那次长谈之后，我和张远之间，仿佛达成了一种默契。我们不再刻意回避，也不再相互试探。在工作上，他依旧是那个雷厉风行的主任，我依旧是那个埋头苦干的老科员。我们公事公办，客气而疏离。

他办公室里那个相框，依旧摆在原来的位置。我偶尔进去汇报工作，目光扫过，看到那张黑白照片，心里不再是恐惧，而是一种复杂的平静。

年底的评优，我果然没有评上。名额给了局长那个亲戚，小李。局里很多人都为我抱不平，觉得张远言而无信。林慧在家里也跟我大发雷霆，说我被人当猴耍了。

我却异常地平静。我知道，张远有他的难处。在机关这个复杂的环境里，他一个新来的主任，不可能为了我一个无足轻重的老科员，去得罪顶头上司。他能做的，或许就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给我最大的体面。

春节前，局里发年货。我拎着一袋米一桶油往家走，在单位门口，遇到了张远。

“陈老师，回家？”他笑着打招呼。

“是啊，张主任也下班了？”

我们并排走了一段路，谁都没有说话。快到路口的时候，他忽然开口：“陈老师，我哥……前几年得病走了。”

我的脚步，猛地顿住。

“肝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他的声音很轻，“他走的时候，很安详。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替他，好好活着。”

我的心，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疼得无法呼吸。张铁生，那个沉默的，喜欢画画的少年，那个用自己的一生为弟弟铺路的哥哥，就这么走了。我甚至，连当面对他说一声“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他……他过得好吗？”我艰难地问。

“不好也不坏。”张远说，“娶了个媳妇，生了个女儿，开了个小小的家具维修铺，一辈子，都在和木头打交道。就是太累了，太省了，把身体熬垮了。”

我们沉默地站着，路口的红绿灯交替闪烁，映着我们两个同样沉默的脸。

“陈老师，”他看着我，很认真地说，“当年的事，早就过去了。您不用再放在心上。我哥他，真的没有怪过您。”

我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可我怎么可能不放在心上？

那之后，我向张远递交了提前退休的申请。

他没有挽留，只是默默地帮我办好了一切手续。

办完手续那天，我收拾好自己办公桌上为数不多的私人物品，准备离开这个我待了二十多年的地方。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里，大家都在忙碌着，窗外的阳光正好，一切都和我刚来时没什么两样，又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

张远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来，送我到楼下。

“陈老师，以后有什么打算？”他问。

“还没想好，”我说，“可能会去老年大学报个班，学学书法，或者，就待在家里，给老婆孩子做做饭。”

他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盒子，递给我。

“这是什么？”

“一支笔。”他说，“我哥留下来的。他说，当年欠了你一支笔，一直没机会还。”

我打开盒子，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支钢笔。不是英雄牌的，是一个我没见过的牌子，但笔杆也是墨蓝色的，笔尖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我的眼泪，再一次模糊了视线。

我没有接。我摇了摇头，把盒子推了回去：“不用了。当年的事，我也有错。如果我当时能多想一点，或许……一切都会不一样。”

他没有坚持。我们站在单位门口，相顾无言。

最后，我对他伸出手：“张主任，多保重。”

他也伸出手，和我握了握：“您也是，陈老师。”

我转过身，没有再回头，一步步地，走进了冬日的阳光里。

第7章 尾声

退休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要平静。我真的去报了书法班，每天练练字，读读报。林慧一开始还抱怨我没出息，提前退休少拿好几年工资，但看我气色一天比一天好，人也开朗了些，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再也没有见过张远。只是偶尔从老王那里，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说他工作能力很强，很有魄力，把综合科治理得井井有条，很受上面领导的赏识，估计很快就要再高升了。

我听了，只是淡淡一笑。我知道，他会走得很远。他身上，背负着两个人的希望。

有一个周末，我陪林慧去逛一个旧货市场。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我看到一个摊位上，摆着一些老式的文具。其中，就有一支英雄牌的钢笔，和我当年的那支，一模一样。

我鬼使神差地把它买了下来。

回到家，我把它放在书桌上。儿子放学回来，看到了，拿起来好奇地问：“爸，这什么老古董啊？还能写字吗？”

我笑了笑，从他手里拿过笔，蘸了墨水，在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三个字：

张铁生。

墨迹在纸上晕开，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坐在我身边的少年，他低着头，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手里的笔。

我常常在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回到1983年那个闷热的下午，我会怎么做？我还会去向老师举报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当年的我，坚守了我的原则，维护了我心中的“正义”。而张铁生，用他的一生，偿还了他的过错，也守护了他的亲人。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和解。

那支英雄牌钢笔，我没有再用它写过一个字。它就静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像一个沉默的墓碑，埋葬着一段回不去的青春，和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后来有一次，我去医院看望一个生病的老邻居，在住院部的走廊里，与一个女人擦肩而过。那女人搀扶着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小女孩，眉眼间，有几分张铁生的影子。

我停下脚步，回头望去。她们走得很慢，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洒进来，给她们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轮廓。

我想，那应该是张铁生的妻女。她们过得，似乎还不错。

我没有上前去打扰。我们只是两个不相干的陌生人，在人生的轨道上，有过一次短暂而致命的交错，然后，便各自奔赴不同的方向。

我转过身，继续往前走。走廊很长，就像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一生。有些债，可能永远也还不清。有些人，错过了，就再也见不到了。而我们能做的，或许，就只是带着这份遗憾，继续好好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