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金融》的这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金融期刊、创办于1950年的《中国金融》杂志，已经走过了整整75个春夏秋冬。作为读者和作者，我与《中国金融》认识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个中缘分难以割舍。回忆起来，时常让我倍感温暖和力量。

2000年刚走出校门的时候，我进入一家大型商业银行省分行办公室工作。作为非金融专业出身的金融从业者，补上金融专业知识这一课对我而言十分重要且迫切。就在此时，我遇到了《中国金融》。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经常学习《中国金融》上的文章，以此作为自己获取专业知识、提升金融素养的方式之一。遇到一些重要文章和精妙论述，我还摘抄下来，写在笔记本上。那时候，《中国金融》就是一位如影随形的良师益友，向我传递中国金融业最新政策和发展变化，时时指导我提高专业素养和从业能力，陪伴我走过职业生涯中那段青涩的起步阶段。

那时候，《中国金融》在我心目中既很近又很远——很近，是因为我经常阅读杂志上的文章，时时汲取养分，不断提升自我；很远，是因为作为基层金融从业者，杂志于我而言遥不可及，只能仰望而难以亲近。尽管我经常写点小文章，但在《中国金融》发表文章谈何容易。我经常在想，什么时候我能有幸在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呢，哪怕是一篇小小的“豆腐块”。

而我与《中国金融》紧密结缘，实现从读者到作者的转变，来自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2013年前后，经历在支行锻炼之后，我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与业务发展有了更多体会，开始在网络平台开设专栏，发表一些评论性质的文章。面对一些对银行业的偏见和误解以及贬低、抹黑银行业的言论，我总是努力进行解释和反驳。那几年，我写了一些自由散漫的金融评论，比如《银行真是有点弱势》《“蚂蚁”不必撼动大树》等等。本以为这些应景短文只是自娱自乐，没想到居然在业内产生一些共鸣。这其中，就包括引起了时任《中国金融》编辑贾瑛瑛老师的注意。大概是2015年初，贾瑛瑛与在一家大型商业银行研究部门工作的胡婕老师小聚，聊起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网络上比较活跃的作者。正好之前我与胡婕以文会友，已经在网上认识，时有交流。就这样，我与贾瑛瑛取得了联系。她告诉我，《中国金融》有个“随笔”栏目，主要刊发一些篇幅短小、文风活泼的文章，并邀请我为该栏目撰稿。

《中国金融》的编辑老师居然向我约稿，我真的是受宠若惊了。于是，我很快以在深圳的一次亲身经历为题材，写了一篇《“刷脸”办信用卡之后》，经贾瑛瑛仔细修改，发表在2015年第9期《中国金融》的“随笔”栏目。这篇文章虽然只有短短一页，却是我在《中国金融》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在此文中，我提出，“伴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包括在线身份识别、互联网征信、电子签名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实现新飞跃”，并大胆建议“对于现有的一些监管办法与要求，能否适应互联网时代日新月异的需要，是否有利于满足金融消费者快速变迁的需求，相关部门应该有所思考”。直到今天，在线信用卡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些思考与建议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金融》贵为中国人民银行主管的期刊，在金融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多少金融机构高管和从业者争先投稿。而非亲非故的贾瑛瑛却联系上我这样一个无名小作者，主动向我约稿，令我感动不已。后来，我与时任主编魏革军先生聊起来，他告诉我，加强作者资源库建设一直是《中国金融》的重要工作。诚然，《中国金融》不是以采编制度为主，能不能动员优质作者非常重要。但如此善待普通作者、培养潜力作者，不是每一位编辑能做得到的，更不是每一家杂志能做得好的。后来，在贾瑛瑛和赵雪芳、植夙寅、纪葳等多位编辑老师支持指导之下，我陆续在杂志上发表了《直销银行子公司制改革路径》《互联网公司与银行的共生》《警惕“无现金社会”五种倾向》《理财子公司发展要做好四项准备》《银行业发展消费金融的使命与路径》等多篇文章。部分文章受到金融管理部门的重视，一些政策建议已被采纳并付诸于实践。

2016年6月，我将在包括《中国金融》发表的部分文章结集成册，在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有趣的金融——一位意见领袖眼中的金融大变革》一书。此书虽不是精深的学术专著，却有幸得到业内关注，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先生欣然作序，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张燕玲、著名金融学者陈志武等郑重推荐。胡婕在阅读此书之后，还专门写了一篇《金融的现实与情怀》，发表于2016年第23期《中国金融》。胡婕在此文提出：在这个经济、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如果能够在“解惑”这件事上有所助益、有所贡献，将是金融研究人员的无上荣光。这句话对我而言，是一种鼓励更是无形鞭策。

在多年合作中，我不知不觉地成为《中国金融》的“宣传员”和“营销员”。我经常向金融机构领导和朋友们大力推荐《中国金融》，建议大家阅读学习、汲取养分。2021年兼任招联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之后，我向章杨清总经理详细介绍了《中国金融》。作为理工科专业背景的跨界“码农”，章杨清带领同仁锐意创新，将招联打造成为中国消费金融公司的领先者。作为中国银行业协会消费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章杨清本人却十分低调，极少接受采访和发表文章，但对《中国金融》青睐有加。2021年6月，章杨清在2021年第11期《中国金融》发表《消费金融“普”应适度“惠”无止境》。由此开始，章杨清连续五年在《中国金融》发表署名文章。这一组文章既回顾总结了招联“从0到1”的创新突破，更对我国消费金融发展进行深入思考，引领了国内消费金融公司高质量发展。

回望《中国金融》创刊75周年的历史，特别基于10年来我与《中国金融》难解之缘，我深深地认识到《中国金融》有四个“与众不同”：

第一，《中国金融》不是一本普通的杂志，而是我国金融政策与金融工作的重要交流平台。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金融业最新的政策变化与工作进展，观察到重大金融会议和金融变革背后的逻辑与故事，聆听到中国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的脚步声，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领悟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本质和精神，坚定做好金融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伴随着共和国成立应运而生的《中国金融》，其历史就是一部新中国金融发展史。

第二，《中国金融》的权威性、专业性和前沿性在金融期刊中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人民银行旗下的金融期刊，《中国金融》的权威性与生俱来。而《中国金融》作者队伍以金融机构管理人员和金融研究人员为主，兼有金融基层从业者，还有金融管理部门和国际金融组织负责人，这就从源头上保证了专业性和前沿性。比如，2024年第3期《中国金融》刊发意大利央行行长法比奥·帕内塔的《以数字欧元打造可持续的数字未来》，颇有前瞻性。在这里，读到诺贝尔奖得主的真知灼见并不奇怪。

第三，《中国金融》亲切平实，既十分“高大上”，又非常“接地气”。近年来，经济学研究陷入“模型至上”的误区，研究者往往基于不切实际的假设，把复杂的经济现象简化成可量化的数学方程式，甚至还把技术复杂度等同于研究价值。不少金融期刊论文，充斥着大量模型而缺乏思想和常识。而《中国金融》始终坚持自身定位，发表的大量文章深入浅出，引人深思，催人奋进。不仅如此，《中国金融》还设立“调查研究”“一线话题”等栏目，时时传递着金融业的生动实践和多元声音。

第四，《中国金融》有着一支强大的编辑记者队伍，他们专业且敬业。在信息量爆炸、自媒体杂多的时代，纸质期刊如果没有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优势，很难不泯然于众。而《中国金融》的突出特点是编辑部精于策划，推出一系列重大选题和专题，深入分析和解读金融发展与重要政策，始终保持着杂志的新颖性和吸引力。平时，编辑老师对文章不厌其烦地进行修改，让文章精益求精。我2015年的一篇短文《业无信不立》，听说是魏革军先生与编辑老师推敲好几遍之后，才改成这个标题的。

未来已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重构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深刻改变金融运行模式和人们生活方式。“人工智能焦虑”随之而来,不少人担心工作岗位被替代，一些行业担心从此消失。的确，近些年来国内媒体行业发展面临不少挑战，部分纸质媒体开始退出市场。但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以更优的制度和态度拥抱人工智能时代。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所说：世界需要一个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议程，在媒体、政策制定层和民间社会中构建一个新的叙事，并制定更好的法规和政策。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浪潮之下，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征程之中，期盼《中国金融》一直坚守优势和特色，资政启民，专业专注，继续成为金融管理部门市场沟通的重要载体、金融业不可或缺的智库平台和金融人信任依赖的精神家园。（本文原载《中国金融》杂志2025年第20期，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