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田猎区”与商末东土地理——以田猎卜辞“盂”、“□”诸地地望考察为中心（上）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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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殷墟田猎卜辞所见地名盂与，当分别位于汶水上游的“龟阴之田”和汶水下游的“汶阳之田”一带。与之相关联的商、丧、榆、宫等田猎点或途经地，亦在东土。商末田猎区似在泰山周围，或可称之为“泰山田猎区”。此外，《左传》蒯聩“献盂于齐”之盂，与卜辞田猎地盂是一非二，在“龟阴之田”一带，因其近齐，故卫献于齐；郑国“泰山之祊”，殆即卜辞地，位于汶水下游北岸。至于周初召公所受之榆土，其性质与卫盂、郑枋同，乃东方诸侯襄助周天子行方岳之祭、位于泰山脚下的“汤沐之邑”。商周车马行进一般速度在每日40公里左右，战国秦汉以后“师日行三十里”之辞，不能作为商周地理研究的估算依据。

关键词：商周地理；卜辞；泰山田猎区；汤沐邑

商人好游猎，这在殷墟卜辞中多有反映。学者据20世纪90年代以前公布的甲骨资料统计，田猎卜辞已达4500片之多，若算上近年刊布的花园庄东地甲骨、小屯村中与村南甲骨等新材料所含相关资料，田猎刻辞总数差不多有5000片，几占现有甲骨总量的5％。此类卜辞在商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素为学界所熟知，晚商时期的国家形态、军事制度与经济形态，乃至近年成为史学界研究新热点的生态环境史，均能通过田猎卜辞的梳理得以局部揭示。不过，欲比较准确地把握上述问题，田猎卜辞所涉及的晚商历史地理，乃是无法绕过的重要前提之一。如若卜辞地名之地望考证出现偏差，地理空间上的对应关系产生混乱，其他以此为立论依据而得的相关认识，恐怕就是一笔糊涂账。在此，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人们对田猎卜辞盂地地望之认识。不少学人深信，晚商时期存在一个以盂地为中心的“沁阳田猎区”，故而在讨论相关历史问题时，往往将一些尚待商榷的观点与材料，不假分析地拿来便用。这样的研究文章新近尤为多见，其论述考辨言之凿凿，但所得结论往往南辕北辙。所以，像“沁阳田猎区”存在与否，作为田猎区中心地点的盂究竟位于何方，诸如此类的研究前提，便不得不重新检讨。就具体卜辞材料言，与田猎点盂关系甚是密切的还有。这两个田猎卜辞地名，似可与《春秋》经传中的“卫盂”、“郑祊”互相对应，能够起到新旧材料互证互补之示范效应，因此本文一并加以讨论。下面将从“沁阳田猎区”学说之检讨，田猎卜辞盂、二地之地望，《春秋》经传“卫盂”、“郑祊”之所在及其与田猎卜辞盂、之关系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从而提出“泰山田猎区”的初步看法，以期对商周东土历史地理研究有所推进。论证方法，则以商末征人方、周初征东夷等史实为背景，尽量以地名群为考察单位，以地理方位相对明确的古地名，尤其是具有考古材料依据的地名为定点，结合晚商卜辞、商周金文、战国简帛文献与《春秋》经传等材料，作出相应推测，力戒孤立地名的任意比附与晚出文献的随意征引。至于甲骨材料的利用，则着力吸收最新且合理的缀合成果，以避免由于断版碎片或缀合不当而产生的臆测与分歧。商周古地理素称难治，文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学界同好不吝指正。

一

“沁阳田猎区”说检讨

早在1915年，王国维在《雪堂丛刊》上刊发《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一文，卜辞地理的专题性研究由此肇端。在该文中，王氏认为殷墟卜辞地名约略可考者有八，即位于河北者有龚、盂与雝，位于河南者有毫、曹、杞、（戴）与雇。这些结论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者非盂地说莫属，今抄录其原文如下：

其略可定者⋯⋯二日盂。《史记·殷本纪》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徐广日：“鄂，一作邘，音于。野王县有邘城。”《左传》“邘、晋、应、韩”，杜注亦云：“河内野王县西北有邘城。”（今河南怀庆府河内县。）盂，疑即邘也。

从中不难看出，此论主要依据是唐代徐广所见《史记》鄂侯之鄂一本作邘之说。但卜辞盂地尤其是作为田猎中心地的盂，是否即河内邘城，并无其他确凿证据。故王氏行文甚是简略，按断亦非常谨慎，一日“略可定”，二日“疑即邘”，并未言之凿凿，自视为不刊之论。

待郭沫若《卜辞通纂》（下文简称《通纂》）于1933年出版，田猎地盂处河内似成定谳。郭氏根据《通纂》635、657、642三版田猎卜辞，并结合先前王氏之说指出：

据此四辞，足见噩、衣、盂、雝四地必相近。⋯⋯邘城在今沁阳县西北，雍城在其东北，地正相近。噩即鄂侯之鄂，盂、噩相邻，故统称其国时，或谓之鄂，或谓之邘也。衣读如殷。⋯⋯卜辞衣地与盂、噩近，当即殷城。⋯⋯其地仍在今沁阳。是则噩、盂、衣、雝相近四地均在沁阳矣。王氏《地名考》本极简略，其法在就个别之地名，以声类为媒介，故所得仅能存疑。余今就四地以归纳之，已毫无可疑矣。

其他相关论述分见《通纂》第615、620、635、642、657诸片之考释，文繁不具引。受郭氏影响，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对此作了进一步梳理，在该书“方国地理”一章中，正式提出“沁阳田猎区”说。随后李学勤又将此说扩充为近十万字的专著《殷代地理简论》。这一说法，除少数专门从事卜辞地理研究者外，颇受学界遵从，如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中相关地图，便完全吸收上述观点，将盂、、、鄂（噩，实为“丧”字之误释）、雍、疐、、向、滴等卜辞地名，集中绘制在河内地区的济源、沁阳、温县一带。鉴于上述学者均为一代名家，且相关论著较为通行，故对那些于上古历史地理不甚措意者而言，“沁阳田猎区”说必然成为首善之选。

不过，“沁阳田猎区”说疑问甚多，今不妨以上引郭氏论述为例加以检讨。如郭氏颇为自信的衣即殷城说，甚至卜辞有无“衣”地，均可进一步讨论。《通纂》635（即今《甲骨文合集》37551，以下均简称《合集》）、657（即今《合集》37547）悉属残辞，其文辞分别为：

戊辰⋯⋯在丧⋯⋯王田⋯⋯衣⋯⋯（《合集》37551，黄组）

辛[未]⋯⋯盂⋯⋯田衣⋯⋯亡灾。（《合集》37547，黄组）

而郭先生补作“戊辰卜，在噩贞：王田衣”与“辛未卜，在盂贞：王田衣”。客观说来，所补并不恰当。此类卜辞，现今学者都非常熟悉，其标准辞例格式往往是“某日卜，在某地贞：王田，衣逐亡灾”，如：

戊辰卜，在贞：王田，衣逐亡灾。（《合集》37564，黄组）

戊寅卜，在高贞：王田，衣逐亡灾。（《合集》37533，黄组）

显然，此类卜辞中的“衣”字，并非动词“田”的宾语，当属下“逐”字而读。各辞真正的田猎地点，应该就是占卜地本身，而商王关注的乃是田猎方式而非田猎地点。按殷墟卜辞习见“衣祭”之记录，如“自上甲衣至于毓”（《合集》22621，出组）、“自上甲至于多毓衣”（《合集》37836，黄组）者即是，所谓“衣祭”，也就是针对多位直系先王举行的合祭之礼，文献通常写作“袷祭”或“殷祭”（参见《礼记·曾子问》、《公羊传》与《谷梁传》文公二年传文）。故卜辞“衣逐”殆可训为合逐、围追，如《合集》28789有“其逐鹿沓自西东北”、“自东西北逐沓鹿”云云之辞，颇为生动地体现出“衣逐”的具体形式。而衣又可读殷而训为大，故“衣逐”之衣或为程度副词。对此，李学勤早有讨论。总之，田猎卜辞中尚无“衣”为地名的确凿证据。若仅据残辞或孤证立论，结论恐不尽可靠。

所谓“噩（鄂）”字之释，实发轫于罗振玉。其后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等均沿袭此说。但这一考释并不准确，若据此进一步创立其他新说，自然不可遽信。后于省吾考证认为，此乃采桑之桑的本字，卜辞中通常作国名、地名，又可假借为“丧”。洵为卓识。所以像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直接把该字形放在“丧”字字头下，郑杰祥在研究商代地理时亦用此说。事实上，2O世纪50年代郭氏本人于《通纂》重印之时，便已改从于氏之说，他在重刊本上作眉批日：“噩字于省吾释为丧，言卜辞‘丧众’屡见，又言‘大目丧明’，丧字无疑。其说可从。唯此书乃二十五年前之旧作，故一仍旧贯”，“噩字当释为丧，参看《序》四叶眉批”。此举可谓从善如流，可惜我等后辈多采用其早已扬弃的旧说以立论，错上加错。既然所谓“噩”字实乃“丧”之误释，故与典籍“三公”鄂侯了不相涉，将所谓卜辞“噩”地放在河内沁阳一带，既无文字字形依据，亦缺文献相关佐证，欲取信于人，殊非易事。此外，田猎卜辞地名盂、丧二字泾渭分明，不相混淆，甲骨文中不仅习见盂、丧对贞之辞，甚至有“（楷）（雩）二田丧、盂”（《合集》30044，无名组）之类为丧、盂二田祷神求雨的占卜记录，由此足以说明，丧、盂相邻而不同。抛开文字误释而不谈，鄂国或称噩或称邘之说，多少有弥缝之嫌。

“沁阳田猎区”说的另一重要支撑点便是雍地，因据《左传》杜注及《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周代所封之雍国当在河内山阳县西，也即旧怀庆府修武县西。可是与田猎卜辞时代相近的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周之际墓葬M18所出，其铭文有“擒人方（雍）伯”云云之记载，“人方雍伯”之含义，殆如周初方鼎铭（《殷周金文集成》2739，下文简称《集成》）中的“东夷伯薄姑”之称，此名号所透露的历史信息无非是：雍乃晚商人方众部族中的一支。而种种迹象表明，晚商人方的主要活动区域，恰恰就在殷墟以东的今山东省境内。由此可见，在东部人方范围内，同样有雍地存在，文献所见周代以降始出现的河内之雍，并非卜辞田猎地雍的唯一选择。考虑到田猎卜辞中雍与丧及奠往往同版、同辞甚或对贞，而丧、奠二地恰恰又是商末征人方的经由之地（详下引门艺所缀骨版，文中简称“门缀”），且丧与今临淄西南的画（）地及处于汶水与淄水之间的人方属邑旧地相邻。所以，作为卜辞田猎地点的雍，恐怕也是在今淄水流域附近，实乃东土地名，当与人方雍伯之族居地相关。

尤为关键的是，田猎卜辞中有相当一部分地名，适与商末征人方经由地点相重叠，或据他辞可知与人方活动区域临近，故“沁阳田猎区”之说似不可轻信。例如：

(1) 乙巳卜，在[商贞：]王田（），亡[灾。荻]兕廿又口，[唯]来征人[方]。

丙午卜，在商贞：今日步于乐，亡灾。

己酉卜，在乐贞：今日王步于丧，亡灾。

庚戌卜，在丧贞：今日王步于香，亡灾。

辛亥卜，在香贞：今日王步于敢，亡灾。

甲寅卜，在敢贞：今日王步于奠，亡灾。

乙[卯卜]，在奠贞：王田（次）东，[往]来亡灾。兹孚，获鹿六、狐十。

丙辰卜，在奠贞：今日王步，亡灾。（《合集》36501+36752+37410+36772，黄组，门缀）

（2）⋯⋯在商贞：[今日步]于京，亡灾。

甲寅王卜，在京贞：今日步于鸿，亡灾。

乙卯王卜，在鸿贞：今日步于（彻），亡灾。（《合集》36567，黄组）

这是两组文辞相对完整、内容前后衔接的王步卜辞，具体记录商王征人方过程中的部分经由地点。此中所提及的商、、乐、丧、香、、（彻）诸地名，恰恰就是田猎卜辞中经常出现的占卜地（亦可视作商王驻跸之地）与田猎点。例如：

（1）涉滴，至，射，左犬擒。（《合集》28882，无名组）

（2）⋯⋯卜，在泺（乐）[贞：王]田，衣[逐亡灾]。（《合集》37562，黄组）

（3）辛卯卜，贞：王田丧，往来亡灾。

壬辰卜，贞：王田（香），往来亡灾。（《合集》3766O，黄组）

（4）戊戌卜，贞：王田，往来亡灾。（《合集》37741，黄组）

（5）王其田（彻）⋯⋯吉。（《合集》29357，无名组）

类似证据还有很多，如著名的田猎地点与，亦均属征人方经由地，据《合集》36495记载，商王在征人方途中，便曾分别在二地驻跸。为节省篇幅，不再具体展开分析。

此外，上引“门缀”所载介于香、奠之间的敢地，也有相应线索可证明它位于人方活动区域之左近，例如：“乙未卜，暊贞：旧人（纳）驶，其不残。”“乙未卜，暊贞：敢入（纳）驶，其不残。”（《合集》28195，何组）从对贞角度看，敢与旧当为毗邻或地理位置较为接近的两个地名。众所周知，无名组卜辞《屯南》2064又有“人方邑旧”之辞，而黄组卜辞中商王亦曾在旧地占卜，旧甚至成为商王征讨人方途中的一个驻跸地，故与旧处于对贞位置的敢地，极有可能就是在人方活动区域范围之内或附近。又如：“成犬敢比，湄日亡灾，王⋯⋯”（《合集》29394，无名组）成犬即设于成地的犬官，所谓“成犬敢比”，殆可解释为商王在敢地会同成地犬官一同做某事（以田猎的可能性为最大），或者说“成犬敢”是指敢族之人出任成地犬官。总之，此中所揭示的乃是敢、成二地相互邻近。关于卜辞成地，我们曾作讨论，认为就是汶水以南、曲阜以北的孟氏采地之成邑或周代威国之都邑。所以，“成犬敢比”之语所透露的地理信息，适与前引《合集》28195同。

通过以上简单对照，大体可以获悉，商末很多田猎点基本是在人方或临近人方之范围。同样据卜辞记载，帝辛十五年第二次征人方曾涉足东方齐地，即：“癸巳卜，贞：王旬亡咎。在二月，在齐次。唯王来征人方。”（《合集》36493，黄组）卜辞齐地一般以为在今山东临淄，新近随着山东高青周初遗址的发现，学界又提出齐在高青之说，但不离今淄博市一带是大致可以确定的。所以，商末田猎区就大方位而言，应位于殷墟以东地区，而非殷墟西南方向河内地区的济源、温县与沁阳一带。

其实，商末田猎区的方位问题，早有学者提出东土之说。如董作宾谓“东土有‘田猎区’，为自武丁以至帝辛，历代殷王田游所必至，故其地名之见于卜辞者亦夥”。认为田猎区内各地，“其距离多在一、二日之程，少数有三日至五日之程者，其范围当不出五百里以外也”，“今可推知者，均当在大邑商之附近，尤以商之东及东北、东南为多。度其方位，在泰山与蒙山之西，南至于淮，北至于济之地带也”。尽管董氏对田猎区范围划定或过于宽泛，也没有对各地名具体地望作出考证，只是将其中同时为征人方所经地的五个地点，在征人方路线示意图上粗略加以标识，但董氏所用方法似较过去学者严密一些。在卜辞资料的综合利用上，即将卜旬、王步与卜夕卜辞视为一个整体以及把征人方卜辞与田猎卜辞综合考虑的做法，尤可称道，对后来者启发甚巨。例如岛邦男日后提出的“殷东田猎区”说，就是在董氏基础上修订扩展而成的，甚至在方法论上也十分相似。当然，岛邦男对具体地名又有大规模扩充，对诸地关系及其大致方位亦有相应交代。不过，诚如钟柏生所言，岛氏的地理体系，其中有若干组地名的安排不甚理想。此中当然也包括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盂与，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商（滴）、丧、榆、乐、香、敢、奠、、、宫、向与雍等地点。客观地讲，将商末田猎主要区域放置在殷墟以东地带是极富建设性的，但具体结论恐怕还须一一梳理。而且在利用于支系联之时，研究者往往忽略田猎时日的禁忌与“诹日”等现象，甚至将卜旬卜辞当成地名间距的推测依据，故田猎地名间的日程关系无形间被拉大。再加上受商即商丘、人方包括东夷与淮夷等说法影响，其田猎区的划定亦比实际范围扩大许多。此外，对时代相近的金文资料与传世先秦文献的利用，也相对缺乏。所有这些问题，恰恰就是我们重新研究过程中亟须注意之处。

总之，在学界影响大半个世纪的“沁阳田猎区”说，其立论依据比较薄弱，似不如其后的东方泰沂田猎区说更近事实。如今若想寻找真正的商末田猎区所在，恐怕得转而东顾，把目光聚焦在古济水以东的人方范围内或其附近区域，也即在今山东省境内找其线索。至于本文重点讨论的盂、二田猎地点，估计也不会出此范围。在此需强调的是，今天扬弃“沁阳田猎区”说，并非缘自标新立异、欲与前辈学者一争短长。以材料为依据，客观冷静探寻历史之真相，希冀对商周历史地理研究有所推进，才是我们的真实目的。且必须承认，“沁阳田猎区”说建立过程中所凝练出的研究思路，尤其是郭沫若以后所运用的、以地名组群为整体考察对象的新方法，恰恰是亟待吾辈继承与发扬的重点所在。

二

田猎卜辞盂、二地地望推测

（一）关于田猎卜辞盂地处落范围的初步推断

就文献记载而言，周代河内一带固然有一个作为“武之穆”的姬姓封国邘，但河南安阳以东地区亦有一盂邑，如据《左传》定公十四年传文，当时卫国太子蒯聩，尝有“献盂于齐”之举。所以，与上节所讨论的雍地情形类似，我们同样不能轻易排除卜辞田猎地盂乃东土地名的可能性。若将各种线索综合在一起，作为田猎地点的盂地，极可能位于今泰山脚下，也即史籍所载“相土之东都”范围之内，具体结合卜辞地名组群体现的各地问方位与里程关系，或可推断盂地大概就在春秋时期“龟阴之田”附近。至于春秋晚期蒯聩所献之盂，恐怕与商末田猎卜辞中的盂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极可能是同一地点。春秋卫盂与田猎点盂地的关系问题，将在下一节再予详论，在此先把重点放在田猎卜辞盂地本身的地望推论上。

据《合集》等甲骨著录书籍初步统计，殷墟卜辞中，与盂处于同辞、对贞或同版关系的地名至少有25个，分别为丧、宫、榆、因、
、向、、、敦、疐、斿、、秦、、安、商（滴）、成（）、、、、屯（春）、夫、召与旧。当然，笼统的同版关系，于探讨某地的具体地望及地与地之间的距离等问题，或许作用有限，故对这部分卜辞材料的使用，还得根据实际情况，例如前后卜辞在内容上的关联度、是否具有其他卜辞材料的佐证等，而有所选择。但那些属于同辞与对贞关系的地名，在商代历史地理研究中的意义便完全不同，倘若能够考证出其中一、二地名的具体地望以作基准，相关地名组群中的其余地名，也就具有了一个大体可供推寻的范围。今略举数例如下，以便读者有比较直观的认识：

(1)翌日辛王玄宫田省，亡灾。

盂田省，亡灾。

丧田省，亡灾。（《甲骨缀合续集》458，无名组）

(2)丁丑卜，翌日戊王其于因，亡灾。

于榆，亡灾。

于丧，亡灾。

于盂，亡灾。

于宫，亡灾。（《合集》28905，无名组）

例（1）说商王在某驻跸地占卜，打算于辛日外出田猎，贞问究竟是宫地、盂地还是丧地合适。例（2）说丁丑日在某驻跸地占卜，商王想在转天的戊辰日外出游猎，询问因、榆、丧、盂与宫五地究竟哪个更为吉利。诸如此类的由对贞选卜而形成的地名组群，恐怕都是围绕在商王占卜地或驻跸地的附近，应相互比邻。这在卜辞中也有相应线索可寻，例如：“王其省盂田，诞从宫，亡灾。”“弜⋯⋯从宫，其每（悔）。”（《小屯南地甲骨》2357，无名组，以下简称《屯南》）卜辞习见“王往田，从东，擒”（《屯南》1094）、“王往田，从南，擒”（《屯南》629）之类占卜记录，故上引“王其省盂田，诞从宫”云云之辞殆是讲：商王想巡视盂地的田猎活动，从宫地出发是否顺利。故宫、盂二地想必邻近。众所周知，盂与宫乃卜辞中经常出现的处于对贞关系的田猎地点，相应的辞例不胜枚举，之所以时时对贞卜选，就是因为其地理上具有邻近之特点。同样的道理，像丧、榆、因之类的对贞选卜田猎地名，各自距盂必然不能过远。考虑到每次具体的田猎活动耗时甚短，甚至每每当日往返，即所谓“往来亡灾”，故处于对贞卜选关系的各地名之间，其直线距离最远也就是一两天行程。

(3)甲戌卜，翌日乙王其⋯⋯

于丧，亡灾。

于盂，亡灾。

于宫，亡灾。

王其比盂犬古（？）田，亡灾。

不雨。

其雨。（《合集》29024+27907，无名组，刘义峰缀合）

(4)戊午王卜，贞：田疐，往来亡灾。王占日：吉。

辛酉王卜，贞：田，往来亡灾。王占日：吉。

壬戌王卜，贞：田敦，往来亡灾。王占日：吉。

丁亥王卜，贞：田盂，往来亡灾。王占日：吉。

戊子王卜，贞：田丧，往来亡灾。王占日：吉。

辛卯王卜，贞：田，往来亡灾。王占日：吉。（《合集》37746，黄组）

例（3）之重点在前五辞，其中前四辞为一组具有对贞关系的占卜资料，大致内容当与例（2）类似，涉及游猎地点仅存丧、盂与宫三地；第五辞则是占卜商王会同盂地之犬官前往地田猎是否顺利，盂、二地属同辞关系。商王赴地田猎，却要盂地犬官陪同，似说明盂、二地甚近。例（4）诸辞涉及的地名有疐、、敦、盂与丧，虽仅为同版关系，但因卜辞性质纯粹，内容前后关联，各田猎地点恐怕均散布在占卜地周围。即便仅以干支为判断依据，像軎与敦、盂与丧，因其占卜日前后衔接，故相互间无疑是临近甚至接壤的。

对于此类具有同版、对贞、同辞关系的地名组群，倘能考证出其中某些田猎地哪怕是一个地点的具体地望，那么其余游猎地点也就有了参照依据，如再有相应考古信息可资参考，或传世典籍记载中有线索可寻，则大体方位当不难判定。田猎卜辞中的盂地，殆可准此思路而推求。

上述与盂地相关的25个地名，具有定点参照意义的地点有丧、商（）、成、榆、疐、秦、、与宫等9个。其中丧、秦、商、成、、榆诸地，我们此前已有所涉及，也曾提出过初步意见，即丧地近（临淄西南），在淄水流域一带；秦殆在春秋时期汶水上游一带的赢邑附近；商乃《春秋经》“齐人降鄣”之鄣，在汶水下游沿岸，离山东曲阜甚近；成当与后来鲁三桓孟氏之采邑或周代（盛）国有关，位于汶水以南、鲁都曲阜以北或东北一带；可能就是《左传》庄公八年“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之葵丘，大致在齐都营丘以西地带，接近莱芜谷地北端；榆殆与清华简《系年》所载东周齐长城“句俞之门”相关，或在山东肥城句窳亭。当然，由于讨论侧重点不同，先前对上述地名的探讨多为点到即止，尚须细化。再则，我们在系统翻阅相关甲骨材料的过程中，又找到一些有助于问题深化的新材料与新线索，且丧之于盂、商（滴）之于，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坐标作用。所以，极有必要对卜辞丧、商二地重作细致考证，为田猎点盂、地望之确定提供有力支撑。

丧地所处方位，据甲骨材料大体可以推知：它介于（临淄西南）、乐（济南历城一带）之间，又与寻、、旧、疐等地相邻，位于今淄水流域一带之可能性最大。试看下列黄组卜辞：

（1）⋯⋯在丧贞：[王]田（画），衣[逐]⋯⋯

⋯⋯卜，在泺（乐）[贞：王]田，衣[逐]⋯⋯（《合集》37562）

（2）己酉卜，在乐贞：今日王步于丧，亡灾。

庚戊卜，在丧贞：今日王步于香，亡灾。（《缀续》379）

上引例（1）所卜事项有二：一在丧地占卜前往地田猎，二在乐地占卜具体的田猎方式。众所周知，田猎卜辞中占卜地与田猎地间往往距离甚近，多在一两天行程之内，更近者甚至可当日往返。丧之于，大概不外乎此。且丧与乐地关系较为密切，故于同版出现。例（2）为帝辛十年征人方过程中记录商王行进线路的王步卜辞，记载的是己酉日在乐，占卜赶赴丧地是否顺利，而转天庚戌日则在丧地占卜前往香地事宜。可见丧地去乐仅需一日。关于地，学界通常认为即《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宿于画”之“画”，去齐都营丘，殆在一舍以内。《水经注·淄水》有日：“又有水注之，水出时水，东去临淄城十八里，所谓中也。”《史记·田单列传》集解引刘熙注，指出画为“齐西南近邑”，也即临淄之西南。卜辞乐地，就是《左传》桓公十八年“公会齐侯于泺”之泺，在今济南历城附近。若以商周车马每日行进40公里左右的速度推算（详下），则卜辞丧地当在今济南历城与临淄之间。

此外，丧地还与疐、寻、、旧、成等泰山周边的田猎地点临近，似可进一步验证丧在历城、临淄之间的推测。例如：

(1)今日乙（雩），亡雨。

其舞（雩）疐，有大雨。

于寻，有大雨。

于丧，大雨。（《合集》30031，何组）

(2)辛亥王卜，贞：田丧，往来亡灾。王占日：吉。

壬子王卜，贞：田，往来亡灾。王占曰：吉。（《合集》37661，黄组）

按：例（1）为祈雨卜辞，后三条则属仪式地点的对贞卜选卜辞，贞问究竟在疐、在寻还是在丧地行祈雨之礼。揆之以理，疐、寻、丧三地自应相距不远。例（2）辛亥日商王占卜欲赴丧地田猎，往返是否顺利；而转天壬子日则说要去地田猎，来回平安与否。所以，至丧也是一日行程。商末寻地，大概在今济南历城与济阳之间，或略偏东泰山北麓的某一点上，而地或即《左传》庄公八年“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之葵丘，据孔颖达《正义》“临淄县西有地名葵丘”之说，该地应位于《诗经·南山》所载春秋“鲁道”之北段。由此似可证明，丧在临淄与历城之间的说法殆称稳妥。

又《合集》28200、29004有“藉丧旧田”之占卜记录，丧、旧之田并举，清楚表明丧与旧地毗邻。正因如此，让我们体察到丧在具体地理方位上较之画地要略偏南，也即说，丧在画的西南方向，更接近淄水上游源头。按《屯南》2064有“人方邑旧”之辞，《合集》36486则云“征人方在旧”，从考古材料判断，古济水流域及泰山以北的历城到淄博、青州一线，晚商时期已基本纳入商王朝有效控制范围，而泰山南麓的山前平原地区，则属“相土之东都”.所以商末人方主要活动区域似在汶水、淄水上游沿岸及其以东地带。故作为人方属邑的旧地，极可能在淄水与汶水之间甚至更南，具体说即莱芜谷地中段偏南或南端。

此外，黄组卜辞《合集》41762（摹本，即《金璋所藏甲骨卜辞》574）还提到：“癸未卜，在旧贞：王步于，亡灾。”“乙酉卜，在立（位）贞：王步于淮（或字之误摹），亡灾。”癸未日商王在旧，两天后的乙酉日则已在地占卜，说明旧地去至多两天行程。即成地之水，大致可等同于春秋时期的成或（盛），其地在汶水下游南岸，与著名的商地临近。我们可以用成或（盛）为起点，以两日行程（80公里左右）为限向北或东北推进，从而推定人方旧邑当在今莱芜市一带，差不多就是莱芜谷地的南端。又旧邑与卜辞攸地接壤，而攸地在学界认识比较一致，多认为即鲁国属民“殷民六族”之一的有条氏之族居地，在今莱芜以东或东北方向。这也进一步佐证了旧邑当位于泰山以东的今莱芜市境内这一基本判断。丧地既与旧地毗邻而并称“二田”，故丧地临近淄水上游之推测，应能够成立。

又丧与汶水下游一带的成关系亦较密切，例如：

丁未卜，翌日戊王其田，犬言比，亡灾，擒。吉。

成犬毕比，亡灾，擒。引吉。

⋯⋯⋯⋯丧⋯⋯灾。吉。

……卜，翌日辛王萁田于向，亡灾。（《屯南》2329，无名组）

上引卜辞所透露的信息大致为：商王欲赴丧地和向地田猎，占卜究竟是由犬官言陪同还是成地犬官毕陪同。所以，丧地离汶水下游的成地亦不会过远。由此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说明丧接近淄水上游的判断大体不误。卜辞丧之地望既已基本明了，故与丧地并称“二田”的盂地，也就有了一个可供推求的大致范围，它极有可能位于泰山东麓，也即淄水与汶水上游地带。

又据前引《屯南》2357记载，商王欲从宫地出发省视盂田，说明二地应不远。按宫之地望，出土新材料中也有线索。如齐故城以南四公里处的今淄博临淄区永流乡刘家庄西南，曾出土两件同铭战国齐铜量，铭文均作“齐宫乡郲（？）里”。其中“齐”为国都之名，“宫”为乡名，“郲（？）”为里名，宫乃齐都营丘所辖之一乡，其出土地与铭文本身所提供的信息颇为契合。故若说卜辞田猎地宫即在今临淄刘家庄一带，似不无可能。这也为前述相关推论提供了一条重要佐证。倘若进一步联系后文将要具体涉及的商、以及《左传》“蒯聩献盂于齐”之传世记载，卜辞田猎地盂似应在泰山东南方的“龟阴之田”附近寻找。

作者：陈絜，赵庆淼

来源：《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

选稿：耿 曈

编辑：王玉凤

校对：耿 曈

审订：汪依婷

责编：杨 琪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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