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工厂劳动时，被任命大军区副司令，负责水利工程，83岁才离休

“1969年10月的一天，你腰伤刚好，真能扛得住车间那点活？”工人师傅刘老九半开玩笑地问。张震站在武钢机械总厂的装配台旁，笑着回了句：“试试看吧，动一动总比闲着强。”这位出生于1914年的老军人，刚结束“隔离审查”，没有礼炮，没有仪式，直接扎进车间领上一把扳手。

对革命生涯近四十年的他来说，这种转折来得有些生硬。抗日时当过纵队参谋长，解放战争里又是三野作战参谋长，指挥图纸和弹道曲线陪伴了他的半辈子；如今，斜挎水壶站进工段，车床的轰鸣替代了枪炮的咆哮。不得不说，环境骤变，让不少老战友心里五味杂陈，可张震反而像找回了节奏——脑子和手都得同时转，这点倒和打仗差不多。

日子一天天过去，车间师傅发现这位“老张同志”来头不小：装配流程只讲一遍，他就记住；听说蒸汽管有返潮毛病，他挤在最前面钻进坑道，顺口给出改进尺寸。“人还行，就是干起活来不肯歇。”有人私下议论。这一年，他把工人出勤卡与军事行动日记夹在一起，颇有意味。

有意思的是，武汉不是他第一次和这座城市结缘。早在抗战时期，红一军团的通讯线就要经过这里，他与曾思玉彼此熟得能对暗号。一条老交情，加上一身蓝工装，让他在这座钢铁之城很快混熟。周末常有老部下提菜来招呼，“张老，总该打打牙祭吧”，可他总把肉票往回推，“留给年轻人，多吃两口长力气。”

转机来得极其突然。1970年春，电话里一句“组织决定，调你任武汉军区副司令”，让张震愣了半晌，脸上的油污还没擦净。到军区报到时，门口战士看着他那身褪色布鞋差点敬错礼。彼时武汉军区足有十二位副司令，分工细到“按楼层划片”。张震被分去对口国防工业，原因只有一句：车间蹲点有经验。

任务还没完全理顺，新的任命又跟着下达——协助筹建葛洲坝水利枢纽。长江水声轰鸣，岸边帐篷一排排，五万多号工人吃喝拉撒都在工地，混有部队、地方和科研单位，调度如同小型集团军。指挥部采用准军事编制，设司令部和政治部，这一招正合张震的老本行。

葛洲坝那几年，问题扑面而来：炸药供应不足、围堰被洪水冲垮、职工家属住得像“打游击”。张震一边派人联络后勤，一边坐在河边数堆石料，临时批下一条“白班夜班滚动制度”，解决爆破窗口期短的难题。工人夜里架灯干活，他提着手电筒巡线，被人打趣“这副司令像夜猫子”。

1971年冬，军区层面人事再度调整。他被调去福州协助抓训练，理由耐人寻味：“水利搞顺了，该轮到军事训练作示范。”可到驻地后，没人接洽，他像被挂在半空。张震索性向上提交学习申请，准备挤进军事学院旁听半年，结果两个月不到，又被通知与张显扬同分一摊，训练二把手变成“一岗双将”。风声里的潜台词是：问题没彻底厘清，先绑定个“保险绳”。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那个阶段的“审干”并非儿戏。张震虽未被公开定性，但头顶“待观察”光环，总让个别干部对他敬而远之。会场里，他若发言，几秒后必有人跟进补一句“集体意见”。尴尬，却也真实。

1975年，他调往总后勤部出任第一副部长。此时前线炮声已停，保障链条却更复杂：百万裁军、部队农副业基地转产、老军工厂升级，哪一桩都得拍板。张震抓经费，改饮食，重视卫生防疫，把多年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信条搬到了和平状态。两年后升任部长，忙得几乎把“小条幅”当备忘录贴满办公桌。

八十年代初，国防现代化进入快车道。张震先后担任总参副总长、军事学院院长、国防大学校长，“三顶帽子”让众人惊呼体力惊人。他强调联合作战、信息先导等概念，在教员会议上曾直白提醒：“打仗不是排演老桥段，别守着老本本。”这种风格，让年轻军官私下给他起了个绰号——“参谋里走出来的校长”。

1992年秋，他被推举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与刘华清同殿议军。那时他已78岁，腰伤旧疾复发，上下台阶要人搀扶，却仍坚持参加多数演习观摩。有人劝：“老首长，歇歇吧。”他摆手，说得干脆，“战场没有退休证。”

终于在1997年5月，83岁的张震向总书记递交离职报告。批复下来，他才算真正离休。此时，同代开国将领里，仅剩他和刘华清在岗，后者也已81岁。如此高龄，仍手握官方职责，在中国军事史上十分罕见。

张震一生多岗辗转，有前线指挥的豪气，也有工厂蹲点的土味，更有水电基建的汗水。从车间扳手到葛洲坝号角，再到军委决策席，足足跨越了半个世纪。他的个人际遇与国家命运紧密勾连，起伏之中呈现出当时政治与军事生态的复杂面貌。倘若要给这段历程勾一条底色，或许只有两个字：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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