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对时间最深刻的体认｜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颁奖典礼评委论坛回顾

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提出，时间是包含所有可能性的复杂网络。但当下，互联网正让我们的生命经验变得单一，信息时代让我们对时间的感知日渐退化。如今，人们用无数信息填补时间的空白，我们不再了解何为“等待”，也不再懂得何谓时间的重量。

幸而，文学的使命正是捕捉现实中的“分岔时间”，直面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我们可以透过叙事的方式去创造质感，创造不同片段和各种分岔小径的时间，这在今天越来越高速、越来越同质化的时代恰恰是最需要的。”文学，不断提醒着人们时间之于生命的重量。而创作本身，便是对时间最深刻的体认，这也是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举办的意义。

在嘈杂的世界里，比起做出一部成熟、完美的作品，我们如何打破时代对自身的局限，如何在漫长的等待中守住一颗纯粹的文学之心，或许是当下的创作者更应思考的。

在2025年11月1日的第八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颁奖典礼中，评委黄子平、黎紫书、陆庆屹、施战军、孙甘露（按照名字首字母排序）与嘉宾主持梁文道，也讲述了他们对文学创作的理解与感受，并就当下创作中的某些现象展开了丰富的讨论。

01

对今年入选作品的印象与感受

梁文道：先请孙甘露老师说说您对五部作品的看法。

孙甘露：这一代人他们的经历、受的教育，他们的知识背景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可以看出背景都很相近。五位评委都觉得（入选作品的）差异性不大，特异性不明显，不是说不能辨认，而是作品都有很多趋同的部分。我在想这是不是这个时代的风尚，或者说一个时期在文化上对作者产生的影响。

贡布里希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你看旗子在飘扬，其实是风在吹，但风你是看不到的。我觉得一个时代的写作也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作者看似每个人都在坚持自己的创作，但是会有一个支配的力量在我们身后支配着这个时代的写作，使我们渐渐趋向于某种东西，这个是很值得玩味的。

比如《不上锁的人》，我看后记时在想，这个小说要是用后记的方法来写就好了。因为后记里的文字是非常有特色的，尽管小说整体有统一性，但是后记里的那种幽默感，那种有一点自嘲的语调，以及最主要的，谈论事情的松弛的方式是很有特色的，所以我希望作者是倒过来写的，从对写作的观察来讲这是有意味的事。

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曾经获奖的作者黄昱宁，她既是一位作家，也是研究者、翻译家，麦克尤恩的很多书都是她翻译的，同时又是出版人，在出版社工作，创作力非常旺盛。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有很多都是同时在做这些工作的，这对他们带来了很好的影响，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作者比较鲜明的特征。

我认为写作是一个很特殊的事，不是我读了很多书就一定写得好。我想到卡尔维诺的一个说法，要把一个地方变成内在的风景，而不是仅仅把它作为客观事件来描述。要找到作家个人独特的声音，是我这次评审阅读的感想。

梁文道：谢谢甘露。陆导，当初面对近一百本书的时候您有没有一个评选标准，还是说标准是不清晰的？很多时候我们做评审工作没有固定的标准，是作品告诉我们标准；也有时候是自己已经有一个评判的标准了，不知道您是哪一种情况。

陆庆屹：从主观愿望来说，我希望作品能告诉我标准是什么，但这不太容易做到。这次文学奖入围了很多作品，但可能因为网络时代的缘故，大家获取信息的方式都一样，所以作品中缺少了一些地域特征，缺少了每个地方的人跟地域所产生的独特的互动。在大量浏览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更偏好有个性的、有好奇心的，向外张望、向内反省，以及真诚的作品。

梁文道：对这五部进入决名单的作品，您有没有一个概括的印象或者感觉？

陆庆屹：它们的风格都比较鲜明，不管是语言的风格、思维的角度还是文学的技巧，都丰富了我的视野。

梁文道：谢谢陆导。施战军老师，您对最后读到的这五部作品有没有评价或者整体的看法？

施战军：其实这几部作品看完以后我们内心里面都有过一些评价，随着老师们一块讨论以后，我的评价也做过一些调整，今天我可以把比较原初的感觉跟大家交代一下。

比如说，像《野蜂飞舞》写的是“时光的声音”。而《天鹅旅馆》写的是“时间的结构”，其实这是一部很洋气的小说，它带有一定的国际性思考，所以在里面能够看到关于时间的结构性的东西。《不上锁的人》是“时间的工具”，就像我们看修表匠拿着很精密的工具在不断地调表。

《白露春分》写的就是“时间的秘密”，时间在不同代际的人身上流过，每个人身上藏了很多秘密，而小说在秘密和昭然若揭之间，展示出了作者对待生命的态度——你带着隐忍之心还是带着窥探甚至某种负面情绪，小说是不同的样子。好在辽京选择了前者。

栗鹿的作品非常轻盈但独特，辨识度非常强，她力图把她所看清楚的和尚未看清楚的都罗列进小说里边，在这期间告诉我们时间有不同的走向，老人对时间的概念和我们自己对于时间的概念是不同的，这两种时间概念产生摩擦，这种摩擦让叙述者内心产生痛感，在倾诉痛苦的过程里，仍有很多问题是待解决的。

今年我们的主题也是时间，从这方面看，这五部作品各有各的特点，而且文学就是要解决时空里面人的位置、人的心思，以及人和在历史当中运转着的世界的关系。

梁文道：谢谢施老师。紫书以前参加过中国文学奖的评委工作吗？

黎紫书：没有。

梁文道：这一次整体的感觉怎么样？

黎紫书：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文学奖评审，可是我是从文学奖出身的，我当初是参加花踪文学奖被评审看到，当时评审有很多是中国大陆的作家、学者，像王安忆、黄子平都当过我的评审，所以我是被中国大陆的评审看着长大的。

因此我知道文学奖对我这样的马华青年作家意味着什么，参加这一次的评奖，我会特别在意这个文学奖到底在中国大陆文坛意味着什么，它要托举和期待的是怎样的青年作家，在评选过程中我很想找出那个应该被发现的人。

我其实也做过像新加坡、中国香港的一些文学奖评审，我是很有“心机”的，如果我发现一个很好的作品，我一定要让他拿奖，我会各种各样地计算，想着怎么样能把他抬上去。

我记得曾经在新加坡的文学奖上，我帮一个在最后决审当中排名最低的作者，辩论到他最后得第一名，就为了让我心目中的那个作者或者作品被更多人看到。而在这里，这样一个有更多高手、更多有望的青年作家的地方，我好希望自己的这种能力可以派上用场，好希望自己可以用尽各种“心机”把我看中的最好的作家抬上今天的讲台。可是要说的是——没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或者作品在今天的短名单里值得我这样做，这也是今天早上评奖进行的比较顺利的原因。

我这样一个马华写作人来到这里当评审，是真的希望能够看到更精彩的东西，希望青年作家能写出更奔放、更有野心的作品，我不期待看到很完整、成熟的作品，我可以接受不完整、不成熟，但是我想要看到有突破性的作品，而不必写得那么小心翼翼的、以大局为重。

梁文道：黄老师，您的感觉怎么样？

黄子平：我作为一个不写小说又经常评小说的人，看到好的作品就是羡慕嫉妒恨，心想这部小说为什么不是我写的？短名单也好，首奖也好，为什么领奖的人不是我？我年轻的时候也想过写小说，但就是写不成。

我想起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我的儿子突然从YouTube上学会了修机械手表，问我有没有坏掉的旧手表？我说我有，我找出来一块，居然是瑞士表，他很惊讶。这个瑞士表应该是最便宜的那种，不能跟宝珀比，但也是我当年工资的20倍。我告诉他这块表的来历，是我父亲的历史冤案平反了，补发了若干工资，他就买了一块表给我。

这么一个故事，有三代人，有历史冤案、机械表，还有记忆等等，能不能写成小说？也许别的高手能，但我自己觉得不能。这里面到底缺了什么东西？我一直在琢磨。其实我们每个人读过或者写过小说的，都碰到无数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把它们叫作素材。为什么素材不能写成小说？因为即使写成也是非常平庸的。这里面点石成金的是什么东西？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

我今年非常荣幸地参加了两个文学奖的评审，两个奖加起来，作品一共一百多部，大部分是小说。我的感觉是，我们是不是进入了一个“叙事疲惫”的年代？因为到处都在讲故事，刚才我也忍不住讲故事。每一个商品都有故事，有一本书就叫《叙事经济学》，就是教你怎么讲故事讲到让大家产生购买这个商品的欲望。我开始怀念80年代甘露他们写小说的时候，可以不讲故事，而且以不讲故事为一种最重要的创作的趋势。

我在这五部作品里边比较看重那些好像很不成熟、很零散，但是能够东拉西扯地把故事之外的东西写进小说的小说。

02

如何看待抄袭现象？

梁文道：今天的青年文学写作其实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其中有一件事情是最近一年在华语尤其是大陆青年文学写作圈子里面引起很大震撼的，就是各种各样抄袭的消息、新闻，以及讨论与争论。

说实话，有部分现在被查出来有抄袭的作品，我也仔细对着看了一下，看完之后其实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抄。他们不能够抄一些写得很漂亮的句子或段落，因为太容易被发现，比如说，张爱玲的金句是没法抄的，抄的只能是相当次要的，甚至无足轻重的句子跟段落，那抄来干嘛呢？我是觉得很难理解。几位都是很内行的朋友，你们能不能够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你的观察、看法或者是意见呢？

孙甘露：我的疑惑跟你一样，干嘛要抄呢？以前有句话叫“影响的焦虑”，因为我们写作都是从学习来的，这个影响实际上是比较正向的，也是值得在一个严肃的层面进行讨论的。

如果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具有广泛关注度，那确实是一个契机，让我们从更多的角度来理解、分析和探讨这个事情。至于说抄袭，抄袭本身没什么好讨论的，它就是不对的，这是很简单的判断。

梁文道：说得很好。在文学史上所谓的借鉴或者模仿，其实是很常见的，这不是问题，但抄袭是另一码事。现在有一个情况很有趣，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大一点，你会发现这两年所有文化产品都面对同样的情况，包括影视，各种电影镜头或者是一些视觉上常常出现的东西被大量挪用，这些叫不叫抄袭呢？不知道陆导你们行业内怎么看这个问题。

陆庆屹：我觉得影视和文字有一个天然的差别，影视是能很直观地传递出信息的，所有的变化你都能感觉到，但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它不会走样，再怎么排布它就是那些字。在电影上的借鉴，大家都认可，因为你不可能天马行空地做出一个只属于你个人的作品。为什么所有人都会去研究斯皮尔伯格、昆汀这些导演，因为他们能利用电影独特的东西去调动观众的生理反应。这种借鉴是有些似是而非的，不像文字，所以两者的差异其实挺大。另外，电影抄袭的成本太高了，不太有人敢去这么做。

我觉得抄袭肯定是不对的，只是说我们要如何界定抄袭这个行为。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1991年的时候我疯狂地喜欢聂鲁达，每天都拿着他的诗看，很多东西慢慢就进入了我的思想内部。大概过了一两年后，我也试着去写一些诗，有一次我觉得有一首写得挺好，但当时我的鉴赏能力还比较弱，直到又过了一两年我重新去看聂鲁达，我发现自己当时写的那些诗基本上都源自于他。那这个要怎么去定义呢？

梁文道：这是个好问题。施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您常年要面对大量的作品，您觉得这是一个现象还是个别的情况？

施战军：我们在读一篇新作品的时候，主要是看整体的叙事感觉，如果没有很突兀的节奏变化、语风变化的话，编辑一般也不会拿查重软件去查每一句话，只有到校对的时候，责编才会用相关的技术去查重。有的时候可能技术没有那么发达，也会出现遗漏，但是本心从来没有鼓励谁去抄袭。

像梁文道老师刚才直接用了那两个字（“抄袭”），那两个字是有法理、法律界定的，所以我们应该从法理层面或者共识层面有一个认知的方法或者系统来界定这件事。

刚才甘露兄说到了埃科，大家都知道埃科有一个名著《诠释与过度诠释》，它是一本理论书。在前现代时期，诠释往往局限在我们对一个事物的本质认知的基础上。到了现代和后现代之后，我们发现本质认知被形式的、非精神的因素左右，而且对本质认知形成了覆盖性的影响。比如说，文学的本质，一部作品到底写得怎么样，我们现在不管了，眼睛全都被另外一些东西蒙住了，另外一种造物取代了原本我们应该关注的东西，这是后现代的困境，大家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索尔·贝娄时代的时候，我们还关注着《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这样的疑难，但今天大家乐见的是许多人随时“社死”。所以它是一种思潮问题、社会问题、精神问题，需要很多人去认真研究。我们支持对于正义的呼唤，但是有时候一件事情里还有其他的面向，这些面向构成了对社会一段时间内某种精神层面的特征的反映，这个特征会影响到人之为人最根本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事情，大家还是要保持一定距离的去看待，而不是贴在这件事情的表象上。这个社会不只有快感能够满足我们，内心还要有思考——它为什么如此，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要用深究的心态去看精神状态，社会才能建立起比较良性的对话关系。不然，如果只有两种声音，这两种声音变成一种二元的认知并左右了社会的话，那是很可怕的。心怀道义的人永远可敬，但是对具体的事情，我们还是应该做具体的分析。

梁文道：谢谢！紫书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黎紫书：我自己是一个写作者，而且我不是一个天才，我自己认为我写作30年靠的是一种匠人的心态，我能够做的是在文字上投尽我的心力。

但最近的事情告诉我说，中国大陆是不一样的，文学创作这个事情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意味的并不是我当年所追求的事。文道刚刚说到时间和等待，我真的非常感怀，太认同了。当年我追求喜欢的男生的时候，用的就是给他写信。只要是写文字，我所有的自信全部都来了，信投出去之后我用很长的时间等他怎么回应我。那个等待和时间感只在我们那个年代才能够感受到。

今天的青年作家可能不知道时间感和等待的珍贵。当世界给他们提供这么多便利，而他们又发现周边所有人都在使用这种便利，并且最后产生出来的产品大家居然也可以接受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追求一个了不起的、可以传世的作品。他们要的是现在我成为一个被关注的作家，以及现在我能够得到什么，我想是价值观的差别造成了今天的这种现象。

我很老派地希望，青年作者对自己、对自己的作品能有更高的要求。你不是要成为现在的自己，而是要成为未来的自己，甚至在你已经不在了以后，你的作品在告诉世人你是怎样的作家。

梁文道：谢谢紫书。我想这不光是文学写作里面的问题，我怀疑很多我们曾经相信的价值观，它的坐标跟轴向正在发生位移，有一些价值观在今天被重视的程度远不如以往，比如隐私。

现在大家不太看重隐私，大家自我揭发的比较多，因为天天上网。同样，关于借鉴和抄袭这件事情，其实文学不是重灾区，真正严重的是社交媒体，像公众号、小红书洗稿是多么普遍的现象，所以我想会不会整个时代的价值观变了。黄老师，您长期教书，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黄子平：当然是不对的，就这么简单，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中国作协有一个部门专门处理这样的问题，法律上也有《版权法》。反而你刚才说的超出文学之外的各种同质化的现象非常有意思。

我想，这跟刚才紫书说的时间加速有关系。我们知道有一个说法叫作“夫妻脸”，一对夫妇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他们的表情、说话会越来越像。现在不用那么多年了，现在复制一个表情、复制另外一个分身太容易了，这跟技术的发达有关系，所以我想可能要重新提起差异化，怎样尽量用差异化来对待我们的时间和这样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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