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御书赏赐与尊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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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l《美术学报》2025年第3期、宋史研究资讯

作者 l 宋晓希

原题 l 恩出非常：宋代的御书赏赐与尊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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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皇帝用书法赏赐臣民与各种机构，是一种重要的御书政治文化传统。宋代臣民为了感谢皇帝的书法赏赐，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御书受赐礼仪，其基本形式是谢恩礼仪、迎接仪式和收藏礼仪，这些御书的受赐礼仪体现了宋代臣民对御书的尊奉。宋代皇帝的书法作为一种皇权象征符号，使皇权有了物质和精神的崇奉形式。而随着御书的赏赐与珍藏也使宋代地方社会保留了皇家文脉，这也成为了南宋时期朝廷重建御书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资源。

宋代皇帝大多喜欢书法，翰墨雅玩可谓是宋代皇室的一种家法传承，在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中，也孕育出了宋太宗、宋徽宗和宋高宗这样的书法家皇帝。在宋代，皇帝书法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御书，这是一个代表皇帝身份和权威的尊称。两宋皇帝喜欢用书法与臣僚进行交流互动，其中，用书法赏赐臣僚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活动。而当皇帝的墨宝被赏赐下来，臣民们如何感谢、如何迎接和收藏，在宋代也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受赐礼仪。

目前学界对宋代御书赏赐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宋太宗的御书赏赐上，比如对太宗赏赐御书的对象和功能进行概括总结，或对太宗赏赐御书的政治文化内涵进行剖析。也有学者概括了宋代御书拨赐制度的形成，以及宋代皇帝赏赐御书有专赐和普赐之别。对于宋代皇帝御书赏赐这一论题，其实还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比如整个宋代时期皇帝们的御书赏赐的类型尚未总结，以及在御书赏赐之后臣民的受赐仪礼也缺乏全面概述。虽然有一些研究已经谈到尊奉皇帝书法的现象，比如对收藏皇帝书法的建筑御书阁作了很多研究，以及御书的迎请与保管，但这些研究还尚未对御书的受赐礼仪作细致梳理。另一方面，宋代社会的御书收藏对宋廷的政治文化作用也未论及。本文将皇帝书法放入宋代具体的历史情境加以解析，以呈现皇帝书法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从而进一步探讨宋代书法艺术与政治文化的关系问题。

一、宋代的御书赏赐类型

宋代皇帝在日常宫廷政治文化生活中，喜欢以御书赏赐大臣，以此进行文艺互动。这样的赏赐行为其实在唐代就已经开始，唐太宗曾在端午节赏赐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或者中书侍郎马周等几位朝廷大员；唐高宗也以其书法赏赐给辽东诸将；玄宗则将其书法的赏赐范围扩大到一些寺观机构，如桐柏观、开元寺和大相国寺等。整体上看，唐代的御书赏赐并不是皇帝赏赐的一种常规专项，而是个别皇帝的一种赏赐偏好。从宋代开始，御书赏赐作为一种赏赐的定制被确定下来，而且赏赐规模也越来越大，覆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从宋太宗伊始，御书成为宋代朝廷赏赐的一个常规赐品。宋代皇帝的御书赏赐一般分为对臣民个人的赏赐和对宫廷内外机构的赏赐。

宋代词臣群体与皇帝比较亲近，他们最容易获得皇帝的书法赏赐。其中，以馆阁学士为代表的文臣群体受赐较多，在宋代前期，“太宗每当暑月，御书团扇赐馆阁学士”。馆阁之臣和翰林学士经常陪伴在太宗身边作诗写字，他们获得赏赐的机会也就很多。其次，以宰执集团为代表的官员群体也是较容易获御书赏赐的群体，如至道二年（996）六月甲戌，“上遣中使斋飞白书二十轴赐宰相吕端等，人五轴。”英宗也曾“御书‘四字安民’赐司马光。”北宋晚期徽宗身边得势的太傅王黼也曾得到徽宗的数幅御书牌额的赏赐。南宋时期，宰执大臣受赐御书更是不一而足。与宋代高层官员获赐御书不同的是，地方州县的官员也偶尔能够得赐，他们通常是在入京觐见皇帝的时候受赐。如“魏丕以黄州刺史来朝召对，便坐，太宗赐以御书《急就章》、《朱邸集》。”

此外，进士群体也是宋代皇帝较为看重的赐书对象，用御书赏赐新科进士的传统是始于宋高宗：“（绍兴五年）九月，赐新及第汪应辰以下御书石刻《中庸篇》。廷试毕，赐御书自此始。其后以《周官》或《儒行》、《大学》、《臯陶谟》及《学记》、《经解》等篇，皆就闻喜宴日赐之，举故事也。”高宗从他比较擅长的书法上着眼，将象征皇帝的圣物——御书颁赐给诸位进士，既可以使进士们有荣宠倍增之感，又可以展示他的皇帝权威。宋高宗开启了南宋廷试完毕后赏赐御书儒家经典的先例，南宋朝廷一直秉持这个传统。乾道八年（1172）“赐进士黄定等御书《益稷篇》”，淳熙五年（1178）“御书《旅獒篇》赐进士姚颕等”。

在南宋时期武将群体也开始受赐御书，在南宋初期的政权更迭时期，朝廷主要依靠前线将领与金人对抗，皇帝的御书赏赐有向武将偏移的倾向。绍兴七年（1137）九月高宗听从枢密使秦桧的建议“以墨本颁诸宰执、大将、侍从。”岳飞在淮西之役中，“帝赐札褒谕”；韩世忠亦曾受到“帝手书‘忠勇’二字”的御书赏赐；刘光世在绍兴七年受到高宗临摹的《兰亭序》的赏赐。

在宋代，平民亦有机会获赐御书，早在北宋太宗时期，太宗就有过一次这样的赏赐，至道元年（995），太宗一起呵成地写完“三十纸”草书经史故事，命前往江南购募图书的内侍裴愈将这些御书印本颁发给江东各地，其中包括“高逸不仕、敦朴有行、为州里所称者”。这些地方上德行高尚和品学优质之人也成为太宗的嘉奖对象。

宋代皇帝除了对个人进行赏赐，有时也会用御书赏赐宫廷机构或者地方学校和寺观。宋太宗曾为宫中新建的秘阁题篆书额，“御飞白书‘秘阁’二字赐之”。太宗之后，用御书为宫廷机构题额遂成为了宋代的御书传统。宝元元年（1038）舍人院阁建成，“上亲篆其牓曰‘紫薇阁’以赐之”。神宗在熙宁元年（1068）和元丰五年（1082）分别为英德殿和景灵宫御书殿牌。政和五年（1115），徽宗“御书‘摛文堂’牓赐学士院”。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上以‘玉堂’二字亲洒宸翰（赐翰）苑”。宁宗曾在庆元年（1195）间“御书‘紫薇阁’三字下赐小臣”。

在宫廷之外，皇帝喜欢赏赐寺观等宗教机构御书，以彰显皇帝的恩泽。至道二年（996）大相国寺重修三门时，太宗就亲赐御书“大相国寺”四个大字，还命人用金漆填字。仁宗时期，“凤翔府上清宫、太平宫，五台山真容院、宝章阁，并州舍利阁，奉先资福院、观音殿、妙法院、正觉殿，洎景灵宫等处，神御殿榜，皆帝飞白书。”南宋时期，理宗为临安府管辖下的大部分寺院和宫观都赐过额牓。据学者统计，这些被赐额的寺院包括明庆寺、仙林慈恩普济教寺、太平兴国传法寺、开宝仁王寺、积庆教教忠寺等二十多座寺院；而宫观则包括太乙宫、西太乙宫、开元宫、宁寿观等数十个宫观。而在京城之外的寺观其实也有受赐的情况，如真宗将太宗的御书副本遍赐天下名山寺观。“紬禁中茂陵之聚，备天下名山之藏，乃以太宗皇帝御制御书凡百轴下赐焉。”

除了寺观机构外，学校也是皇帝赏赐御书的一个重要对象。吴泳在《御书宗濂精舍跋记》中说到：“臣尝考国朝建立书院，隶于今职方者三：潭曰岳麓，衡曰石鼓，南康曰白鹿洞。皆繇上方表赐敕额，盖所以揭圣范、崇道规也。”宋代皇帝对这三大书院赐御书额，既是朝廷对书院合法性的官方认证，也是皇帝表达崇儒重道的表现。与书院相比，朝廷对地方学校的御书赏赐规模更大。这种大规模地的赏赐始于高宗。大约在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和议后，为强化自己“中兴”之主的君德，高宗开始着手抄写各种儒学经典，“（高宗）乃于清闲之燕，自《易》、《诗》、《书》、《春秋》、《孝经》、《语》、《孟》、《中庸篇》、《左氏传》、《周六官》之籍，悉经宸笔，刊诸琬琰，而以墨本普赐学校。”高宗赏赐州县御书的开创之功和重要意义。

与唐代皇帝的赏赐御书相较，宋代御书受赐对象大范围扩大，包括了宫廷内外的各个阶层的个人群体以及各种机构。其中，个人群体的范围包含了从宰执到地方官，从文臣到武将，从进士到庶民的不同群体和阶层。机构则主要是宫廷机构、地方寺观和学校、书院等。宋代皇帝赏赐御书既可播惠君恩，也可使御书传之后世，令世人永记其文治之不朽。可以说，御书作为皇帝的“代言人”与社会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从而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御书政治文化网络空间。

二、宋代臣民的御书受赐礼仪

宋代皇帝通过赏赐臣民御书所呈现出来的皇恩与君威，是宋人颇为认同的。受赐的臣民也一般会以此作为荣宠的象征，这是普通的物质赏赐所难以达到的效果。宋代皇帝礼赐御书，被宋人当作是“超轶唐帝”的文雅之君的行为，是宋代士人引以为傲的。而当受到皇帝的特殊礼物的馈赠后，宋人也往往要以至高的礼节感谢这种恩赐。

1、《谢赐御书表》中的谢恩礼仪

个人或机构一般在获赐御书后会首先写一封《谢赐御书表》以示感谢，这种《谢赐御书表》或是以文章的形式，又或是以诗歌的形式来写。在宋代以前，谢表就是一种臣僚对君主的“应酬”之作，凡官员升迁除授、谪降贬官，以至于生日受赐酒醴、封爵追赠等等，均有谢表，以表达对皇帝恩惠的感谢。谢赐御书表是宋代谢表中的一种常用公文，基本是按照谢表的“破题、自白、颂圣、表态” 的基本套路来展开的。宋代大臣们所书的谢赐御书表一般用端正的楷书来写，以示人臣对君主的崇敬。流传至今的书法大家蔡襄的著名书法作品——《谢赐御书诗表》就是一种典型的书写样式（图1）。

图1 蔡襄 楷书《谢赐御书诗表》（局部）

1053年 纸本

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

作为对仁宗的御书赏赐的感谢，蔡襄恭敬地书写了这封《谢赐御书诗表》，其楷书端谨而遒美，既有颜体书法的筋健，又有虞体书法的圆和灵妙。蔡襄的这幅《谢赐御书诗表》在文集中又被称为《御笔赐字诗（并序）》，他先是用“臣襄伏蒙皇帝陛下特降中使赐臣御书一轴”说明谢表事由，再从“陛下亲洒宸翰”，“事高前古，恩出非常”中自我陈述感激之情；然后将表态说明“干冒圣慈，臣无任荷戴兢营之至”的尊奉态度，最后再将颂圣诗歌放在最后，赞颂其“沿名与字发深旨，宸毫洒落奎钩文”的天纵之能。从形式上看，这篇谢赐御书诗表中每当涉及“陛下”、“御书”、“御笔”词汇时便重新平抬，而涉及自我称呼时则将“臣”或“襄”字作缩小处理，以示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这种平阙书仪和字体大小中也呈现出臣僚对皇帝的尊奉。

谢赐御书表大多数是大臣们因为皇帝的私人赏赐而作，有时宫廷中的一些机构获赐御书后，也会请一位官员代表来作谢赐御书表。如胡宿在皇祐年间曾代写一篇《代中书枢密院谢赐御篆明堂飞白明堂之门表》。宋代各种机构获赐御书后让官员代写御书谢表的情况也很多，如南宋时的太学正兼景献府教授方岳代太学写《御书太学及崇化堂武学及立武堂牌谢表》，平江府教授崔敦礼代平江府守臣写《代平江守臣谢赐御书戒饬手诏碑本表》。与学校不同的是，寺观里的谢赐御书表则一般由主持来代写，如淳祐十二年（1252）三月，理宗赐临安府盐官县安国寺牌额“妙智之阁”，十二月，该寺的住持僧尚珂代表寺院作《谢御书妙智之阁表》以谢天恩。

2、迎奉御书中的迎接仪式

如前所揭，用写谢表的形式向皇帝表达感恩是应对御书的最基本的礼仪，一般臣民在受赐御书后完成这一步就已经足够。但一些宫廷机构、学校或者寺院道观会再举行一场盛大的御书迎奉仪式，即召集本机构的人员一起夹道欢迎御书的降临，然后再将御书进行安奉。如皇祐三年（1051）宋仁宗赏赐御篆书“明堂”和“明堂之门”给永州经藏院，在获赐两幅御书时，便在寺庙中举行了宏大的仪式，场面颇为壮观。

皇祐三年四月十有二日，诏以御篆书“明堂”二字、飞白书“明堂之门”四字，总四轴，赐永州经藏院澹山岩。即以乾元节日，具仪卫、舆辇、鼓吹、钟梵，帅郡官属道迎于经藏院。翌日，顾扶侍躬诣州之南三十里澹山岩。奉安礼毕，复诣先朝所赐太宗皇帝御书殿，行瞻拜之礼。

永州经藏院选择仁宗皇帝的生日——乾元节当天举行御书迎牌仪式。宋代皇帝生日当天一般是举国欢庆的日子，在这一天迎牌的场面是最为盛大的。不仅寺院的僧人们要参加，当地的地方官员到寺院中来一起夹道欢迎，可见，迎接御书不仅仅是寺院的事务，也是当地官员的重要工作。仪仗列队、鼓瑟钟声、梵音吟诵，可谓是以最高的礼节来应对御书。早在唐代的时候，寺院就出现过这种迎奉皇帝书法的盛大场面：唐高宗为慈恩寺御制御书碑文时，“太常及京城音乐车数百两，僧尼执幡，两行道从，士女观者，填噎街衢”。御书碑的迎奉仪式被安排在京城的主要街道进行巡游展示，这场典礼成为点燃整个城市的节日。宋代永州经藏院的御书迎牌仪式也必定会成为当地乾元节庆的一大亮点。在迎牌仪式的第二天，守臣王顾帅众人又把御书牌额安置于澹山岩中的御书殿，将仁宗御书与其原有的太宗御书一起汇合。将御书奉藏完毕后，再与官员和僧人们一起行瞻拜之礼。

而在上牌之时，受赐的机构一般也会安排青词朱表。大观四年（1110）成都府天宁万寿观新修宫观，新址落成后各大宫殿有徽宗御题牌额，“凡属壬戌之辰御书所名，青词朱表，前期而降。”又如兖州仙源县至圣文宣王庙上御书牌额时也安排了青词——《兖州仙源县至圣文宣王庙安排御书牌额青词》。仙源县至圣文宣王庙其实就是曲阜孔庙，孔子历代以来受到各朝皇帝的加封。这次赏赐的御书牌额应该是嘉祐六年（1061）仁宗所书的文宣王庙牌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嘉祐六年三月乙酉，“召辅臣观御书兖州至圣文宣王庙牓。”可见仁宗非常重视至圣文宣王庙的御书牌额之事，在书写完毕后还召集群臣观摩。而当御书牌额到达兖州仙源县文庙后，也被安排了隆重的上牌仪式。官方还请翰林学士胡宿亲自作安排牌额青词以及祭告青词。青词本是用于道教的斋醮仪式，后皇家举办一些重要的典礼时，也会举行道教斋醮仪式并呈奉青词。至圣文宣王庙的御书上牌仪式中也借用了道教的仪式，“仍按醮科，俾严祠具”。之后，胡宿又写了一篇《兖州仙源县至圣文宣王庙安排御书牌额祭告青词》，陈述孔子的“至德莫二、教行万世、仪比一王”功德。

3、“传之后世”中的收藏礼仪

当御书降赐到人臣之家或者各种机构之中，御书便会被完好保存，并世代流传下去，这便是御书的收藏礼仪。谨藏皇帝御书既是一种人臣的礼仪，也是表达忠心的一种方式。苏轼就曾在王奥家中亲眼看到其家族“子孙世守之，遂为希代之宝。”苏轼还恭敬地在御书之后题跋，并在御书跋中陈述了太宗所开创的大宋的文治气象，也描述了王氏家族是如何世世代代收藏的。太宗非常善于用御书与大臣之间进行情感的沟通与交流，当时的翰林学士苏易简也获赐很多御书。南宋淳熙年间，周必大在《跋苏氏藏太宗御笔及谢表》中记载过“苏氏宝藏此轴垂二百年，而臣始得寓目。”

在宋代，将御书作为“传家宝”在家族流传的做法非常普遍。在珍藏御书的过程中，宋人有时也会用更高级的收藏和供奉方式，那就是营建专门保藏御书的殿阁——御书阁。御书阁也因此在宫廷之外遍地开花，不仅私人之家营建御书阁，寺观和学校也积极建造。在诸种御书阁中，私家御书阁相对来说较为私密，是大臣在私人宅邸中所建的崇奉御书的景观建筑。宋代最早的私家御书阁应该是在仁宗时期，任中师在庆历四年（1044）以太子少傅致仕后，“归休于里中，建御书阁，乡人荣之。”他营建御书阁一方面是为了收藏和尊奉皇帝飞白御书，另一方面也有借御书阁来昭示皇帝恩宠的意味，私家御书阁是他们刻意营造出来表现自己和皇帝亲密关系的建筑景观。建炎三年（1129），银青光禄大夫、徽猷阁直学士王徽学在成都府时也是“乃阁藏前后所赐御书，纶名湛恩”，这座御书阁在当地颇有名气，可谓“焜耀蜀道”。在宋代，大臣之家兴建私家御书阁的风气很盛，南宋时期也一直在营建。

宋代寺观也是营建御书阁的重要机构，宋真宗时期就将御书收藏与颁发官方度牒紧密联系起来，“凡道宫佛寺，往往得被其赐。每岁推恩，度其守藏之学者一人”。度牒是僧道的合法身份的证明，宋代制度规定出家僧道必须领取由祠部特制和发放的度牒之后才能享受僧道的权利，其名额非常有限，“凡僧百人得岁度弟子一人”是一种常态。宋仁宗时期则继续推行寺观收藏御书的优惠政策，天圣九年（1031）朝廷下诏：“长宁节，天下藏太宗御书寺观，合度僧道者，如乾元节”。长宁节是刘太后的诞圣节，乾元节为仁宗的诞圣节，仁宗规定收藏御书的寺观可以在这两个节日中增加度牒名额。

除了私家和寺观中，学校中也建有御书阁，大中祥符五年（1012），应国子监之请，真宗营建了第一座御书阁以珍藏太宗御书，可谓开启了宋代官方学校营建御书阁的先河。大中祥符五年九月，“辛巳，国子监请建阁藏太宗御书，从之”。国子监作为中央官学和教育管理机构，以专属建筑的形式尊奉太宗御书，令学生时时尊奉先帝御书，可谓很好诠释了尊君的教育理念。宋代学校御书阁的大量修建是在南宋时期，宋高宗自建炎年间以来常将自己的书法翰墨分赐大臣。绍兴十三年（1143），国子监太学就首先在宫中营建了御书阁，当时高闶“乞建阁藏御书”的请求得到高宗的允许。相比较而言，在地方学校中营建御书阁的学校较多。绍兴十三年正月，“集英殿修撰、新知湖州秦棣乞前后御书经史，并以墨本颁赐诸州学宫，从之”。南宋初年的御书赏赐使得地方官学开始拥有皇帝的御书真迹本、御书石刻和御书石刻本。绍兴十五年（1145），建宁府在重建明伦堂时就在“堂之北构御书阁”，这是绍兴十三年下赐御书后地方学校较早兴建御书阁的学校。绍兴十八年（1148）修建明州州学御书阁，二十年（1150）建新州州学御书阁，二十一年（1151）建南恩州州学御书阁等。直到南宋时期后期，各地州县学仍在不停修建御书阁。甚至在咸淳四年（1268），南宋亡国前夕，琼州州学还在进行移建御书阁的工作，也仍然在强调御书阁的“重道尊君之义”。除了官学，一些书院也会修建御书阁。曹彦约的《白鹿书院重建御书阁记》中记载“藏书而有阁焉”，韩补在《御书跋》中载紫阳书院有理宗御赐的书院牌额，“复于直舍后增创杰阁，为尊奉宝藏之所。”张舜民的《郴行录》中载“岳麓书院有孔子堂、御书阁”。

图2 宋高宗《太学石经》之展呈效果

杭州孔庙藏 （笔者拍摄于2023年9月）

三、御书赏赐的政治文化功能

宋代历朝皇帝通过大量的御书赏赐，使地方社会拥有丰富的御书收藏，皇帝的权威也随之远播。宋代臣民通过通过皇帝书法也可以共同想象远在京城之中的皇帝形象，他们一起感受皇恩、感谢皇恩和应对皇恩，这是宋代以前的皇权政治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在这一过程中，御书被赞颂、被迎奉和被宝藏，从而产生了因应皇权的谢恩礼仪、迎接仪式和收藏礼仪。在这些礼仪中，宋代皇权以文艺化和柔性化的方式对宋代臣民进行了更深入地渗透。

再进一步看，在诸种御书赏赐的应对礼仪中，谢恩礼仪和收藏礼仪中的皇权渗透最为深入，在宋代中发挥了更为直接和更为重要的政治文化功能。在皇帝的御书赏赐和臣民的《谢赐御书表》中，可以看到皇帝与臣民之间的更为深入的情感交流。夏竦（985—1051）有数篇写给仁宗的谢赐御书表，其中就特别渲染仁宗的御书赏赐对他而言是非同一般的恩惠。“俄成宝字，远锡旧臣，念犬马之前劳，慰江湖之远宦。” 夏竦强调皇帝把御书宝字不远千里地赏赐给自己这个任官在外的“旧臣”，使自己知道皇帝并没有因为自己离开朝廷而忘记了曾经的君臣之情，通过御书谢表，可以看到夏竦对皇帝的这份“圣念”的不胜感激。面对皇帝赏赐御书的恩典，在谢表中表达感恩是士大夫们日常政治书写的议题，尤其是御书这一带有君臣特殊情谊的赏赐，使臣下们的例行公事式的“感谢信”变得有了些真情实感。苏轼文集中也有一篇谢赐御书表，应为苏轼为感谢哲宗的御书诗赏赐所书。在谢赐御书表中，苏轼历数自己“早岁数奇，已老江湖之上”的数十年的荣辱遭际，用极富感情色彩的骈文讲述了在神宗时因乌台诗案而流离江湖之上的不幸。接着写到“余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陈述自己后来进入哲宗时代自己得以陪侍皇帝，入侍讲学的荣幸。最后，苏轼借着御书的恩典对哲宗进行圣德的颂圣，并表达“付与子孙，俾输忠于世世”的决心。可见，在御书的赏赐与谢恩之中，皇帝和士大夫之间有了更多的情感交流。这样的君臣互动的面向，是日常政治的面向中难以见到的场景。

另一方面，随着宋廷多年对地方社会进行御书赏赐政策的执行，地方社会保存了大量的御书，这些御书储备以另一种方式保存了宋代皇家的文脉。北宋灭亡以后，宫廷各处储藏的御书损失殆尽。南宋初年宋廷草创，急需在各处收集散落的宫中文物以重振北宋的文治传统，其中，御书也是朝廷重点收集的文物，散落在地方各处的御书成了南宋初期宫廷重新收藏祖宗御书的重要来源。从绍兴元年（1131）开始，地方上就有进士开始上进祖宗御书，“（绍兴元年）九月十一日，进士黄朝美上仁宗皇帝御书‘明堂’牌碑本二轴，诏送秘书省藏之”。“明堂”之额是仁宗皇帝在皇祐二年（1050）所写的篆书，当时有摹刻副本，“颁于二府及近侍”。当年仁宗将“明堂”御篆颁赐给大臣们其实只是一种赏赐的惯例，不想在数十年之后，这批御书副本却成南宋重建御书文化时的珍贵资源，“祖宗御书赐在州郡，虽经兵火，多获（实）[宝]存”。从北宋时期的御书赏赐到朝廷御书散佚，再到南宋御书重回朝廷的过程中，可以看见御书在这些流动的环节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同面向的价值。

绍兴初年，进士对献御书的热情很高，绍兴二年（1132），又有进士韦许“上太宗皇帝御书”，他同时还上进了一些书籍，所以朝廷特别嘉奖他“补迪功郎”。面对士人主动进献御书的行为，朝廷也开始适当地推行一些奖励政策，对这些献书之人施以恩惠。从绍兴十三年（1143）七月九日，高宗降诏给以投献者“或命以官，或酬以帛。”到孝宗时期，朝廷都还在不断收集祖宗御书，“（乾道）九年二月二日，诏：‘故中书侍郎陈过庭孙进士述进钦宗御书十四轴，端明殿学士张深曾孙伯成进三朝御书十三轴，并续进钦宗皇帝诏旨一轴，各与免文解一次”。总体而言，朝廷在绍兴初年以补官和安排差遣为主要奖励手段，绍兴中期则以奖励银绢束帛为主要奖励政策，绍兴晚期和乾道年间则主要以循资和免文解为主要奖励方式。

结语

宋代御书具有极强的政治文化属性，宋代皇帝成功地将书法这一文艺爱好引入政治文化生活之中，使其更好地为皇权政治服务。通过大量赏赐御书和御书复制本，使宫廷之外的社会阶层也能接触皇帝御书圣物。可以说，御书使皇帝与宋代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建立起了广泛的物质文化关联，皇帝也在宫廷内外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感受皇权的政治文化网络空间。御书的这种政治功能是其他的御制物品所难以达到的效果，由于御书的书写迅速，御书的摹刻复制便捷，使得御书的广泛传播也成为了可能。当御书降赐之后，臣民也自觉地以至高的礼仪进行尊奉，这套礼仪并不都是由官方进行统一规定，而是在日常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形成的一套惯习。这些惯习礼仪体现了皇权对臣民的仪范规训，也是宋代的儒家的尊君观念的教化所致。御书作为一种皇权象征符号，使皇权有了物质和精神的崇奉形式，从而也使宋代皇权的内涵得到了扩展。

另一方面，宋代赏赐御书的互动模式使得皇权深入基层社会有了新方式，达到了新的效果，这种方式是前代皇帝所没有充分使用的。虽然唐代皇帝也赏赐御书，但还只是个别皇帝的偶然行为，并没有形成宋代这样的规模和形成固定的政策，其受赐对象更没有惠及到广大地方社会的臣民。在皇帝下赐御书——臣民尊奉御书——朝廷召回御书的过程中，宋代皇权实际上完成了皇权下移——皇权扩张——皇权强化的过程，而臣民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接近皇权——尊奉皇权——利用皇权的结果。御书作为媒介，使得深居宫廷中的皇帝与远在地方社会的臣民之间有了精神上的互动。宋代皇权以御书的这种艺术符号化的形式实现了对臣民的精神统御作用。在宋代的赏赐与尊奉的互动中，也能够看到宋代皇权运行中的一些细微面向，即不同于实实在在的权力运行层面的皇权政治面向，而是柔性化和感性化皇权运行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