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者伯纳德·威廉斯：乐观但不天真，悲观绝不肤浅

在发表于《纽约书评》的评论中，麦金（Colin McGinn）称伯纳德·威廉斯为“具有人文主义者灵魂的分析哲学家”。尽管关于何谓人文主义者歧见纷呈，但对威廉斯而言，称职的人文主义者应该深刻地认识思想所处的历史情境，理解各种价值主张的重叠与冲突，看到人性的复杂与理性的局限，接受并包容不断溢出理论的异质性要素。那些以“理论”相互竞争的哲学家认为，异质性要素是哲学必须克服的阻碍，而在威廉斯看来，哲学的“智慧”恰恰在于发现并尊重那些处在理论边界之外，却在真实生活之中构成存在意义的丰富维度——诸如忠诚、爱、遗憾、独特的个体叙事、无可挽回的损失以及不可通约的生命感受。

在《伯纳德·威廉斯导论》（下称《导论》）这本出色的思想导论中，作者詹金斯既能以抽丝剥茧般的耐心进行剖析，又能将细节精心编织成整体性的思想图景，既信实地呈现了威廉斯的思想原貌，又高屋建瓴地作出了公允的定位，展现出能见树木，亦能观森林的理论功底。更重要的是，詹金斯的叙事是有温度的。掩卷之余，我们不仅获悉了威廉斯的思想，还感受到这些思想背后的关怀，以及这些关怀与我们自身存在的相关性。对中文学界而言，在威廉斯的主要著作多已迻译的基础上，这本导论的中译无疑是极为有益的补充。詹金斯从三个环环相扣的面向立体地考察了威廉斯的思想：“发展和调配出一种足够复杂的心理学，理解哲学自身历史的持续相关性，充分意识到偶然性在多大程度上浸染了这段历史、影响了那套心理学以及引发了那些被称为哲学的问题。”（《导论》第9页）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三个面向如何与威廉斯思想中的三个关键词相互呼应。

《伯纳德·威廉斯导论》

作者：（美）马克·P.詹金斯

译者：吴芸菲

版本：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5年6月

撰文｜孙宁

厚概念

威廉斯从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的“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中得到了“厚概念”（thick concept）的灵感，而格尔茨则从牛津哲学家赖尔（Gilbert Ryle）那里获得启发。民族志的研究者和日常语言的分析者都在表层的单义性背后看到了多元的视角互动和多层的意义建构，威廉斯试图将这一洞见引入伦理学。

在《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中，威廉斯将厚的伦理概念——例如懦弱、谎言、残暴、感恩等——表述为既“受世界引导”（world-guid⁃ed），又“引导行动　”（ac⁃tion-guiding）。厚概念包含了描述性（descriptive）和规范性（normative）维度，它们统一了是（is）与应当（ought），体现了事实与价值的交缠。围绕厚概念展开的伦理学讨论呈现出这样一些特征：首先是一种常识主义的倾向，威廉斯并不试图对那些从其本性来说不允许逻辑定义的概念作出逻辑定义。然后是一种描述主义的倾向，他通过描述使用脉络、特征表现以及实践关联来理解概念，不强求一个普遍必然的逻辑构造，也不寻求某种本质主义的定义或还原性的解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从现实主义的道德心理学来理解概念的内涵，尽量让说理停留在具体而复杂的人性厚度中，而不是急于进展到一种过于抽象的道德理论。

关于厚概念，威廉斯遇到了很多诘难：描述与评价是如何在厚概念中关联起来的？应该如何区分厚概念与薄概念？这一区分本身是否应该接受检查（也许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薄概念，薄概念只是不够厚的概念）？更关键的问题是，在作出诊断之后，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药方。威廉斯指出，一个仅使用厚概念的社会——也就是他所说的“超传统社会”（hypertraditional soci⁃ety）——将反思控制在最小程度，只有当人们从使用这些概念的社会实践中退后一步，反思前进方式是否正确时，才产生了诸如“好”或“坏”等等概念。尽管威廉斯告诉我们，“反思可以摧毁知识”，但他并不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反思的态度，相反，反思的发生不仅是不可逆的，还是政治共同体自我更新的重要动力。因此，威廉斯并没有断言任何一种伦理态度的优先性，只是提示我们，如果从对正确与善好的过度聚焦转向那些由厚概念所揭示的重要维度——光荣与可耻的分野、奸诈与信实的较量、本真与虚饰的界线，伦理学或许会呈现出新的样貌。

无论如何，厚概念是地方性的，它们只反映了特定情境中的特殊兴趣。在威廉斯看来，对道德的探讨不能聚焦于提出并应用理性原则，而应该转向在多变的生活情境中审慎判断和明智抉择的能力，以及理解他人情感和回应他人需求的能力。在这样的视角下，理论的导向变得过于稀薄，甚至可能完全缺失。取而代之的是对具体性的极端诉求以及对普遍性的极端怀疑。尽管威廉斯赞赏亚里士多德的现实感——“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人本质上是动物，其特征恰好是理性，而对康德而言，人本质上是理性存在者，只是恰好是动物”（《导论》第249页，下同），但他仍然质疑亚里士多德能否从自然中辨识出德性，“能否正当地将这种必然性奠基在某种特定的人性观念之上”？（第252页）

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1929—2003），20世纪重要的道德哲学家，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于1970年当选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1983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荣誉院士，次年当选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院士，并在1999年因其在哲学上的重大贡献而被授予爵位。主要研究为伦理学、知识论、心灵哲学和政治哲学。威廉斯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的批判，以及对道德和道德要求的本质的探究，一度主导了西方伦理理论的思维。主要著作包括《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羞耻与必然性》《道德运气》《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真理与真诚》等。

哲学史学

思想是必须放在历史进程中才能被理解的东西，这里的历史当然也包括个体的心理发展史。这是威廉斯的哲学史学（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也是他一生恪守的工作准则。在他看来，哲学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最终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历史感。他之所以对柯林伍德（R.G. Collingwood）和伯林（Isa⁃iah Berlin）青睐有加，也是因为他们都具有历史维度的思想倾向。

与一般的分析哲学家不同，威廉斯主张在哲学史研究中推进对哲学问题的探索。他认为，如果我们将问题重新放回到历史语境中，就会发现所谓的“新”方案可能是对已有方案的再阐释，而理论的“推进”或许只是暴露了自大和短视。在《羞耻与必然性》中，威廉斯挑战了当代讨论中常见的进步主义叙事，该叙事将古希腊伦理学（特别是《荷马史诗》和悲剧作品中的伦理观）视为尚未达到现代道德观的原始阶段。他认为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误解了古代伦理学，忽视了它们的复杂性和当代相关性。

在《笛卡尔》的序言中，威廉斯区分了观念史（the histo⁃ry of ideas）与哲学史（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前者探索过去作品的历史背景、它所受的影响、它与当时流行思想的关系，后者则是哲学性地进行哲学史研究。观念史不问“它意味着什么？”(what does it mean？），而是问“它曾经意味着什么？”(what did it mean？），而哲学史则“更倾向于进行理性重构，这种构建本质上且毫不掩饰地采取当代风格”，尽管这会产生“本质上模糊的、不完整的、因为作者及其同时代人的理解而不能被完全确定的对象”。在另一篇题为《笛卡尔与哲学史学》中，威廉斯更加明确地阐述了哲学史的重要性以及他的哲学史观。他认为哲学史的巨大价值在于，通过不同历史语境的相互对照，让一些当代假设展现出“陌生感或可质疑性”。他写道，“我们必须做的是利用手头现有的哲学材料，结合历史的理解，从过去的哲学中找到或创造一种哲学结构，这种结构足够陌生，能帮助我们质疑当前的处境和对传统的既有认知，包括关于这些材料本身。”在威廉斯看来，历史中的复杂性、歧义性和被遗忘的可能性揭示了当代主流范式的历史偶然性及其潜在的盲点。历史中异于当下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解决方案打破了固化或窄化的时代思维，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理解和回应当下困境的想象空间。

这让我们想到著名古代哲学学者弗雷德（Michael Frede）提出的三条哲学史研究路径：哲学论述集（philo⁃sophical doxography）、哲学的哲学史（philosophical history of philosophy）和历史的哲学史（historical history of phi⁃losophy）。他将威廉斯（还有罗素）归为第一类，认为他们延续了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的做法，即将过去的哲学观点“视为现代的，甚至可能是现在仍可以捍卫的观点”。至于弗雷德本人，他显然更支持历史的哲学史，着眼于“重构观点和立场的实际历史演变”。除此之外，我们还想到罗蒂（Rich⁃ard Rorty）的区分：历史重构、理性重构、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与论述集。

诚然，这些各具合法性的哲学史研究范式是可以共存的。但威廉斯的选择是他对下面这些问题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首先，如果思想的展开总是在以某种方式援引已经产生的思想，应该如何区分历史的叙事和非历史的分析？其次，如何区分信实的历史和非信实的历史，当我们尝试对研究对象作出清晰而自洽的解释时，是否已经在讲一个故事？最后，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史？在威廉斯看来，哲学史研究的关切点始终是当下的问题，检视已经走过的历程是为了更清晰、更全面地理解这些问题的实质和可能的解答维度：关于这些问题，历史中的哲学家会给出怎样的理由，他们的思想中有哪些有益之见，他们的论证能否得到更恰当的改进？这些问题的答案总是未决的，随着思想的演进不断地被重新审视、修正与丰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史是活的传统，哲学史研究不能只提供后见（hindsight），还应该给出前见（foresight）。

伯纳德·威廉斯。

道德运气

威廉斯用“道德运气”（moral luck）挑战了康德主义、功利主义等传统伦理理论。在他看来，道德判断不仅取决于行为者的意图、努力和有意识的选择，运气——即超出行为者控制范围的因素——往往显著地塑造着外部和内部的道德评价。道德运气不仅揭示了伦理生活的脆弱性，展现了抽象原则之外的个体情感和生命体验，还让行为者的完整性（integrity）和身份认同被不可控制的复杂因素所动摇。

在《道德运气》中，威廉斯用画家高更的例子展示了对道德辩护产生重要影响的内构运气（constitutive luck）：高更抛弃家庭去大溪地追求艺术，驱动他前往的艺术冲动由基因、性格、成长环境和机遇所塑造，他的艺术才能是他恰好拥有的构成特质。如果缺乏这些，他的选择仅仅是鲁莽之举。同时，高更的成功还依赖于一系列外部运气（exter⁃nal luck）或事变运气（inci⁃dent luck）：他的画作可能被销毁或被忽视，他独特的风格可能不会引起未来观众的共鸣，等等。无论如何，高更的道德立场是事后才被评判的。如果他失败了，他会被谴责为一个自私的逃兵。幸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各种“运气”在这个道德叙事中的作用。在威廉斯看来，尽管道德运气本身并不是道德辩护，但它同样是道德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关于道德的讨论不应该只聚焦于自愿和自主作出的选择，还应该看到，这些道德选项本身，甚至实践美德的能力，往往是幸运的产物，是命运之手赐予的不均衡的礼物。真正的“实践智慧”必须将这些也纳入考量。

威廉斯认为，荷马史诗和悲剧作品提供了对伦理生活的丰富而令人信服的理解。他发现古希腊人对运气所扮演的角色有敏锐的觉察，他们深刻地理解“伦理无能”（ethi⁃cal incapacities）——行为者由于压倒性的承诺、实际现实或深层性格特质而无法选择其他方式的真实情况。这并非否认自由的决定论，而是对塑造道德生活的实际必然性的承认，是过度理性化的现代道德理论所缺乏的宝贵现实主义。威廉斯敦促我们反思自欺欺人且枯燥无味的启蒙修辞，一种“理性主义者的理性理论”（the rationalist theory of rationality），即认为一个人只有在能够诉诸普遍接受的标准时才是理性的。他还敦促自由主义者（包括他自己）认真对待这一事实：程序正义和人类平等的理想是地方性的、临时的和受文化约束的——作为对威廉斯的呼应，内格尔（Thomas Nagel）在《道德运气》中探讨了运气如何挑战了公平的概念。

这样的思考必然引向对一般预设或普遍原则的不信任，以及对大尺度的伦理理论的怀疑。这种怀疑不同于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因而不是原则性的或方法论的怀疑，而是实际的怀疑，它总是处于某个具体情境，由可疑的证据、矛盾的证词或未兑现的承诺等现实因素触发，针对某个特定主张或信念的可信度。同时，这样的思考还会引向对“道德”本身的反思。威廉斯在晚年的一篇回顾文章中谈到，他预料到“道德运气”会是一种“矛盾修辞”（oxymoron），在很多人看来，它将非道德的东西引入了道德的讨论。然而，对威廉斯而言，区分道德与非道德，或者更确切地说，充分探讨这种区分，进而探讨“道德”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却是最为紧要的伦理议题。在生前最后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除了聪明之外还需要什么”，威廉斯答道，“深刻地理解论证或书页中不存在的东西，以及一些想象力。许多哲学家以非常线性的方式进行论证路线，用一个证明盖过另一个证明，或者用一个反驳驳斥其他假定的证明，而不是横向思考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什么。人们往往忘记了主要问题。一个例子是，人们过去常常讨论道德与非道德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什么是道德考量而非非道德考量？’‘什么是道德判断而非非道德判断？’他们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却从未问过为什么这种区分一开始就被认为如此重要。”

伯纳德·威廉斯。

强健的悲观主义

詹金斯将威廉斯刻画为“反理论者”（anti-theorist）。反理论者对复杂的人性、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不可控的偶然性有着深刻的洞察，这种洞察消解了普遍的视角、客观的理念和绝对的世界观，甚至消解了一切理论的合法性。他提醒我们，总有某些不可预期的因素在秩序的罅隙里渗透出来，逃逸出试图将它们收入其中的理性结构。

落实到伦理理论，反理论者一方面像非认知主义者（non-cognitivist）那样认为伦理命题或道德陈述并不是对客观事实的认知性判断，因此无法判定真假，另一方面更加彻底地放弃对道德是什么作出统一的回答，认为伦理理论既是不必要的（unnec⁃essary）也是不可取的（undesir⁃able）。詹金斯指出，威廉斯认为“道德哲学压根就没有理由产生任何有趣的自成一体的理论”，他要求我们“对基本伦理信念的正确性进行一般性检测”，这个检测的实质是：“关于道德是什么，不可能有任何非常有趣、规整或自成一体的理论，而且，即便眼下一些理论家的活动很活跃，也不可能有一种作为哲学结构的伦理学理论，可以与一定程度的经验性事实相结合，得出一个用于道德推理的决策程序”。（第88页）这个过于极端的结论超出了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底线：“批评者们很快就接受了他的批判的某些方面（比如，通过更多地关注情感或个人关系），却迟迟不肯断然拒绝坚实的伦理学理论存在的必要性。”（第307页）

放弃理论是否意味着放弃了理解世界和人性的冲动，进而放弃了以更好的方式共同生存的诉求？对威廉斯而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在《道德运气》的最后写道，怀疑主义“会让我们保留一种道德概念，但这个概念肯定不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重要”。应该如何来理解这种道德概念呢？詹金斯在本书的最后提到了威廉斯对尼采式谱系学（genealogy）的偏爱，这种谱系学“通常以一种分析哲学会感到尴尬的方式，结合了历史学、现象学、‘现实主义’心理学和概念阐释”，它不仅不违背“自然主义道德心理学”，还“是阐明伦理生活的一种方法——或许是唯一方法”。（第263-264页）我们不妨借用“厚概念”的提法，将此称为“厚理论”。威廉斯自称为悲观主义者，但在詹金斯看来，当威廉斯自觉地从薄理论转向厚理论，他所展现的是一种强健的悲观主义（a pessimism of strength）。

《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

作者：（英）伯纳德·威廉斯

译者：陈嘉映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3年3月

强健的悲观主义以“信心”（confidence）为内核。威廉斯告诉我们，“对伦理信念所抱的希望最好寄托在信心上。换句话说，在绝对知识和根本意志失败的地方，信心却有可能成功。”（第302页）这让人想到罗蒂说的“希望”（hope）。罗蒂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应该用希望代替知识，其实就是说：应该停止担心自己的信念是否有充分根据，而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想象力来想出对不同于当前信念的有趣替代方案。”尽管罗蒂对威廉斯有诸多批评（威廉斯仍然在伦理相对主义中寻找某些真实的东西，仍然在试图捍卫物理主义的实在观），但他认同威廉斯的基本信念：理论的消解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理想的道德生活和社会建制的想象。

“信心”和“希望”在当下的世界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在盲信和虚无的两极拉扯中，一种介于其间的“信心”究竟意味着什么？考虑到威廉斯坚定地拒斥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再考虑到他的无神论倾向，这种信心的内涵就变得更加模糊。詹金斯中肯地指出，“也许威廉斯只是过于努力地试图解决伦理确信与偶然性之间根本无法解决的紧张关系，而信心则是这一尝试在概念上的牺牲品。”（第306页）但在威廉斯看来，这种模糊或许是注定的。面对复杂的人性，一个有同情心和洞察力的人必然会陷入犹豫不决。然而这不是进一步探索的阻碍，反而是动力。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写道，“威廉斯传达了一种强烈印象，当我们摒弃理论后，留下的将是像他这样的人：他们缺乏哲学理论，但仍积极地批判和自我批判，不受任何其他理论的束缚，对经验中可能存在的扭曲和层级结构有清醒的认识，并以此作为判断的依据。”对真正的人文主义者而言，进行这种探索的意愿和能力正是人类的希望所在。探索者可以踌躇，但不天真；可以未决，但不肤浅。

撰文/孙宁

编辑/李永博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