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我国历朝历代的帝王陵，除了夏、周、元三朝以外，其他朝代或多或少都被考古工作者发现并知晓其具体位置。
而元朝的帝王陵至今未被发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独特的秘葬制度、薄葬习俗以及严格的保密措施。
据史料记载，元朝皇帝采用秘葬制度，遗体深埋后以万马踏平地面，待青草生长后完全消除痕迹，确保陵墓与周围环境无异。
这种有别于中原传统的葬俗使元朝帝王陵极具隐蔽性，故而让后世学者极难寻找其准确地点。
如果说元朝的帝王陵难以被发现是因为蒙古人保密措施做的好，那周朝的帝王陵就是另外一个原因。
虽然周王陵“不封不树”，但它未能被学者确认的原因在于其核心区域自古就成为盗墓的重灾区。
很多周朝高规格墓葬多被盗掘过，文物的散佚导致关键证据缺失，从而让学者们明知它是周王陵也无法确认。
比方说洛阳的金村八座大墓，就被许多国内专家认为是东周王陵。
但可惜的是，金村大墓在民国时期盗掘一空，出土的所有文物几乎都流失海外，令考古工作者无法探索其墓主人究竟是何许人也。
我们再说夏朝的帝王陵，它为何至今未能被考古工作者发现呢？
根据古代文献《竹书纪年》的记载，夏朝从大禹到夏桀共传了十七代君王，延续了471年的时间。
对比我们已知的商朝殷墟帝王陵，夏朝的帝王陵也应该在其都城区域附近。
综合《史记》、《竹书纪年》等古籍的记载，夏朝曾多次迁都。
大禹定都在阳城，后迁至平阳。
太康与仲康时期居斟鄩，后羿夺权后相迁商丘、斟灌。
到了少康时期，这位君王复国后都夏邑，十八年迁原。
其后的君王又迁至老丘、西河等地。
而夏朝的亡国之君桀又迁回了斟鄩，直至商汤推翻他的统治。
但问题是，学者们至今未能拿出百分百的证据来考证出上述任何一座夏都的具体位置。
如果找不到夏朝的都城，那寻找夏王陵也如同盲人摸象一般毫无头绪。
按照最新的考古研究，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的二里头遗址有可能是夏朝的都城。
从时间点来看，二里头相当于夏王朝的中晚期，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它是古籍中记载的夏朝都城斟鄩。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等诸多证明其都城性质的线索。
二里头宫殿复原图之一
现任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的领队赵海涛则对此用了更为严谨的表述：“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都。”
为什么赵海涛没有向大众确证二里头遗址就一定是夏都呢？
按照传统的观点，考古学中能够证明朝代存在的直接证据是文字。
殷墟发掘的甲骨文将《史记·殷本纪》里的记载确证为了信史，它以完美的证据链证实了殷商文明的存在。
而目前二里头的发掘，只在出土的陶器和骨器上发现一些可能与文字有关的刻划符号，还没有形成像殷墟甲骨文那样成熟的文字系统。
夏朝到底有没有和商朝一样的成熟文字，目前学界未有公论，同时这个问题也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另外一个让学者不能确证二里头为夏都的原因是，遗址里发现的400座古墓，面积超过2平方米的贵族大墓仅有9座。
其中面积最大的古墓是位于2号宫殿正殿与北墙之间的长方竖穴坑墓，面积约20平方米以上，具有二层台结构，规模与殷墟妇好墓相当 。
现有考古成果表明，5000年前良渚古国时期的墓葬区，就已经出现了帝王陵的雏形。
近几年的探测研究，让学者确认了良渚古城反山王陵外部存在着四面合围的院墙结构。
这种类似后世秦始皇陵的围墙、享殿配套的高规模墓葬体系，无疑代表了我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发端。
良渚反山M12号墓
良渚发现的规模最大墓葬是高城墩13号墓，其墓坑尺寸为南北长4.6米、东西宽3.2米、深1.9米，采用有椁无棺葬制并设置熟土二层台，出土了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
其面积略小于二里头的长方竖穴坑墓，但两者的规模与建制已十分类似。
但二里头的高规格古墓，和殷墟的帝王陵相比，则显得有些寒碜了。
因为殷墟的帝王陵更接近我们所熟知的帝王陵寝，以东区的墓葬群为例，它的平面形制分别为:“亞”字形（四条墓道）、“中”字形（两条墓道）、“甲”字形（一条墓道）。
可二里头高等级古墓连墓道也没有，更别说出土司母戊大方鼎这样高等级的青铜器了。
这样一比较的话，二里头及其他疑似夏都遗址里的古墓群更像是贵族墓葬区，而非夏王的陵墓。
但如果换一种思维来看，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夏朝还没建立严格的墓葬等级制度，历代夏王死后可能没有葬入王族独享的王陵区，而是与其他贵族墓葬混在一起。
这就像个大家族的墓葬区，里面没有明确区分出家族首领的墓穴，从而使得后人难以辨别哪座墓葬属于夏王陵。
也就是说，夏朝或许和元朝一样对帝王实现薄葬，既不像其他朝代那样铺张浪费，墓中也没有太多贵重的陪葬品。
这种说法有没有根据，我们或许可以从古籍中寻找相关证据。
《越绝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禹）因病死，葬，苇棺，穿圹深七尺，上无泻泄，下无邸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说大禹病死后，用芦苇做成的棺材将其安葬。
他的墓穴深七尺，祭坛高三尺，上面有泥土筑成的三级台阶。
开国君主的墓葬如此简陋，后代君王的墓葬自然不会像商朝那样奢华，这似乎印证了夏朝各代君王死后实行薄葬的观点。
《越绝书》的作者据传是春秋晚期的子贡，但现在多认为它是东汉袁康、吴平整理编订的古代吴越地方史著作。
关于大禹实行薄葬的记载，会不会是《越绝书》的一家之言呢？
我们不妨从更早的古籍中寻找线索。
二里头墓葬等级
西汉戴圣所编《礼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
所谓“夏后氏墍周”，郑玄对此解释是“火熟曰堲，烧土冶以周于棺也。或谓之土周。”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夏朝的葬俗必然有棺木，而且会有火烧土的痕迹。
《礼记》的记载虽然比《越绝书》要高了个档次，但仍然表明夏朝在实行薄葬的葬俗。
更早的《墨子》一书也有类似的记载：“（禹）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
桐棺特指采用桐木加工的殓葬器具，用葛布裹尸的方式同样说明大禹的墓葬极为简陋。
假如上述古籍中的记载反映了真实的历史面貌，那我们按照传统观念，像寻找商周时期的帝王陵那样去寻找夏王陵，结果自然是无功而返。
再进一步延伸这个观点去看二里头遗址，那我们通常认为的贵族墓葬中或许就有某代夏王的陵寝。
那么，之前有说法认为“殷墟之前无王陵”的观点就能从中得到印证。
它表明我国超大型的墓葬制度是从商朝开始，并在后世演变的过程中日趋成熟。
这恐怕就是现今很多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都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但真相究竟如何，史学界内仍存在着许多争论。
毕竟今天的考古发现还无法将文献记载中的夏朝历史一一印证，但从王城岗遗址、瓦店遗址、新砦遗址，再到二里头遗址，我们正在逐步窥见夏朝400多年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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