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这位大将在减薪定级时降为6级，与大多数中将级别一样！

“今后别再喊我大将，组织上通知——我只是六级干部。”1965年3月的一天，北京郊区的临时办公室里，谭政压低声音对年轻警卫员说完这句话，转身继续批阅文件，语气里听不出情绪。警卫员愣在原地，他不知道这位老总曾连续三年在总政治部门口挂着“第一把手”的名牌，更不知道军中六级意味着什么。

那年年初，中央决定取消沿用十年的军衔制，所有人统一对照行政级别。文件很冷静：军委委员级对标四级，正兵团级五级，副兵团级和准兵团级多为六级，正军级以后则递减。纸面数字，很快落到每个人的工资袋里——324元是五级，300元左右是六级，看似只差二十多块，却代表着地位、人脉与未来升迁空间的巨大分野。

绝大多数大将自然按四级核定，少数因主持中央工作而列入三级。可名单里冷不丁蹦出两个六级大将：黄克诚与谭政。前者在庐山会议上直言得罪人，后者在1960年被戴上“有严重问题”的帽子，被从总政主任改为副主任。外人以为“副”只是职务变化，组织部门却连行政级别也一起下调，一降就是两格——六级，恰好与大量中将并列。

若把时间拨回到战争年代，谭政的履历颇为醒目。湘赣苏区早期，他负责政治部，捏合起零散队伍；长征途中，他负责前方宣传，“每夜篝火前都得讲完当天战果”。抗日相持阶段，他主抓敌后政工，极度繁琐却寸功必争。建国后，谭政与罗荣桓联手理顺全军政治工作，提出“依托党委、依规建制”的整训思路，为1955年授衔前的大规模评功评奖打下框架。

风向变在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批庐江湖，他没有直接发言，却被划入“同情右倾”。这一“同情”，在档案里被加粗圈上红笔。1960年春天，他被宣布“暂离主任岗位”，挂名副主任，分管已经大幅缩减。会后第一次碰上罗荣桓，老上司只说了一句：“把身体先保住。”意味深长。

1964年底，组织部口头通报：谭政转地方工作，任福建省副省长。行政级别同时从四级落到六级。两条消息放在一个下午宣布，不留任何讨论空间。有人调侃“骑马的大将改骑自行车”，实情并不夸张。从北京到福州，他改坐硬卧，单人随员降为半员，连机要打字员也撤回总部。

数字的变化掷地有声。六级工资300元左右，剔除房租、水电、公摊，实际到手不足270元，而他此前每月要给在长沙读书的小孙子寄30元生活费。不得不说，这一落差对任何久居高位的人都是一道坎。更要紧的是干部使用序列：四级、五级可直接对接中央，六级大多归属省级管理，向上反映意见需要层层递交。

不过，福建的山海并未给他太多调整时间。1966年，运动骤起，谭政被专案组带回北京，住进西山某处“学习班”，整整九年。会上“批”，会下写检查，循环往复。他常对耳边看守说：“笔拿久了，腰也直不起来。”看守以为开玩笑，谁知是实情。到1975年释放那天，医生记录：腰椎病变，双耳听力不足30%，高血压三级。

同年秋，中央考虑到其资历，安排为军委顾问。相比罗瑞卿、陈再道等顾问又重返岗位，他再未插手具体事务。文件里写得很婉转：因健康原因，不安排具体分工。知情者明白，有关部门担心重新启用会引发不必要的干部调整风波。谭政只在顾问办公室安静坐班，会客不多，经常自己翻旧档案，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全是政策对照和历史时间表。

身体状况却一天不如一天。进入八十年代，他几乎听不见电话铃。1985年后被迫长期卧床，讲话只能用极轻的气声。老部下探望，他努力抬手敬礼，手臂却止在半空。1988年11月，他因多脏器衰竭去世，享年83岁；官方悼词十三个字概括：久历战争考验、忠诚党的事业、严于律己。

有人统计过，当年降到六级的大将只此两位，但被强行降级、调离本行却不止两人。编制、薪金、帽子都可调整，人一旦脱离施展舞台，再想回去极难。行政级别只是数字，却能决定生涯走向，这一点在1965年的一纸决定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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