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9日清晨,鄂豫皖根据地飘起细雪,巡逻的警卫员李有才瞥见山路那头晃来一辆木质小推车。车上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车把上挂着一只布口袋,袋角露出几块干饼。推车的青年脸颊冻得通红,却不肯停步。
两人在哨口停下。老太太掏出皱巴巴的通行证,用乡音浓重的普通话报出名字:“俺是陈锡联的娘,这是他弟陈锡礼,来找自家当兵的孩子。”李有才猛地一怔,紧张得直搓手,“老人家,快跟我来司令部!”一句话出口,他拔腿跑向机关,雪地被他踩出一串深坑。
半个小时后,司令部门口聚满干部。有人打趣道,怎么突然冒出个“长官的家属”?气氛却不似官场应酬,更像年关将至的乡邻团聚。门帘掀开,陈锡联快步冲出,军大衣被寒风掀得猎猎作响。“娘!儿子在这!”极短的呼喊,几十步的距离,二十年牵挂,一下被泪水浸透。众人识趣地闪到一旁,只留下母子相拥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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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名叫李春秀,生于清末光绪三十年。出身贫寒,年轻时在稻田里一头扎进水里割稻,月色下挑柴回村是常态。丈夫早逝后,她独自带着两个儿子和未出生的女儿在黄安县四处打短工。饥荒年,亲闺女只能忍痛卖给富户。那一刻,她没哭出声,只把斗笠压得更低。
陈锡联八岁丧父,从那之后,家便像一叶破舟,随时可能倾覆。十四岁那年,他顶着一身鞭痕偷偷跑去木兰山找红军。李春秀发觉,被吓得彻夜抱绳守在炕边。乡人常笑她“管不住儿”,她只苦笑:宁可手腕磨破,也不能让孩子再被地主打死。结果,孩子终究还是趁夜溜走,从此音讯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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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闭塞的年代,一张家书能走上几个月。红军北上,长征、抗战、转战太行……儿子的名字偶尔出现在墙报里,她便围着祠堂的油灯念上十几遍。亲戚劝她改嫁,日子或许能好过些。她摇头:这条命给了两个儿子,不能再剜一块出去。
1937年忻口鏖兵,报纸刊出“陈锡联夜破日机”一行大字。乡亲们围在祠堂门口七嘴八舌,李春秀攥着报纸边角,眼泪在皱纹里淌,心里却腾起久违的暖。她央求挑盐往返的客商,把一封薄得几乎透光的信辗转送往前线:孩子,娘知道你有出息,打完仗就回家吧。
时间推到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锡联率旅部驻足故土,筹粮、修路、建医院,忙得脚不点地。一次借宿民房,他翻到没有封口的陈年黄历,上面写着自己离家年月,密密麻麻的算术痕迹,一笔笔加减,正是母亲推算回家日子的记录。那一夜,他坐在油灯下,手指在日历上轻轻摩挲,一言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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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个月,前哨安排向导。报名的青年说自己叫陈锡礼,提到哥哥时眼里闪光。经历核对,参谋部很快确认了兄弟关系。于是便有了雪天母子重逢的一幕。李春秀并不认得军帽上的领章,她只盯着儿子的脸。倘若不是那双眼睛,她几乎以为自己认错了人——昔日瘦弱少年,如今满身征尘、声若洪钟,可母亲永远能一眼看出孩提时的影子。
夜深,司令部灯未熄。陈锡联脱下军装,让母亲摸摸肩膀上那道旧疤——当年油漆匠儿子的鞭痕。老太太抿唇许久,只说一句:“活着就行。”随后从布袋里翻出几颗炒黄豆,硬塞进儿子口袋。她懂打仗的苦,打碎牙也不能让前线断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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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李春秀执意返回村子。她说地里还有几畦萝卜得收,不能让老邻居白忙活。部队提出派车护送,被她摆手谢绝,“北风大,再刮也刮不散娘的心。”陈锡联立在营门,目送推车渐行渐远,肩章在晨光里闪着冷色。他没挥手,只敬了一个笔挺军礼,直到背影拐进竹林。
1955年授衔典礼,陈锡联站在天安门广场,胸前多了一排璀璨的勋章。敬礼时,他想起雪地里那辆吱呀作响的木推车。那天的句子简单,却抵得上千言:娘,儿子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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