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老话:好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句话说的是好人蒙受了冤屈。李特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他的经历让人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今天很少有人知道李特。但在1989年秋天,徐向前元帅在北京的病房里。他即将去世。他的老部下刘鹤鸣来看他。徐帅用最后的气力,为李特留下了一句话。他说:“他没错,他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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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评价分量很重。它把人们的思绪带回五十多年前。那个年代战火纷飞。这个“老李”就是李特。他曾是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一个重要人物。
李特的原名叫徐克勋。他1902年出生在安徽霍邱。他很聪明。年轻时,他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
在当时,这是很好的学校。但他没有选择当工程师。他决定投身革命。他参加工人运动,表现出色。
组织选派他去苏联学习。他先进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后又进入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这是一所培养高级指挥官的学校。
1930年,李特回到中国。他带回了新的军事理论和参谋知识。这些是我国军队当时需要的。他成了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干部。
他做过军校教育长和军参谋长。最后,他担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的性格很强硬。有人说他甚至不近人情。
他在红军大学当教育长时,要求很严。他马鞍上总挂着一根皮鞭。如果学员训练松懈,他会用鞭子抽。他常说“纪律是命”。这种火爆脾气让他把部队管得很好。但也为他的未来埋下了隐患。
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会师后,双方在红军的未来路线上产生了分歧。张国焘坚持南下。
李特是四方面军参谋长。他执行了总部的命令。在那个时候,他奉命带队拦截想去北上的红大学员。
他在甘孜街头呵斥学员,命令他们归队。他还与中央领导有过一次短暂相遇,气氛很紧张。从军人职责看,他只是在执行命令。但在当时变化的环境中,这种行为给他的命运带来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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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路线失败了。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中央决定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目标是打通同苏联的联系。
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渡过黄河。他们组成了西路军。李特担任这支部队的参谋长。他们渡河后,国民党军切断了渡口。西路军成了一支孤军。
接下来的战斗很残酷。河西走廊是戈壁荒漠,冬天很冷。他们的对手是马家军。马家军装备好,骑兵多。
西路军的战士穿着单衣,缺少食物。他们在冰天雪地里作战。徐向前晚年回忆起这些事。他说,李特作为参谋长,每天都来指挥部要粮食。
但总指挥也变不出粮食。高台一战,红五军全军覆没。在倪家营子,部队苦守四十天,损失惨重。
在最后时刻,李特在指挥所里砸碎了杯子。他要求部队突围。但在那种情况下,突围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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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3月,西路军主力失败了。李特、李先念、程世才等人带领几百名幸存者。他们从祁连山突围。
他们穿过雪山和戈壁。1937年4月底,这支队伍到达新疆星星峡。中央派陈云等人来接应他们。队伍得到了食物和药品。他们被送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他们在“新兵营”休整。
他们在新疆遇到了新的危险。当时新疆由盛世才统治。盛世才这个人很多变。他一方面依靠苏联,另一方面在新疆内部搞肃反。
他受苏联“大清洗”的影响,搜捕“托派”。西路军的失败是一个敏感问题。幸存的干部们对未来有不同意见。
李先念主张返回延安。李特和黄超等人有在苏联的经历。他们建议暂留新疆,或者去苏联学习。他们可能想为革命保存军事骨干。
这本是正常的工作讨论。但在当时迪化的高压气氛下,这成了“问题”。盛世才抓住了李特的“留苏背景”和“主张赴苏”这两点。
他还联想到了李特过去执行南下命令的经历。一顶“托派反革命”的帽子就这样扣在了李特头上。
1937年5月,在迪化城外,盛世才的警察秘密处决了李特、黄超等人。没有审判,没有公开文件。这位红军高级参谋长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了盟友的手里。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李特的名字消失了。他的档案只写着“病故”。真相被掩盖了。直到1979年,徐向前元帅在一次座谈会上,第一次公开为李特说话。
他说:“李特没叛变,他是急性子,工作方法粗了些。”这番话影响很大。十年后,徐帅在临终前还惦记着他。1993年,党史部门核查了资料。他们给出了正式结论:错杀。
这个“错”字,迟到了五十多年。李特这个人性格刚直,脾气火爆。他执行命令,但他忠诚。他是个好人。徐帅临终前的那句评价,是对他一生最公正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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