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一名刽子手的老婆，正在门口晒几枚人头骨。

故事，清朝时期，一名刽子手的老婆，正在门口晒几枚人头骨。她长得很漂亮，面对白森森的人头骨，一点也不害怕。
老杨头家的这点事儿，坊间谁不偷偷议论，那天是光绪二十八年腊月初九，北风呜咽，巷口的雪还没化，老杨头刚从衙门回来，肩膀上搭着一块油布，油布包着什么，街坊心里都清楚。
门口那位正俯身翻弄什么的女人，身段窈窕，皮肤白净，正是老杨头的媳妇阿珍。
她手里拿着几枚人头骨，像是在挑拣自家晒干的核桃，把骨头一只只摆在院墙的阴影里，晃晃悠悠，她的脸上没一丝害怕，眉头都没皱一下，反而专注得像在给家里晾衣服。
邻居小顺偷偷扒着墙根看，心跳得厉害，可阿珍一回头，竟还冲他点头笑了笑。
那笑容干净利索，仿佛门口晒的什么都不是，有人说，老杨头命硬，杀人如麻；有人却说，是阿珍心狠，才能跟着刽子手过日子，可谁也说不出，这样的日子，到底是心狠还是心苦。
阿珍晾完最后一枚头骨，擦了把手，转身进屋，顺手把门带上，屋里传来她和老杨头说话的声音。
她嗓音温柔，问：“你回来啦，吃点热的么？”老杨头应声，嗓门低沉：“今儿衙门催得紧，连个热包子都没顾上吃。”
阿珍把晾晒的头骨收拾好，声音平静，像说着再寻常不过的家务琐事：“这几颗，明天一早就有人来拿，说是医馆要用。”
老杨头点头，神情没什么变化，他们家这些年，靠着“额外的生意”过日子，衙门给的工钱少，日子要往下过，得想法子，骨头、刀、布匹，这些东西在别家是晦气，在他们家却像柴米油盐。
阿珍坐下给老杨头倒茶，顺手把桌上沾了血迹的布包收拾好，她的动作麻利，茶热气腾腾端到老杨头手边，两人对坐无言，屋里一时安静，只听外头风刮过门缝。
其实，阿珍并不是一开始就不怕的，刚过门那年，她见到屋里的刑具、带血的麻袋，夜里常做噩梦，可日子一天天过下去，她慢慢发现，这一行里没有谁是真狠，只有谁能熬。
熬着熬着，胆子也就大了，她甚至开始琢磨怎么把晒骨头的活儿做得干净利落，省得再添麻烦。
邻里间难免背后议论，有人说阿珍漂亮，偏偏嫁给刽子手，是不是有点怪，可老杨头心里明白，自己这点家底，能娶到阿珍这样的女人，靠的全是命。
阿珍也不觉得自家有啥不一样，她常说：“我们家能吃饱，全靠你这一刀一刀挣的，比起饿肚子，死人骨头算什么。”
这话说出来，街坊们都不敢接，可阿珍说得理直气壮，甚至带点骄傲，她知道，自己过的日子别人不懂。
有人背地里议论，说她心肠硬，可她把头骨摆正，擦干净，像给自家孩子洗脸一样认真，她心里明白，这世道，没几个人能选自己想要的活路，她能选的，是把日子过下去。
有一年，县里换了新知县，行刑的规矩紧了不少，人头骨没人敢认领，只能堆在衙门后院，老杨头回家闷闷不乐。
阿珍看着他，没说话，只是第二天一早，自己去衙门后院，挑了几枚骨头回来，她把骨头用热水泡过，晒在墙根，旁人看见了，吓得不敢靠近。
阿珍却觉得，这些白森森的骨头，不过是她家饭桌上的一块肉，是过日子的本钱。
有一次，阿珍去集市买菜，碰上几个妇人议论她，有人指着她背后小声嘀咕：“你瞅瞅，那就是刽子手的老婆，听说手上沾血，脸上还笑得出来。”
阿珍装作没听见，买完菜回家，路上脚步稳稳的，她知道，这世道，谁都不容易，她能做的，是让家里人吃饱穿暖，管别人怎么说。
老杨头有时候也会担心，夜里他问阿珍：“你不后悔么？跟我过这样的日子。”
阿珍翻身看着他，语气里没有一丝犹豫：“你心里明白，你要不是干这行，咱们早就饿死了，人活着，总得有个出路。”
其实，有些事儿连阿珍都没和人说过，比如她有时候也会做梦，梦见那些晒在墙根的人头骨变成了街坊邻居的脸，朝她咧嘴笑。
她梦醒后，摸摸身边的老杨头，心里还是踏实，她知道，这世道，谁都在熬，她能熬过来，是因为心里有底。
有一年大旱，城里饿死不少人，阿珍照样在家门口晾晒头骨，街坊们反倒没人再敢多嘴，有人还悄悄来敲门，问她能不能带点骨头去医馆换粮。
阿珍没多话，转身就去屋里取，她明白，日子难的时候，什么都能变成救命的东西，她能做的，不过是把这些“晦气东西”换成家里的米面油盐。
阿珍有时候会看着那些骨头发呆，她想，这些头骨原来是别人的亲人，是别人的儿女，可到了她手里，就成了过日子的“家伙事儿”，她不觉得可怕，只觉得这世道就是这样，谁都得靠点什么活下去。
其实，像阿珍这样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并不少见，她们或许漂亮，或许平凡，或许心里也曾害怕，可只要日子还要往下过，就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她们看着白森森的头骨，心里想的不是害怕，而是明天的饭钱、孩子的学费、家里的油盐。
这样的女人，才是真正能撑起一个家的顶梁柱，她们不怕脏，不怕苦，也不怕人说，她们知道，活着才是最重要的，这些头骨，不过是日子里的一个插曲，是她们熬出来的家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