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上将或正部级待遇，也是月光族，日子捉襟见肘，钱花哪了？

“司令，咱这个月还欠公家三斤豆油呢！”——1957年9月，陈士榘的勤务兵把对账薄递过去，嗓门压得极低。

上将与正部级干部在不少人眼中属于“高薪阶层”。1955年薪金制颁布时，行政4级月薪435元，全国城镇职工平均月工资却不到60元，看上去简直是天壤之别。然而数字会说谎，也会遮掩细节。一旦把生活场景摊开，高级干部成了不折不扣的月光族，这并非个别现象。

先说钱从哪儿来。1955年以前，军队和地方都是津贴制，高级将领每月也就几十元，吃穿全靠机关供给。薪金制把供给改现金，一笔笔发到个人。表面更自由，实际多了一大堆必须掏腰包的项目：子女学杂费、房租水电、柴米油盐，一条条都得现金结算。两相比较，“涨薪”的喜悦被摊薄得差不多。

陈士榘是当时的典型。他的9口之家：6个亲生孩子、1个养女，再加上夫妻俩，日常开支以米面肉蛋为主。按东北军区粮价计算，一人每天主粮0.7元、辅粮0.2元、油盐酱醋0.1元，九口人月度基准餐费近200元。到1960年国家统一调低老干部工资，他只剩342元，伙食就占去六成。孩子长身体，一顿“野菜窝头”根本挡不住饥饿，几袋炒黄豆常被偷偷塞进作业本里，饿了就抓一把嚼。

再算人情账。河北籍的李运昌曾任交通部副部长，也是正部级。老家村口谁家盖房、谁家闺女出阁、族中谁得了伤寒，一封信、一张汇款单，说是“借”，实际多数石沉大海。一个月三百多元工资，快一半走进邮局汇款窗口。老伴是全职主妇，家里再没第二份收入。他经常笑着自嘲：“顶着副部长的帽子，一到月底就成了穷光蛋。”

社会关系网不仅限于血亲。高级干部在地方或部队常被看作“主心骨”。兵站修门、复员军人盖瓦，甚至邻村小学缺黑板，都习惯找他们“帮个忙”。在当时的文化氛围里，“不能让乡亲戚友寒心”几乎是无声铁律。张爱萍任副总参谋长期间，每月固定往四川老家寄50元，叮嘱弟弟“自留两成，其余资助孤寡”。这点钱在北京算零头，可到了大巴山深处已能供一家农户全年口粮。也正因此，他经常拖着欠单去军办领补贴。

再讲政策面。1958年前后，中央为缩小收入差距，对老干部两度减薪。平级的上将、部长从435元降到392元，再到342元。同一时期，城镇粮票开始配售，肉票、布票陆续登场，过去机关提供的免费制服取消，连冬季棉大衣都得自己掏钱买布票。孩子穿衣开销直线上升，一件呢子大衣动辄十五元，正好相当于陈士榘一天的全部伙食费。

医疗方面看似免费实则暗藏花销。高级干部本人住院没有问题，可随军家属、老人、孩子感冒发烧得排公共门诊，药品凭处方到合作商店购买。一盒“先锋霉素”0.48元，多子女家庭流感季一个月能花十几元。若遇阑尾炎、骨折等大病，先垫付，再凭收据报销，但报销周期少则两月，多则半年。家里没有余钱，这笔临时垫款就像压在板凳上的秤砣。

有人或许会说，可以利用职权捞点外快。事实恰恰相反。那时候对经济纪律抓得极紧，办公桌上多一瓶茅台都有可能留下处分。陈士榘手下曾有司务长私带两斤猪肉出营，被当作“侵吞公物”写进记录。风气如此，谁也不敢“小金库”，再穷也要靠工资“死磕”。

值得一提的是，家庭规划理念与今天大相径庭。避孕工具稀缺，计划生育口号尚未提出，五六个孩子是普遍现象。孩子一多，学习用品、校服、学杂费全部滚雪球。李运昌家的老三当时在北京四中读书，学费加伙食每学期36元，还要添一辆二手自行车15元——这可是工资的二十分之一。难怪夫妇俩常把字典、旧课本反复利用，用绳子一捆传给下一位兄弟姐妹。

军队虽有补贴，但并非想象中慷慨。陈士榘作为兵种司令员，每月定量4斤猪肉、4斤黄豆。若家里人口再多，一顿锅底就空。家属院里不少人自己养猪、种菜，他也照做，可缺饲料，小猪半大就被迫提前宰杀。猪肉没长出多少，猪皮倒炖了好几锅。

有意思的是，紧日子里仍有人守着原则。陈士榘那条老母亲寄来的手绣“添寿”被做成抱枕，孩子钻进厨房把棉花掏空塞满麦皮，用来充饥。妻子发现后，非但没埋怨，还把剩下麦皮留三份，悄悄包进枕头给病房里战友的家属送去。“别人更难”是她的理由，没人反驳。

试想一下，342元工资折算今天大约相当于两三万元，看上去依旧体面。可在特殊年代，票证制度、大家庭模式、社会责任叠加，把“高收入”迅速吞噬。那一代高级干部不乏清贫甚至拮据，他们习惯用工资养活亲戚、照顾战友、撑起乡情，而对个人享受毫无兴趣。

钱都花哪儿了？伙食、人情、孩子、医疗、旧账，五条流水线不停运转，每月工资如流水般滑走。陈士榘把花销写在一本小册子，第24页有一句批注——“金钱乃公家之血汗，用罄亦心安”。这句话或许能解释，为何身披上将或正部级光环的人，依旧甘愿做“月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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