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一个叫廖永和的奴隶找到解放军，表明身份后惊动军区领导

1950年，青海西宁。“报告首长，外面来了个蒙古族同胞，他…他好像不太会说汉话，但一直指着您，情绪很激动。”

时任青海省军政委员会主任的廖汉生放下手中的文件，眉头微蹙。建国伊始，百废待兴，西宁城里鱼龙混杂，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他示意警卫员把人带进来。片刻之后，一个身着破旧不堪的蒙古袍、满脸风霜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的皮肤黝黑粗糙，眼神里却透着一股子难以言喻的执拗和期盼，一进门就死死地盯着廖汉生，嘴唇哆嗦着，似乎想说什么。

廖汉生示意他坐下，温和地开口，可对方只是茫然地看着他。警卫员在一旁补充道，这人只会说蒙古语。这就奇了，一个蒙古族同胞，找他这个汉族军区领导，到底有什么事？廖汉生耐着性子，让人赶紧去请一位翻译。翻译赶到后，那人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激动地用流利的蒙古语诉说着什么。随着他的讲述，翻译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到震惊，最后变成了肃然起敬。

翻译转过头，声音都有些颤抖地对廖汉生说：“首长，他说…他说他不是蒙古人，是汉族。他还说，他是西路军的红军干部，职务是…副营长！”话音刚落，整个办公室瞬间安静了下来。廖汉生和在场的几位干部面面相觑，眼神里全是难以置信。一个说着流利蒙古语、连汉语都忘了怎么讲的人，竟然自称是十三年前失散的红军副营长？这事儿，太过于离奇了。

这个自称廖永和的男人，他的故事还得从十三年前那段惨烈的岁月说起。1936年，为了打通国际通道，接应苏联的援助，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奉命西渡黄河，组建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廖永和，当时正是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的副营长。他是个安徽金寨出来的穷苦娃，1931年就参加了红军，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兵。

可谁也没想到，河西走廊等待他们的，是数倍于己、装备精良且凶悍异常的马家军。那是一段浸透了血与泪的征程。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里，红军将士们穿着单衣草鞋，饿着肚子，与骑着高头大马、身穿皮袄的敌人殊死搏斗。廖永和亲眼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在1937年3月的倪家营子突围战中，他所在的营被打散，腿部也受了重伤。

掉队，在当时几乎就意味着死亡。但廖永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追上部队，回到组织。他拖着伤腿，在没膝的雪地里艰难跋涉，路上陆续收拢了十一个失散的战友，其中有指导员，也有年仅十四岁的小战士火娃子。他们这支小小的队伍，靠着野菜和兽骨充饥，向着部队可能去的方向追赶。遗憾的是，他们并不知道，部队早已奉命转向新疆，而他们却一路向西，方向早已南辕北辙。

命运的残酷并没有就此罢休。在一个山洞里休整时，他们遭遇了一伙土匪的袭击。两名战友当场牺牲，廖永和自己也身中两枪，子弹从胯下穿过膝盖，当即昏死过去。等他再次醒来，已经是八天之后。幸存的战友们没有抛弃他，一直守着他。可他清楚，自己成了队伍最大的累赘。他不能拖累大家，在一番痛苦的抉择后，他以死相逼，最终说服八位战友先行离开，只留下了年纪最小、没有负伤的火娃子照顾他。

战友们含泪告别，山洞里只剩下廖永和与火娃子两人相依为命。靠着战友们留下的兽骨和火娃子挖来的草根，他们在山洞里又熬过了一个多月。直到有一天，一位名叫江西力的蒙古族大娘发现了他们。这位心地善良的大娘，看到两个“红娃娃”的惨状，动了恻隐之心，悄悄给他们送来了小米和食盐。那一口久违的米粥，对当时的廖永和与火娃子来说，不啻为人间最美的佳肴。

随着春季牧场转移的开始，山里土匪活动日益猖獗。江西力大娘担心他们的安危，劝说他们下山到自己家里躲避。廖永和思虑再三，觉得这也是唯一的生路，便答应了。可他没想到，这一下山，便开启了长达十三年的奴隶生涯。江西力大娘虽然心善，但她的丈夫却只把廖永和看作一个可以使唤的劳力。而火娃子，则被安排到了部落头人的家里，两个患难与共的战友就此被迫分开。

伤好之后，廖永和就被主人派去放羊。他腿脚不便，根本看不住乱跑的羊群，没几天就丢了羊，招来一顿毒打。更危险的是马家军的搜查。有一次，马家军的骑兵挨家挨户盘查失散的红军，江西力大娘急中生智，示意他不要开口。靠着之前学来的几句蹩脚蒙古语，廖永和竟侥幸蒙混过关。这次经历让他彻底警醒：要想活下去，必须彻底忘记自己的过去，忘记汉语，变成一个真正的“蒙古人”。

从此，他白天在荒无人烟的草原深处放羊，晚上就跟着江西力一家学习蒙古语。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蒙古话说得越来越流利，汉语却在记忆中逐渐模糊、褪色，直至彻底遗忘。他就这样跟着主人一家四处迁徙，从甘肃肃北，一直到青海的德令哈地区。他像当年的苏武一样，与羊群为伴，心中那点回家的火苗，被无尽的草原和漫长的岁月一点点消磨，却从未熄灭。

机会终于在一次部落冲突中降临。趁着主人一家慌乱逃命，江西力大娘偷偷塞给他十块银元和一匹马，让他快逃。廖永和含泪叩别了这位恩人，纵马冲入茫茫黑夜。可逃出来之后，他又一次陷入了迷茫。十三年过去了，天大地大，部队在哪里？延安又在何方？他不敢贸然行动，最终决定在巴音河畔挖了个土洞隐居下来，改名黄永和，靠给牧民修补靴子为生。他坚信，当年那支打不垮的队伍，总有一天会打回来的。

在隐居的日子里，他认识了一位名叫格民的蒙古族姑娘，两人同是天涯沦落人，最终走到了一起，还生了一个孩子。家庭的温暖给了他新的慰藉，但对组织的思念却从未停止。直到1949年秋天，一个消息在草原上传开：“解放军把马家军打跑了！”廖永和虽然不知道解放军是谁，但他心里清楚，能打跑马家军的，必定是为穷苦人做主的队伍。

一些残余的反动牧主得知他曾是“赤匪”，扬言要杀他泄愤。幸得友好的牧民保护，他才躲过一劫。这更坚定了他去西宁看一看的决心。恰好一个奴隶主要去西宁附近的塔尔寺朝拜，廖永和便以为他免费牵骆驼为由，跟着走了十八天，终于来到了湟中县城。那天，县里正在召开群众大会，当他看到主席台上那熟悉的镰刀斧头图案时，刹那间，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那就是党的旗帜！他曾在这面旗帜下宣誓，为之奋斗！他什么都明白了。大会一结束，他就冲进了县委书记尚志田的办公室，一把抓住对方的手，用蒙古语激动地喊道：“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尚志田听不懂。在反复比划和提醒下，廖永和才从记忆深处，艰难地挤出了几个汉字：“大别山……红军……”尚志田大为震惊，立刻给他开了封介绍信，让他去西宁找廖汉生。

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听完廖永和断断续续、夹杂着蒙古语的哭诉，廖汉生也被深深打动。可按照纪律，恢复身份需要证明人。廖永和一听就哭了：“我的首长、我的战友，不是牺牲了就是失散了，十三年了，我去哪里找证明人啊？”他一边流泪，一边报出了自己当年的部队番号和从军长到师长的所有领导姓名，每一个都准确无误。

看着眼前这个饱经沧桑的汉子，廖汉生从他的眼神和泪水中，看到了一个红军战士最质朴的忠诚。他相信了。组织上随即安排廖永和进入干部训练班学习，帮助他重新学习汉语和党的政策。1950年3月，经组织审查批准，廖永和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位失散了十三年的副营长，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此后，他留在德令哈地区工作了整整二十四年，从区长一直干到县委书记，为自己曾为之流血牺牲的土地，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