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地 | 陈桥生：道在途中

文/陈桥生

一

有很多地方，在自古而今的诗文曲赋中，不断被揣摹、想象，偶尔分明，又常令人恍若梦中。

夜郎，便是这样的所在。它的遥远，甚至超出了诗仙李白的想象，只能托寄于明月与清风。“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多年以后，他本来也要步好友后尘直到夜郎，只是流放半途，便获赦而返。夜郎，终究停留在诗人一生的脚步之外。

如今，远自五岭之南，我也只是用了短短四个小时的车程，便挟风携雨直抵夜郎故地湘西新晃。一路车行，念想着沈从文在《湘西》里对此地的描写：“小小的红色山头一个接连一个，一条河水弯弯曲曲的流去，山水相互环抱，气象格局小而美，读过历史的必以为传说中的古夜郎国，一定是在这里……”并不见红色的山头，反倒是青葱翠绿得很，蜿蜒的㵲水河，一路随行，曲折奔涌，在新晃画了一个巨大的“几”字，县城位于其中。

车辆在“几”字的右弯钩码头处停下，正是龙溪河与㵲水河的交汇处——龙溪口。龙溪口码头临水而市，因市而盛，自古以来为湘西、黔东重要物资集散地。

古镇街道皆青石铺就，行人稀少，步行其间，能听到鞋底发出清脆的笃笃声响，并无一般市街的喧嚣。高耸的封火墙围成的窨子屋、盐柜、油号、钱庄、客栈鳞次栉比，在慷慨倾洒的阳光中，仿佛一一苏醒，述说着昔日商贸繁荣的盛景。用沈从文的描述是，爱热闹必觉得太不热闹，爱孤僻又必觉得不够孤僻。

二

在沈从文离开家乡后没几年，这个“太不热闹”的龙溪口，却成了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的一个热点。

首先到来的，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一座“临阳公栈”的窨子屋门庭后，林徽因的汉白玉雕像端坐正中，手握书卷，若有所思。进门处正上方的横匾“你是人间四月天”几个大字，十分亮眼；两边是对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这是林徽因逝世后，金岳霖、邓以蛰两教授共同题写的挽联。厅堂左右悬挂的，是梁、林一家在此居住生活的诗意图。这样的陈设可谓用心良苦，颇惹人伫足遐思。

1937年12月，梁思成携妻儿、岳母从长沙赶往昆明。途中，林徽因得了急性气管炎，又迅速恶化为肺炎，只得在龙溪口驻停治疗。当时，开往贵阳的客车，到晃县（后改名新晃）便无法再西进——中央航空学校西迁昆明，所有车辆都被征派去运送学员，所有客店也都人满为患。

遍寻客店不着，走投无路之际，据说，是一阵悠扬的小提琴声吸引了梁思成的脚步，他想这演奏者一定来自北京或上海，于是贸然敲开了当时名为大同旅社的这扇门。

房间里挤住的是八位小伙子，一问，全都来自广东，是中央航校的学员，也在等车前往昆明。拉小提琴的，正是来自梁启超故乡广东新会的黄栋权，刚满20岁。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这群年轻人把他们迎进屋去，并且给病倒的林徽因辟出休息的空间，就这样，林徽因在这个小屋子里躺了两个星期。但他们由此结下的情谊，却延续了一辈子。

八位小伙子的肖像和事迹，陈列在临阳公栈的二楼。踏着他们曾上下过的楼梯，我走上阁楼，在略显昏暗的空间里，逐一瞻仰他们定格的笑容，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烽火年代。在那个年代，对于航校的学生来说，几乎是一开始就注定悲壮：他们一批批地毕业，一批批地冲入云霄，然后一批批地留在了那里。有人统计过，当时的中国飞行员从航校毕业到牺牲，平均只有六个月的时间。

后来，他们的遗物，一个一个都寄到了曾经身为“荣誉家长”的梁、林手中。每接到一次包裹，林徽因都要哭一场。1941年，林徽因的胞弟林恒，也是航校的学员，也牺牲在成都上空。三年之后，林徽因写下了那首《哭三弟恒》：“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这一年，她在晃县结识的最后一位“弟弟”林耀，也牺牲于衡阳保卫战中。

近读作家陈崇正小说《归潮》，主人公在抗战时从暹罗回潮州，选择走滇缅公路，过昆明一路向东，路上遇到一对有学问的教授，便是梁思成、林徽因。当时以为不过小说家言，待我站在临阳公栈门前，断了的线又被接上，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历史在眼前生动连贯了起来。

三

病愈后的林徽因，举家前往昆明。三个月后，1938年3月，龙溪口迎来了属于它的历史高光时刻。

猝不及防，在㵲水河畔的广场上，一块巨石映入眼帘，底座上标注着“湘黔滇旅行团云贵高原步行起点”，巨石上刻着“南渡记忆”四个红字，署签“吴大昌 2025、3、28”。吴大昌教授是当年旅行团唯一尚健在的老人，今年已经107岁高龄。他于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后为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教授。

㵲水始终蜿蜒，白云依旧飘动，所有的过往，都藏在这条碧绿的玉带里，在群山绵延的褶皱中。我想，八十年前旅行团的师生们，所见的景象也大抵如是吧。我顺着台阶，特意下到㵲水河边，掬起一捧溪水，清澈，明亮，浇在脸上，一股清凉弥漫全身。

逝者如斯，那段在字面在屏幕上无数次重温的场景岁月，此刻蓦然在眼前徐徐展开，在阳光下的水面跳跃闪烁，如此具象而亲切。直到此刻，恍惚神秘的夜郎古国，也因此而变得明晰可感。

这是八十年前一支特殊行军团的路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下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又分三路再迁云南，其中，由近300名男生和11位老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徒步1600公里，最终抵达昆明，与另两路师生会合，组成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走进古镇的三益盐店，便走进了当年旅行团辅导团驻地，闻一多先生也曾住在这里，如今已改造为纪念馆。11位辅导团成员的群体雕像，格外引人注目。大家围看着一一辨认，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曾昭抡、黄钰生、毛应斗、吴徵镒、许维遹、郭海峰、李嘉言、王钟山，他们神态各异，却清晰而强烈地传递出刚毅坚卓的精神气质。旁边一副对联书法：“勿问何来千秋兴义，经由此去万仞独高”，标举阐释着他们此行的价值与担当。

“勿问何来”，不要问，也不必问。这本是战火硝烟中的艰难转移，是一次被迫无奈之旅，然而，师生们却将其变成了一次难得的人生体验。师生们一路走来，一路进行科学考察、采风，收集各种动植物标本和矿石。有同学还一路搜集民歌民谣，到昆明后出了书，闻一多先生作序盛赞，古代诗经就是这么搞出来的。

旅行团的团员们，后来都在自己的领域内成为卓有建树的大家，著名如任继愈、查良铮、郭世康、刘兆吉、许国璋等。查良铮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诗人穆旦，当时还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大三学生。20岁的查良铮，在出发前购买了一本英文小词典，每日坚持背单词和例句，背完一页撕一页，等走到昆明，刚好把字典全部背完。功夫不负有心人，自古而然！

“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穆旦创作于1941年的这首《赞美》，因为今年高考作文材料的选用，再度为世人所传诵。感受到民众与时代的大苦难，唱出最不屈的歌，一定是去往昆明的迢迢长路带给诗人的最深沉震撼。

这条跨越湘黔滇的路线，所经之地，多为少数民族聚居，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倘若不是这次旅行团的步行穿越，他们有多大的可能来到这里？他们来了，带着满腹的才华和热情，就像是流动的图书馆，穿越祖国最僻远的文化角落，愈行愈远。他们是文化的摆渡人，是燃灯者，把文化的点点星火散播于祖国大地，将文明的种子，播撒一路，从而在荒远的土地上也开出鲜丽的花来。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联大文化长征”又何尝不如是，它同样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旅行团的宗旨：“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行走就是教育，师生们一路跋山涉水，淬炼了“刚毅坚卓”的联大校训精神。

重温这段文化长征史，愈加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与使命同行。使命是力量的源泉。生命，只有承载使命后，才会焕发无限的量能。在使命的感召下，生命越是艰难，灵魂越能演奏最昂扬的赞歌。

四

临时大学师生由湘入滇路途有三。主线是陆海并用，从长沙沿粤汉铁路至广州，到香港乘船至海防，再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大部分教师及其眷属，一部分体弱的男生及全体女生都走这条路线；另外一条是汽车团，包括陈岱孙、冯友兰、朱自清等教授，乘坐汽车由长沙沿湘桂公路经桂林、南宁、镇南关（今友谊关）到河内，再由滇越铁路进入昆明。

据说，得知长沙临时大学要继续迁移时，当时广西、云南方面都向临大发出了邀请。最后的选择是昆明。于是,经桂入滇的汽车团，便同时身兼一项重要使命，即向广西方面表示感谢，解释为何不选择迁入广西。不能不佩服主事者的考虑周全，虽处艰难危困之中，依然不废礼数周全。想到孔子周游列国时，即便“在陈绝粮”，弟子饥馑困顿，仍坚持“弦歌不衰”，这不正是教育的要义之所在吗？

行走即是教育，每一条线路的选择，都不是无缘由的。主力部队正面推进，精锐部队长途奔袭，游击分队灵活策应，正应了《孙子兵法》所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临大西迁亦如兵法之“奇正相生”，三路齐进，共同织就文化长征图卷。

伫立在临时大学师生由湘入滇的路线图前,看着一串串箭头和圆圈，想象着当年队伍行走的情形。大地无言，仿如一张满弦的弓箭，正拼尽全部的气力，在民族危亡之际，护卫文化弦歌不辍。

“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道在途中的永恒启示至今犹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