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晨：人皆莫言

少年时，给自己乱起过许多“笔名”，其中一个就叫“莫言”。

起这个名字只是出于不自信，脸皮儿薄，遂敬告别人莫对自己说三道四，但总觉得不像个人名。

这边厢，文学的小兔子不过是在怀里蠢蠢欲动，那边厢，一个名叫“莫言”的大作家已横空出世，而我写作了多少年，一个笔名也没落下来。且作如是解：既无正式敬告在先，设若被人颠倒议论，理所应当。

初闻莫言先生之名，实借电影《红高粱》如雷贯耳之势。中师毕业后，我在老家的县城，做小学教员。陪自己的学生观看影片，有一幕是男女主人公在高粱地里的戏。光影闪烁之下，女主人公缓缓仰面后仰，一小学生就指银幕窃窃笑曰：“老师，老师，女的晕了。”

不久，我又远离故土，去了青岛求学。课堂上，莫言先生那篇比《红高粱》更早的《透明的红萝卜》，被作为范文来反复研读。

这么说吧，首先进入我阅读视野的莫言作品，就是一种艺术。

以后，有机会去鲁迅文学院看望同学，得知莫言先生与其同班。这个班上，几乎聚集了全国所有当红的青年作家。我在鲁院住了一星期，出出进进，除了我的同学及他同宿舍的人，视他人均若无睹，不论他们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二麻子。可见当年本人虽默默无闻，又常默默无语，但也还是心高气傲得可以。

如此稚嫩可恨，不提也罢。

再过多少年，人就进步了不少，而我自己也成了鲁院学员。记得当时导师对我们说，北京的大门给你们敞开了。我就想，那扇大门在哪儿呢？

单位的领导也打来电话，再三叮嘱我在北京不要怕花钱，单据拿来单位全给报销，要充分利用机会，多积累一些人脉资源。怪我未能领会导师和领导的好意，几个月下来，把自己关在宿舍写长篇的时候居多，还给人留下狂傲的印象。

既然要在北京逗留四个月，我就想，怎么可以不联系一下山东籍的莫言先生呢？于是向人要了他家的电话号码，从宿舍里贸然打了过去。

本来就是素不相识，能聊什么？电话挂了，电话号码却一直被我写在通讯簿上。

当时我居住的城市，坐落在一片荒凉的退海之地，在草木丰茂的鱼米之乡出生长大的人，会很不习惯。我自二十余岁调至此地，无一日不想离开。然调离无望，备尝煎熬。又不幸染疾，直觉余生将尽，寂寂然无趣之极。念故土，思故人，往事历历在目。真个是寰宇之内，能想到的都想到了。因我年前出了本小说集，过了年就把新书给莫言先生寄了过去。

这里有段疑案，我已想不太清楚。莫言先生的住址我是如何得到的？必是我先打了电话问知。随后，我就接到了莫言先生的赠书《生死疲劳》和附信。

在电话和附信中，莫言先生讲到自己多次回老家路过我生活的城市，常会想到这里有我在而生下车晤我之念。

我为何人，竟让莫言先生惦记？当真怎样，不当真又怎样？只是想想曾经有一位驰名遐迩的大作家从我身边经过，即便好像一块飘忽的彩云，也会让我觉得平凡至极的世界，有了些许的不凡。

不过是在几个月前，我的作品研讨会在小城召开。会上有专家从我的创作讲到了莫言先生，认为“莫言作品真正贴近了中国民间对人、对自我、对心、对世界的想象方式”。

莫言先生道升堂奥，尽管我不过仅得皮毛，我也将这个意思如实向莫言先生传达了过去。莫言先生表现出了一位大家的谦逊，把自己的成就归结为影视带来的影响。

又过了几年，我终于如愿得偿，调来济南工作。所供职的单位，是一家小小的编辑部，所幸领导看重我的创作，调我的目的明确。

我对济南并不十分陌生，但毕竟初来乍到，一切都要重新来过。可以说，那也是我人生非常艰难的一个阶段。

编辑部曾组织笔会，一位参会辽宁作家，暗暗向我竖了一下大拇指，悄声对我说：“服你。”我很明白他的意思，与他对视一眼，默然无语。

当时我一直像一位无名小卒一样安心跟在同行们背后服务，作为主人之一，合影时前排连我的座位都没有，这些不可能不被文友们看在眼里。

话说那一年，我匿名参加了一次网络诗歌大赛，捡了个三等奖。得知莫言先生来参加颁奖活动，一到颁奖地点就直奔他的房间。

这是我第一次跟莫言先生见面，有惊喜但没有一点意外。

莫言先生就是那个原本该有的样子，慈然蔼然，气色相当好，身上穿的是一件青色中式对襟夹褂。当时尚未得诺奖，却是新晋茅奖得主，不能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但起码比我得意。

颁奖大会极其隆重，轮到莫言先生致辞，张口还是典型的莫言式幽默风格。没成想转头就说到了我，不过是一两句话，却令我切实一惊。我没有环顾四周，看看会场上强烈的反应，但我想象得出。

果然，会后，北京来的老友对我开玩笑，“拿来炒作一下。”我报之以淡淡一笑。

莫言先生在济南期间，我与活动的组织者一同陪他游览了环城公园、趵突泉、大明湖。如实说，我的话偏多，几乎压过导游员，但说的都是济南的风物掌故，以致返回的车上，莫言先生慢悠悠地说，一般情况下，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就总会挑这个地方的不是，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在一个地方住还说这个地方好话的人。

此话有点绕，但包含的逻辑清晰。我觉得这不但是对我的褒奖，还是知我甚深。旁人很难想象，长期以来我调到济南工作的迫切愿望。在这里，我给予济南，甚至给予生活的，唯有深情的拥抱。所以，这些年来，从我嘴里，没人能听到我说过济南一字不好。

众人面前，我本来是一个沉静的人，那天表现出的兴奋实际上是故意掩盖我风雨飘摇的人生处境和病体支离。

接下来的日子，基本上与莫言先生也没几次联系，一直到他获得诺奖，就生了不去打扰他的念头。

可是，我要说件遗憾，因为辗转两地，莫言先生那年写给我的信就怎么也找不到了。在那封信上，莫言先生除了讲述自己对文学和对文学环境的观点，还特意叮嘱我不要公开。我听从他的意见，没有公开，但也没有将内容备份在计算机上，一旦遗失也就意味着是永远遗失。日深月久，我也终于记不清信上究竟写了什么。

他在颁奖仪式上讲的那两句话，头一句尚可复述出来，第二句我还是选择忘记为好。我岂不知这是莫言先生对人的体恤？

在我读过的莫言先生作品中，我总会影绰看到一个爽快的大叔形象。这个大叔我早就认识。他就生活在我的老家。他热情，敞亮，厚道，嗓门有点大，一见小孩儿就会诙谐地呼叫：“好汉，过来!”

莫言先生知人，才会写出那么多令读者喜爱的作品。有时候我想，唯有这个“知人”也才是对作家首要的要求。

获得诺奖的莫言先生，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他说什么，不说什么，别人做不了主。他要迎来送往，他要招架应付。人在人群中，肯定免不了的。可以说这些事情越严重，就越是他的高级待遇。我没享受到这份“待遇”，可以躲进小楼潜心养病，且坚持写作。

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力量，我彻底战胜了病痛，重新成了一个极为健康的人，脚步轻快，头发乌黑如旧，同时，又有不少作品问世。

那年去了趟高密，趁便参观了“莫言旧居”。从朋友拍的照片上看，红光满面，人也更胖了。

历来我认为，人有口是封不住的。作家的口也是封不住的。

作家异于常人处，是有两张口，一张吃饭说话的口，另一张就是作品。响应他人之口，最好的口是作品。作品这张口，无时无刻不在张开着，也从来没有疲累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观点，批评别人之先，最好也要批评一下自己，这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唯此才令人信服。不能说你对别人就不对。

不让别人说话不对，自己不说话也不对；既然自己要不说话，除了让自己高兴起来，还要做什么？

转眼莫言先生获诺奖十三年了。这些年他参加活动，写毛笔字，人们是看到的。他又拿出了一些作品，牢牢吸引了读者的视线，也招致了一些评论。

戊戌年，我曾请他为我的长篇新作《老实街》写了书名，又看他“左书地沟油诗迎接戊戌春节”，说了自己的意思：

骂声如雷天外来，

刀光剑影枪成林。

貌丑非因人之过，

腹黑确系鬼缠身。

左墨误泼书家案，

旁诗错叩诗人门。

我本愚氓不可训，

狗年抖擞狗精神。

显然保持了一贯的莫言式笑噱风格，但也隐现内心的不平。大过年的，还是高兴起来为好，于是和他一首喜迎戊戌春：

天生有耳听妙音，

罔顾人间嚣叫声。

借得仙公金罩衫，

刀枪何以加我身？

舞之蹈之因兴起，

书之咏之亦情真。

高粱美酒取一碗，

俯仰乾坤祭狗神。

既有狗年，狗神必定是有的，至于司掌何职，且不必去理。要么就是我的杜撰。

憶吁噱！我已记不得很多话，也忘了很多事情，唯忘不了的是奋斗的生活中能够得到的那些温暖。

莫言有一，惟愿有二三，有四五八九，而至于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