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常：与考古事业的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海岱考古大家谈”口述历史项目，是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济南日报报业集团合作开展的重要文化工程，具体由新黄河客户端·济南时报执行。项目自2022年1月启动，于今年6月底圆满结束！，遴选记录了10位山东考古人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山东考古人的奋斗历程，呈现了山东考古的辉煌历史和成就。项目融口述历史采访整理、纪录片拍摄制作、图书编辑出版、媒体传播于一体，完成了10位考古大家的口述历史采集，并形成了10集纪录片和10篇文稿，并编辑出版《海岱考古大家谈》。

2023年8月27日，“海岱考古大家谈”口述历史项目成果发布会在山东书城举行。

目录

张学海：为海岱考古倾注一生激情

于海广：50年考古岁月，问心无愧

栾丰实：探寻海岱地区史前文化发展谱系和社会复杂化进程

王永波：铁血丹心为考古

崔大庸：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的情怀和担当

郑同修：我们进入了一个考古的黄金时代

方辉：考古学的国际视野和多学科交叉研究

王守功：考古是荣耀，更是责任和使命

刘延常：与考古事业的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孙波：以聚落考古，探寻海岱地区文明进程

刘延常：与考古事业的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采访时间：2022年10月

刘延常，山东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原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曾先后担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党总支副书记，兼任中国考古学会两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涉水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学会理事长、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合作导师等。

主持发掘五莲县丹土、章丘区西河、潍坊市会泉庄、沂南县西岳庄、莒县大略疃、新泰市周家庄、莒南县东上涧、滕州市大韩、曲阜市鲁故城等20余个文物点。著有《海岱地区商周考古与齐鲁文化研究》，主编出版《新泰市周家庄东周墓地》《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山东卷》《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保护与传承视野下的鲁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传承与创新:考古学视野下的齐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青铜器、金文与齐鲁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6部著作，发表岳石文化、珍珠门文化、莒文化、山东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齐鲁文化的考古学解读等考古报告和研究文章60余篇。

喜欢历史，学习考古

我出生在沂蒙山区农村，高中的时候对历史比较感兴趣，成绩比较好。历史老师性格活泼，亦师亦友，他建议我学考古，换个角度研究历史。山东大学是重点大学，文史哲也非常有名。1984年，就顺利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山东大学这4年，培养了我学习考古的兴趣。

刘延常

我们田野考古实习了两次。第一次是1986年秋冬季节，去枣庄市滕州薛国故城进行考古发掘，主要是西周至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第二次是1987年秋冬季节，去滨州市邹平县丁公遗址发掘，这次主要是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文化遗存。这两次发掘实习，整天“一个锅里摸勺子”，和同学、老师之间的感情非常好，和当地群众在一起干活，风餐露宿，比较接地气，因为我出生在农村，很喜欢和他们打成一片。学习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田野考古发掘不同的遗迹，不断地有陶器、石器这些新的文物标本出现，这些吸引了我学习考古的兴趣。1988年春天，山东大学栾丰实教授安排我和一位同学去邹平丁公整理1987年发掘的资料。这样我们就有专门时间对陶片、陶器进行整理，类似吃了个“小灶”一样，现在回忆起来非常自豪。

1984 年第一学期宿舍同学(上排从左到右:卫文革、马跃峰、赵荣强、张云涛， 下排从左到右:郑岩、李培松、刘延常、苑胜龙)

学校安排教学期间，老师经常带队出去考察，比如说到济南东边的大辛庄遗址、城子崖遗址，学习怎样进行考古调查，还到齐国故城、济南南部的灵岩寺进行参观学习等。1988年毕业前夕，还去了洛阳龙门石窟、汉墓博物馆，到西安大雁塔、小雁塔、兵马俑博物馆等。这一系列的活动让我们大开眼界，去的地方都是有重要考古发现、考古成绩的地方，也促进了我们的学习。(20世纪)80年代，照相机还很少，我们考古专业每人都发一部照相机，一开始“120”的，后来“135”的，我们必须得会照相，并且能自己冲洗照片。在实习和学习考察中，我们都背一个带胶卷的“120”照相机，回去以后自己去教研室冲洗，所以现在我们专业同学都保存了很多那个时期的照片。

考古学是一门实践学科，理论和社会实践结合比较多。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最重要的基础是在大学期间训练形成的，山东大学注重田野的风格、扎实的学风作风培养了我研究考古的基础，这是我考古之路的第一阶段。

转向商周研究，坚定考古信念

1988年，我本科毕业，经学校老师推荐，分配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这是一个新的起点，省考古研究所是山东省考古研究工作最好的单位。回忆起来，一个农村的孩子考上大学，能到省会城市最好的考古机构工作，我觉得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来到考古所，主要在野外工作，这是我们考古工作的一个基本性质。

毕业后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是配合济青高速公路建设。1988年秋天，去临淄后李，和王永波先生、王守功先生等一个工地进行考古发掘。1989年春天，到章丘宁家埠遗址，这个遗址的发掘是一场大规模会战，配合工程任务很急，当时省考古研究所张学海所长就创新地提出省市县联合作战，培养了大批的考古技工，借调地方文物干部，规模最大的时候200多人，我调到这里参加发掘的时候，队伍还有100多人。这个过程中，不仅发掘了龙山文化和商代、东周时期文化遗存，同时锻炼了联合组队的综合能力，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收获很大。1990年，我又发掘了宁家埠遗址南部章丘区王推官庄遗址，独立发掘两条探沟和一个探方，发现了岳石文化、商文化遗存还有战国时期的墓葬。

1988年到1994年，这六年的时间，我一直在野外考古工作。发掘后李、宁家埠和王推官庄遗址，对我从走出学校到单位从事考古工作这个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实现了很好的转型，田野考古水平得到认可。在那个年代考古资料比较少的情况下，我参加了宁家埠遗址发掘资料整理工作，深化了对类型学的认识，也就是器物类型学，主要看陶器标本，无形之中慢慢地对田野考古技能、器物类型学都越来越熟练了。同时，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文化、周文化遗存遇到的也比较多，这也许是后来我选择从事商周考古专题研究的原始积累吧。工作这几年，从学考古到考古，坚定了从事考古的信心，从学校入门的兴趣，到从事考古的专业思想的稳定，我就死心塌地干考古了，这几年非常重要。

1993年至1994年我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在郑州举办的第七期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取得了考古领队证书。学成归来，就能独立主持文物点的考古发掘工作了，后续发掘了五莲县丹土遗址，这里以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为主；又发掘了潍坊市寒亭区会泉庄遗址、蒙阴县后里遗址、沂南县西岳庄春秋大墓，还有西岳庄遗址、莒县大略疃龙山文化遗址。

六年期间，独立发掘了九个文物点，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潍坊市会泉庄遗址，它属于商代和西周早中期，我们后来称之为珍珠门文化，是东夷文化遗存。还有一个重要文物点是滕州市庄里西遗址，它是滕国的贵族墓地。通过1994年至1999年这六年的工作，我独立承担考古发掘的能力大大提升，积累了不少的考古资料。还发表了考古简报，撰写了第一篇论文。这期间，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快，工程建设比较多，我们从事的这些发掘基本上都是配合基本工程建设，比如说东营至青州的高速公路、日照至东明的高速公路。

从事考古这个行业，要有领队证从事田野考古，要整理资料，发表报告，研究文章，这是一个基本发展路径。我在这期间发表了章丘王推官庄遗址发掘报告，这在当时来说是比较早发表的报告。发表报告是成果，关键得去整理，整理就能够深化对这个遗址内涵的认识，对遗址价值的挖掘阐释，反过来又会促进、提升田野考古水平，这是考古学科的特点决定的。如果只发掘不整理，水平很难提升，这是业界共识，也是学科规律。在(20世纪)90年代，我能发表考古报告，非常荣幸。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试论岳石文化王推官类型及其问题》，这是毕业之后的处女作，被收录到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刘敦愿先生的纪念文集。1997年发掘了潍坊市会泉庄遗址，这是配合潍坊至莱阳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发现，出土的文物标本全是夹砂素面红褐陶陶器，计16个灰坑、1008个陶片，发表了简报，之后发表了一篇文章——《珍珠门文化初探》，这是第一次对珍珠门文化系统、全面的探索，为研究东夷文化开了个好头。

受栾丰实老师的影响，我在学校对龙山文化更熟悉一些，但毕业之后这些年的工作，大家开始慢慢认为我是做商周考古的，这其实也是我做商周考古的开始。

最美人生年华奋战田野，大型考古报告创新体例

2000年，我又一次很幸运地独立主持了五莲县丹土遗址发掘。我们对遗址进行了全面的重点考古勘探，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和龙山文化中期的城址。连续扩展的、不断发展的三个时期的城墙、壕沟，还有城门，这在当时非常轰动，我非常激动和兴奋，我们有能力通过勘探就发现这个问题。我们通过考古发掘来验证它，于是在城址的西部、北部、东部、东南部开了4条探沟，其中有一条探沟长50米，其他探沟都是70米长，这个工作量相当大。当时我34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每天来回指挥发掘这4条探沟，最终都取得了非常好的预期(效果)，验证了我们前期考古探勘的判断。省考古所的领导、专家、同事们，包括山东大学的老师们都说，发掘位置真准确，这就说明我们探沟发掘的位置、发掘的目标和我们前期的工作吻合程度比较高。我们又对这个城址的一个排水口，还有一个龙山中期的西城门通道进行了揭露，都很成功。这么年轻就发掘一个大城址，现在来说胆子非常大也很幸运。对五莲丹土遗址的发掘，让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对大遗址的勘探、发掘和认识，就有了较大的提升。

五莲丹土遗址出土文物大玉钺

五莲丹土遗址出土文物玉铲

五莲丹土遗址出土文物玉璇玑

五莲丹土遗址出土文物玉钺

五莲县丹土城址平面图

2001年我到办公室工作，任办公室主任，兼职做考古工作，大部分(时间)在单位，出差少一些，除非有应急任务、重要任务的时候，我就去考古工作。这期间，幸运之神又一次降临到我身上。

2002年，泰安新泰市有个周家庄，它在城市北郊，这个村在城镇化拆建时，发现了一个墓葬，出土了一些青铜器，地方就报到省里来了。我和当时的王永波处长一块去看，这个墓是中小型墓，但是从出土青铜器等判断是中小贵族墓葬，这样就要求我们省考古所来接下这个任务。一是大家都认可我做商周考古了，再就是所里大部队整天都在出发配合工程考古，人不多，于是我就去负责发掘新泰周家庄。

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地出土文物蟠螭纹盖鼎

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地，2002年发掘了4座，2003年发掘了66座，2004年发掘了8座，这样合起来共发掘了78座。这个墓地对我们认识整个山东地区东周考古，对齐文化研究，齐国向南扩张，和鲁国的关系，和鲁文化的关系，和吴国、越国北上争霸的关系等问题都具有重大意义。特别在整理过程中，比如说对彩绘、陶器、青铜器、骨角器，人骨、动物骨骼、木材的鉴定，使得多学科研究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地出土文物绳索纹提梁壶

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地的发掘什么特点呢?整个墓地有多大范围，是不是有规划地埋葬，是按照年代还是按照家族埋葬?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晚期，或者到晚期早段这78座墓葬，最大的特点就是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经过鉴定，有42座墓葬是男性墓葬，其中随葬兵器的墓葬40座全是男性。青铜兵器比如说有戈，有剑，有矛，有戟，有镞，有多种组合。后来我们分析，这是一个军事色彩浓厚的将士的墓地，墓地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的齐国军事性质的墓地，说明春秋晚期齐国其实已经越过了齐长城，向南扩张，占领了大汶河的支流柴汶河上游。《左传》记载，公元前601年，鲁国建立了平阳邑，那么周家庄的发掘证明春秋晚期稍微晚一些，公元前550年以后，这里就被齐国占领了。在周家庄墓地南边一公里多的地方，出土了很多陶文，是战国时期齐国的陶文，“陈”下面一个“土”，其实这是田氏代齐之后的“陈”的一个写法，再次证明这个地方陶文里边也有平阳。实际上大量的陶文是官方量器，那就再次结合周家庄墓地证明这周边是平阳邑，是齐国的一个军事重镇，既能驻军，也能行政管理，还能够收税等。文献记载公元前484年，吴国争霸，第一战役在博，在泰安东南，二在嬴，就是莱芜附近，第三决战艾陵。周家庄出土这么多兵器，尤其是出土了十几件吴国的兵器，有菱形纹的剑身，有同心圆的剑首，还有的有铭文，比如说M11出土了一把剑，上面铸有“攻吾王姑发者反，之子通自作元用”14个字，证明是吴国剑。再往后战国时期还有越国的剑，那就是越国灭吴之后，北上争霸。所以说新泰周家庄墓地的发掘，对齐国的扩张，齐国和鲁国、吴国、越国的关系，包括文献记载争汶阳田问题等历史事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地出土文物蟠虺纹三戈戟

后来我负责主持编写、出版了正式的大型专题报告《新泰市周家庄东周墓地》，上下两册，文物出版社2014年出版，我们收获特别多。其中探索了大型考古报告如何编写，到底考古资料怎么发表，最终一致认为首先强调全息发表墓葬资料，就是每一座墓葬资料都发表。为了学术界应用、读者应用，我们先设一个导读性质的内容，对一些主要器物进行类型学的概括介绍，文图并茂，这是我们一个创举。动物骨骼、木材鉴定、青铜器铸造工艺、人类骨骼研究等这些内容，过去考古报告中都作为附录，我们正儿八经地作为一章内容发表，它是研究内容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是个突破。再一点就是，这种多学科研究对考古来说都是些“其他学科”，与之相关的这些内容成为考古报告里的正式章节，是对这些学科研究成果的尊重。精益求精，高质量图片能够为考古报告增色不少，我们请山东大学刘善沂老师绘图，请吉林大学林雪川老师进行文物摄影等，新泰市博物馆的徐传善、高雷都是拓片高手。方方面面的合作都是最好的，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海市博物馆、山东大学，我们的整理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研究过程。所以说这本报告2014年一出版，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周家庄东周墓地的发掘与出版，奠定了我周代考古研究的基础。

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地出土文物王矛

章丘西河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距今8000多年的后李文化遗存为主，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08年，我又主持发掘了一次，深化了对后李文化和西河遗址的认识。期间，我们又对西河遗址1991年、1997年和2008年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当时我和现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考古处的兰玉富处长，负责整理西河遗址的资料，这对我考古学的研究能力提升也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章丘西河遗址后李文化 F301(由南向北)

除了发掘了大型遗址，我也承担了很多配合工程的考古任务。济南至青岛的客运专线铁路、济南至青岛的第二条高速公路济青南线、青岛的蓝村至江苏的新沂蓝新铁路，还有从青州至临沭的青临高速，这都是当时我负责协调去调查、勘探、发掘。大部分时间反复多次在鲁东南地区，就是现在临沂、日照，包括潍坊南部等这些区域调查、勘探、发掘。比如说2009年在临沂市临沭县东盘遗址，我们单位大部队都出差了，当时郑同修所长说，反正没人，你自己想办法，他知道我能联系一些人参加。我们单位就我一个人去，我带了山东大学5个研究生，还有刚刚毕业分到临沂的一个研究生，加上临沭县3个文物干部，莒南县去了3个文物干部，蒙阴县1个文物干部，加上临沂文管办一个地方文物干部，我们15个人，我1个人来指挥，发掘了1000平方米，当时我一个人脖子上挂了3架照相机，整天上梯子，昼夜忙碌。这次发掘，龙山文化、西周时期、东周时期，一直到汉代，都有重要的发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临沭再往南去就是新沂，苏北地区的北辛文化遗存就特别多，鲁东南地区这是第一次发掘了比较丰富的北辛文化遗存。2009年，我43岁，最好的年龄奋战在田野上，逐渐地收获。

因为我经常在鲁东南地区开展考古工作，就发现了很多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其中就是莒文化的研究，2002年发表了《莒文化探析》，这也是莒文化研究里边第一篇考古学研究文章，全面分析莒文化的内涵，提出了莒文化的命名。经过这20多年发展研究，咱们过去说齐文化、鲁文化，现在慢慢说莒文化，丰富了齐鲁文化的研究内涵，完善了整个山东地区周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填补了空白，后来我又写过两篇文章，奠定了我研究莒文化的一个基础和方向。

这些年，我多次参加全国商周考古学术会议，如说安徽铜陵青铜文化研究会、山西侯马晋文化会议，到江苏镇江参加吴文化研讨会，去浙江绍兴参加越文化研讨会，到长沙参加楚文化研讨会，参加山东孙子兵法研究会和香港海防博物馆的学术交流等。2000年至2010年这10年，从考古到资料整理，再到学术研究、学术活动，应该说它是一个全面提升的阶段，再一次奠定了我做商周考古研究、齐鲁文化研究、东夷文化研究的基础和方向，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筹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完善山东商周考古学文化谱系

2011年，我45岁，从年龄角度、从能力角度综合方面考虑，去做大遗址是比较合适的。从国家文物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来说，正好开始提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2010年，全国立项23个，包括山东的曲阜鲁国故城、泰安大汶口和汶上县大运河南旺枢纽遗址。鲁国的都城是鲁文化的核心。张学海先生1977年、1978年在这里工作，1982年出版了《曲阜鲁国故城》，张学海先生又发表了鲁文化的一些认识，在学术界影响非常大。我来接手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的时候，自我感觉还是有很多挑战和压力的。我觉得这个压力是个好事，必须变为动力。我带领我们团队从写考古工作计划，到选择突破口，再到怎么开展工作，进行了详细论证。

首先得了解曲阜鲁国故城过去的工作和成绩。它是个大遗址，它是个公园，它是个考古遗址公园，那必须得有考古成果展示，让公众进入公园有的看，公园的休闲功能是基础，但是核心应该是考古，比如要有大型建筑基址、大型墓葬、青铜器、陶器、玉器、骨角器这些展示，包括城墙等展示。公众进来能学到考古知识，能了解历史，能了解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的目标。当时我们突破点就选择了周公庙建筑群基址，第一，1977年、1978年勘探证明，这地方是建筑群基址，有可能是宫殿区；第二，这个地方就在现在老县城的东北角，便于开展工作，也便于周边的居民来参观；再就是依托曲阜三孔，能成为一个旅游景观。这样，学术上非常重要，位置上非常好，又很有价值，所以说我们率先就从周公庙建筑群基址开始。

鲁故城内外城、夯土基址区、中轴线、手工业区布局示意图

从2011年一直到2019年，调查勘探发掘工作我都是领队。首先，重点考古勘探得到了突破，周公庙建筑群墓址面积300亩，我们进行了两个季节的勘探，勘探出一个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一直到汉代的城址，有城墙、壕沟、城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在勘探过程中，我们对考古勘探的方法、技术总结和勘探的成果相对照，使我们大遗址勘探的方法、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正好全省推行考古勘探培训，我们团队还成为讲解考古勘探的一个主力，我们非常的细致、非常的规范。包括怎样布探区，用RTK和全站仪进行测绘，怎样辨识文化堆积，怎样记录，怎样收集标本，勘探出来一厘米、两厘米的陶片，我们都进行了采集辨析，通过这种综合判断，我们能够对堆积的年代和性质进行判断。我们制作总平面图，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平面图，西汉、东汉，我们都能够通过勘探去了解得差不多，因为发掘毕竟是有限的，我们用勘探再加上最小干预原则的发掘，最终我们证明周公庙建筑群基址是鲁国春秋到战国时期的宫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第二，学术界对鲁国故城城址的年代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到底能不能早到西周早中期？周王室分封周公，周公派他的长子伯禽就封，是不是一来就在这个地方？鲁国故城考古报告发表之后，确实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很多观点认为这个城的年代到不了西周早中期，包括我也认为它的年代到不了这个时期。但我想认识是不断提升和发展的，所以说我们再对城墙、壕沟进行解剖，我们要解决这个年代问题，解决学术问题。我们先选择了大城北城墙的东部城门，同时又把保存得比较好的北墙东段解剖了100多米，最终都证明了城墙、壕沟的年代，特别是壕沟底部使用时期，加上层位关系，加上城墙，还有一些打破和被打破、叠压和被叠压的一些遗迹关系，出土的标本，最终我们判定就是春秋早期、中期、晚期，战国早期、中期、晚期共6期。其中，战国晚期，有一条壕沟居然在城墙内侧，在当时各个诸侯国里几乎没有这种情况，这是我们经过几次勘探、经过解剖之后证明了的。我想这种现象是应该遇到了大的事件之后，它没有能力对外面深的壕沟进行清淤，于是在城墙的内侧一周取土加固城墙，这样自然就筑高了城墙，里侧也形成了一周壕沟。

第三，望父台是遗址公园建设的重点区域，我们要进行发掘，如果可以的话就建遗址博物馆，最后我们也发掘了从春秋至战国时期的一些墓葬。

它们是中小型贵族墓，其中编号M1是个中型墓，保存得比较好，我们整体移取到实验室进行考古发掘。这个墓的年代是战国中期，规格的话应该是到不了大夫这一级，是上士这一级。椁室的四壁和椁的周围都有一些玉器、水晶、玛瑙，实际上这是荒帷，就是对墓室进行装饰，对椁进行装饰，最后棺材下葬之后盖上棺罩，棺罩一周悬挂一串串玉器，这和全国考古发现、文献记载是相符的，但是在山东之前没有发现保存这么好的，在鲁国故城这也是第一次。再一个地点就是配合曲阜老农业局建设进行发掘，结果发现了几十座中小型墓葬，也是上士、中士、下士一级的，年代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关键发掘了两个车马坑，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收获。

这期间我们举办了一些学术活动，比如2012年黄淮七省考古论坛，邀请与会代表到曲阜参观鲁故城发掘现场，2014年在曲阜鲁故城考古工地举办中国考古学会两周专业指导委员会成立仪式，2016年又举办全国性的“保护与传承视野下的鲁文化学术研讨会”等，还有一些专家座谈会，我们还开展了很多公众考古活动。当时考古学科发展最前沿的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我们全部进行了实践，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得到了省内外、业内外的广泛认同。

在曲阜鲁故城考古过程中，我加强了对鲁文化和孔子、儒家思想的学习，经常到曲阜的古籍书店去买一些书，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尚书》《论语》《孟子》等读本，晚上加班读，因为我们考古最终要解决历史问题，解决古代的社会问题。我从鲁故城开始用考古学视野去研究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这是我一个新的研究高度和方向。毕业前几年，我主要在鲁北地区，后来十几年的时间重点在鲁东南地区，这时候因为鲁故城又来到了泗河流域，鲁文化的空间流域主要是泗水流域和汶河流域。济宁、泰安好多县市、县区博物馆，我反复去看馆藏的标本，和他们交流，提出问题，对鲁文化的研究得到了很多提升。我们和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孔子研究院，还有地方的文物部门经常座谈交流，撰写了曲阜鲁故城和鲁文化研究的文章。后来去上海开会的时候发言，我的题目就是《曲阜鲁国故城、鲁文化与传统文化》。2015年，第22届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我参加其中在济宁曲阜举办的卫星会议，提交发言题目“从考古学视野解读儒家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这是我有意的一个尝试，整个会议里面，只有我一个是考古工作者，分组讨论时进行了汇报，这表明了我研究方向的转变和提升，即以考古学视野研究古代历史与传统文化，对我影响非常大，到现在我都觉得非常自豪。

刘延常(左)考察曲阜鲁故城出土青铜器

2017年到2019年，我主持滕州市大韩东周墓地发掘。这个地方连续被盗三次，出土大量的东周时期青铜器，抓获了盗墓分子。经过省里努力，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就派我去发掘了。

大韩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往西南4公里就是薛国故城，东北边有几公里就是东江小邾国国君墓地了，西北方向就是滕国庄里西贵族墓地，官桥镇、木石镇这一带商周时期文物点比较多。我们非常重视，首先进行重点勘探，于是发现了众多墓葬。如果抢救发掘的话，发掘一部分，将来玉米地长起来还是有被盗风险，所以报经上级批准后决定全面揭露、全面发掘。

我们制定了很详细的发掘计划，发掘工作必须精细化，获得更多信息，注重多学科合作，现场文物保护。一发掘就发现了彩绘陶器，随即进行现场封护，保证它色彩不褪，这个做得很好。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墓葬，有几十吨重，整体移取到实验室。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比较多，埋藏过程中棺椁已经塌陷，大部分都碎了，再就是埋藏这2000多年，锈蚀比较多，我们立即组织开展了文物保护修复。

我们又培养了一支文物保护修复队伍，保护研究青铜器、陶器、玉器等。加大多学科合作和多家科研单位、高校合作力度，比如说彩绘陶器，国家文物局彩绘陶器保护研究基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我们和他们合作研究保护，请他们现场采样、指导，请上海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共同来研究青铜器，对青铜器的时代特征、文化性质、铭文，青铜器的铸造，包括铅同位素、锡同位素，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个墓地出土了600多件玉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玉器的团队，也进行了深入合作，包括检测分析、鉴定玉质、工艺微痕、遗玉使用、综合研究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师生团队分别对动物骨骼、人类骨骼进行了鉴定、分析和研究，包括玉石器至少有4位研究生以大韩墓地资料作为硕士论文选题，都做得非常好。我们还做了很多公众考古，把文物摆到现场，让当地的公众还有文物部门的人员参观，我们特别在现场自己设计制作塑料大棚，夏天不怕雨，冬天不怕雪。我们考古工作者学的考古，但是做事情必须什么都得会。特别感谢滕州市公安局官桥派出所的干警们，他们一直晚上去值班，警车开到地方就是震慑。我们真是如临大敌，不敢有一点点怠慢。最终我们成功地进行科学发掘，取得了很重要的成果。

2017 年，刘延常(左)在滕州大韩东周墓葬发掘现场。

我们还在滕州高铁新区管委会几百人的会场，组织了为期一天的专家讲座专场，当时我通过介绍大韩墓地的发掘探讨小国生存之道。文献记载泗河流域有“泗上十二诸侯国”，包括鲁国、莒国、邾国、小邾国、滥国、滕国、薛国、鄅国、缯国、偪阳国、卫国、宋国。现在这么多国家基本得到证明，鲁国在曲阜一带为中心的区域，莒国在鲁东南地区，临沂市兰陵县有缯国，这个缯国是姒姓的，和湖北的那个姬姓的曾国不一样，文献记载是周武王克商之后分封缯来祭祀夏禹，邹城有邾国，山亭区有小邾国，滥国现在还不确定，但是也应在这附近，滕州市有滕国、薛国。总之，泗河中游地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主要体现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北面是鲁文化，东面是莒文化，南面陆续有徐文化、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齐文化也占领薛地、徐州一段时间。大韩东周贵族墓葬众多随葬品包括多种文化因素，如齐国、薛国、赵国、越国等，越国的特别多，这是体现文化交流融合的一个很好的地点。

滕州大韩东周墓地大中型墓葬分期分布示意图

我们在大韩发掘了46座大中型墓葬，包括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还有152座战国末期小型墓葬，就是一些平民墓葬，而东周时期这46座大中型墓葬是贵族墓葬，其中两座应该达到小诸侯国国君级别的墓葬。从墓葬的结构，土坑竖穴，有墓道的向东为主，有殉人，器物有边厢，特别陶器、铜器组合和形态，综合分析是东夷文化属性。这地方有东夷文化属性，那就和邾、小邾有关系，其中出土铭文“倪公克父，择其吉金，作其元用”戈，所以综合起来与小邾国有关系。按照我们详细的分期，这46座墓葬46个人死亡埋葬的时间能分5大期，延续300年，20年左右埋葬一两个人。我认为是一个家族墓地，不是某个国家公墓，其中只有一对夫妇应该是国君级别，不一定是执政国君，只是达到这个级别，这是在研究莒文化过程中我得出的一个结论，比如说莒文化里有很多国君级别的墓葬，但不可能都是国君。

滕州大韩东周墓地 M39 俯视(战国时期)

特别有一个墓葬M45，它的墓道还是拐弯的，这种全国都少见，还有的墓道向西，说明这个墓葬埋葬的时候是有规划的。我认为是小邾国里边有一大支贵族，去世之后埋到这边，这是为之预留的，埋葬最早的在西南边，中间那个位置预留好了，到春秋晚期晚一点，一对夫妇埋到这里。还有一些没有预留，或许他们在外地做官，落叶归根回来以后再插空埋下，挖墓坑的时候，可能挖到前边有墓葬了就停下，赶紧拐弯，或从另一个方向挖墓道。综合这种现象，我认为是倪国贵族家族墓地。

这批墓葬随葬了很多其他古国文化因素的器物，比如说战国时期至少6座墓出土了越文化遗存，首先是铜鼎，腿很细往外撇、耳很小，还出土了同心圆的铜剑，其中M40里边有一个越王州勾剑，我原来的同事最近整理又发现了有鸟篆文的兵器，还有两个墓随葬原始瓷器、印纹硬陶，这都是越国的遗存。恰巧和文献记载相印证，越国灭吴之后北上，干预莒国、邾国等古国的内政。

滕州大韩东周墓地 M39 铜器组合(战国早期)

有墓葬出土齐国青铜器，当然很正常，文献记载田齐封田文，后来孟尝君封在薛。还有赵国、燕国这种风格的铜器、陶器，之前在山东几乎就没见过，比如说中间有鸟柱的陶盘、陶瓶、饰有鹿纹和虎纹的青铜壶。M45出土了一件戈戟，就是戈下边胡部有戟刺，我们传统认为这都是燕国的。还有被盗出来的一件鬲形青铜鼎，是赵国的风格。再就是楚文化风格的，比如说鼎，铜鼎鼎盖的那个捉手像方向盘一样圆的，还有鼎的足根外撇、饰兽面纹。所以说这些器类有各个国家文化的因素之外，有些器物吸收了好多其他地区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比如说一种大附耳鼎、腹很深、鼎足也很粗，这都是他们自己的地方特点。许多随葬泥质黑皮陶器，打磨得很好，流行施彩绘，以红彩为主，还有黄彩、白彩，这些都非常讲究。

(春秋晚期)滕州大韩东周墓地 M43 陶器组合(春秋晚期)

再就是随葬的边厢里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它们都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状态，就是说它们是带着肉随葬的，经过动物考古鉴定，当时就是牲肉(祭祀用的带骨头的肉)，文献记载也是这样。猪的骨骼最多，还有羊、牛、狗等，其中有个墓随葬17块之多。这个地方的习俗之一就是随葬牲肉比较多，一个人去世之后，他既有自己要下葬的物品，还有互相之间赠送的，很注重这个礼俗，包括彩绘陶器都去定制。

滕州大韩东周墓地 M206 出土编钟

大韩墓葬一直有殉人，这是很重要的特点。从春秋晚期一直到战国晚期，都有殉人，这种现象在其他墓地少见。鲁文化范围是不殉人的，齐国在姜齐时期不殉人，姜太公是周人，不殉人，到了战国前期就开始陪葬、殉人了，但是莒文化里大量殉人。翻过鲁中南山地，从东向西过来就是大韩，邾和小邾国殉人应该是东夷文化的特点，但是这些殉人都是家奴性质的，经过鉴定还有35岁左右的女性，这应该是经常照顾主人的侍婢，比较亲近。后来2019年又发现了车马坑，就到战国时期了。再就是这个墓葬里，战国时期的椁周围都有荒帷(棺罩)，荒帷上面都串着玉器。

滕州大韩东周墓地 M64 组玉佩

总的来说，大韩东周墓地的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完善了鲁中南地区泗河中游文化谱系。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滕州前掌大、滕州薛国故城、滕州庄里西，还发掘了滕州一带的东小宫遗址，还有山亭区的东江小邾国墓地、东江遗址、横岭埠墓地，加上枣庄市峄城区徐楼墓地，这些都是贵族墓地，但是这个地方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不清楚，这里既不是鲁文化，也不是莒文化，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次发掘对研究鲁中南地区泗河中游考古学文化谱系，对研究这些古国史、古国之间的关系，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出了非常多的问题。这几年在多次学术活动中，我提出邹城和滕州的北部、东部是邾文化，而滕州市南部薛国故城往南包括枣庄市市中区、薛城区、峄城区应该是薛文化，那么枣庄市台儿庄区到徐州、邳州一带是徐文化。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一定地域、相同时代和共同的文化特征，再加上比较研究，考古学文化即能基本确定。

滥国到底在哪里？小邾国从邾国东江那地方，文献记载说早期迁走了，中期在横岭埠，晚期到哪里去了呢?这就是考古工作、考古研究的魅力，在发掘大韩期间，新问题、新现象这么多，特别激动，跑来跑去，从曲阜鲁故城到邹城邾国故城，再到大韩正好南北一条线，那几年把自己累得不轻，太兴奋了，发现这么多问题，学术价值太高了。大韩出土文物3000余件，这真是又一个里程碑。

这几年，我们参加全国的学术活动，还有本省的学术活动有七八十次之多，包括去美国、韩国、日本、中国香港，我在考古院负责组织举办了很多活动，比如说在莒县、在新泰、在曲阜、在临淄、在潍坊、在济南举办了很多全国性的商周考古学术研讨会。一方面“走出去”，讲商周考古和山东的一些发现研究，然后通过举办活动又“请进来”。也出版了几部研讨会文集，比如鲁文化文集、齐文化文集、齐鲁文化文集，还有莒文化的。我觉得对整个山东地区商周考古，尤其是鲁国和大韩的发掘，使我对整个鲁中南地区过去不熟悉的地方又得到了补充完善，从而使我对整个山东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得以完善。

提出涉水文化遗产概念，以学术研究为灵魂

2020年，我调整至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任职。起初确实也不太想过来，因为想在省考古院从事我喜欢的大遗址发掘资料整理，还要去研究，还有很多规划，觉得退休之前还能出书、写多少文章，要做哪些事情，计划得很好，但是没办法，必须得服从组织安排。

来到水下，对水下考古怎么做，水下考古中心怎么发展，做了些综合探索。我觉得水下考古，一是理念，二是技术。我提出了一个涉水文化遗产的概念。沧海桑田变化大，海岸线的变迁、河流湖泊的变迁，现在看上去很多所谓的河滩、海滩、黄泛区等，都是过去古代人们非常活跃的地方，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我们把涉水文化遗产的概念提出来一下扩大了工作范围和研究视野，丰富了水下考古的内涵，也扩展了外延。我们水下考古的特点，既要会考古，又要会潜水，舰船的知识，特别是相关的科技手段和仪器装备尤显重要，比如说物探、测扫声呐、磁力仪等，我们通过仪器探索水下文化遗产的埋藏情况，与科技手段结合得更加密切。

经过这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做的项目比如说威海湾定远舰和靖远舰发掘、胶州湾水下考古调查，还有黄河口垦利地区海北遗址，利津县铁门关遗址，这些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点，发掘出大量的瓷器，包括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磁州窑的瓷器等。我们对东平湖进行水下考古发掘，还有昌邑船只发掘，对庙岛群岛进行陆地调查和水下资源调查，这两年又做了明清海防遗址调查，我们走在了全国前列。我们建设涉水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系统，为全省涉水文化遗产资源建立一个平台，先把“家底”摸清楚，然后设计各种课题，比如说海防遗产研究，海防遗址与现代国家安全观，沿海的生业、盐业考古，港口与码头，水利水工设施，大运河、黄河高质量发展，黄河国际文化公园、大运河国际文化公园建设，大运河文化遗产带、黄河文化遗产带、海疆文化遗产带等很多大课题都关联起来了。

2020年6月至今，我们举办了近三十次学术活动，仅2021年我们就举办14次，出版山东省涉水社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丛书。做好工作是我们的基础，学术研究是我们的灵魂，服务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大局，惠及民众，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还成立了山东省涉水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学会，这是一个省级学会平台。在全省谋划建设9个工作站作为合作工作平台，目前挂牌的已经8个，包括日照、威海、烟台、潍坊、东营、泰安、济宁、临沂工作站。将全省的涉水文化遗产资源调查清楚，保护好、发掘好、阐释好、利用好、弘扬好。我们进行科学设置，已经成立文物保护利用部、学术交流与信息部。我们在单位驻地举办了水下考古展，经过半年的运转，展示我们的出水文物和课题成果，让我们的工作成绩看得见摸得着，成了一个交流宣传的阵地，目前效果很好。

从山东大学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再到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从打好专业基础，到稳定专业思想，再到重新开拓发展，这是我几十年的考古研究之路。总体来说，我觉得与时代发展、与学科发展、与我们的考古事业发展是完全同频共振。我经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学思践用”，要去积极拼搏，创新发展，才有所成就。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考古，田野考古的能力水平决定了我们的高度，学无止境，执着追求。再就是我们要有事业心和责任感，干好工作要为社会作贡献，为人民群众作贡献，我觉得这是最高境界。我深受一代代前辈们、老师们的影响，有很多好榜样，一直激励着我们前行，借此机会感谢老师、领导、同事、同行、家人，特别感谢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对我的关心帮助和支持。目前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在队伍建设、科学管理、涉水文化遗产考古研究、传统文化的挖掘阐释和弘扬传承等方面，已做出很多成绩。

作为我个人来说，学术研究必须执着追求，也要引领带动我们这个行业的年轻同志们，发挥应有的“传帮带”作用，再就是对地市县的文旅部门、文物部门，还有社会，应该作出更多贡献，发挥我们个人的一些能力和专业水平。退休之前，争取再发表更多研究文章，退休之后会有更多时间读书，持续提升研究水平，发表出版更多研究成果。

校稿搁笔之际，组织又任命我为山东博物馆馆长，工作、管理、学习、研究、奉献，又将是一个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