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护宝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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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一个日本人来到山西赵城（今山西洪洞县赵城镇）广胜寺，他向力空法师开出22万银元的价格，意图收购寺内所藏的一部佛经。遭到力空法师严词拒绝后，他只好灰溜溜地离开。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1938年，侵华日军占领赵城，在广胜寺周边构筑碉堡，驻扎军队。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政府和游击队也在这一带有活动。在此期间，又有日本人来打听佛经的下落，这让力空法师十分警觉。 1942年春，力空法师得到消息，有日本东方文化考察团将要来广胜寺考察，还要登上寺内的飞虹塔顶。 ▲广胜寺内的飞虹塔。（道中华资料图） 此事让力空法师非常紧张。原来，这部佛经就密封在飞虹塔第三层内。日本人一旦登塔，拆开塔门，国宝必然不保。 这部让日本人觊觎的佛经究竟有什么价值？力空法师能否在危急关头保住它呢？

（一）八路军战士舍身护佛经

日本人想要夺走的佛经是广胜寺内珍藏的《赵城金藏》。它是金熙宗皇统初年，潞州（今山西长治）民女崔法珍为募资修经，断臂化缘，最终促成的《大藏经》刻本。因刻本发现于赵城广胜寺，故得名《赵城金藏》。全书共6980卷，约6000万字，是现存各类藏经中价值最高的珍品之一。

▲《赵城金藏》局部（图片

眼看《赵城金藏》面临被敌寇夺走的威胁，力空法师即刻动身，赶往由共产党领导下的赵城县委、县政府求助。

赵城县委一面派人向太岳区二地委报告，请求指示，并派部队支援。一面派人到广胜寺与力空法师商量转移经卷的办法，并责成徐生芳大队长和公安局长刘骞考虑抢运的方案。

事情很快上报到太岳区党委。区党委对此高度重视，指示一定要帮助赵城县委、县政府，在3月18日庙会前，将经卷抢运到二地委所在地，同时要保证经卷、力空法师和众僧及寺院的安全。

▲洪洞县广胜寺，马毅敏 摄。（图片

当即，二分区基干营一个连，由营长罗志友率领前往支援。罗志友率领一个连前往广胜寺附近的道觉炮楼、郇堡炮楼实施反包围，以监视敌军。另一支游击队配合民兵在铁路沿线活动，把敌人的注意力从广胜寺引开。

同时，赵城县派出100多人悄悄穿过崎岖山路，来到广胜寺。在力空法师的指引下，他们用了一个通宵，将藏在飞虹塔内4300多卷《赵城金藏》全部转移到太岳根据地，暂存于地委机关里。

▲八路军抢运《赵城金藏》。（AI制图）

就在这批经卷准备转运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之际，日寇突然调集三万兵力，对太岳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因此，地委机关的人员不得不背着经卷在崇山峻岭间多次转移，与敌人周旋。

反“扫荡”结束后，《赵城金藏》终于被运抵太岳区党委驻地。但此处也非安全之所，这批经卷随即又被转运至山势险峻的绵上县（今属沁源县），藏于一座废弃煤窑中。组织上指定专人负责看管，并要求看管人员定期将经卷搬出来晾晒，以防霉变。

直到新中国成立，《赵城金藏》被装在42个箱子里，辗转运抵北京。经过多年精心修复，《赵城金藏》与《永乐大典》《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一起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中国国家图书馆（图片

（二）故宫文物的万里长征

从日军铁蹄下抢救出的国宝何止《赵城金藏》，故宫国宝的大迁徙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

1933年2月，春寒料峭，北平城的暮色里，盏盏灯笼已在古建檐角次第亮起，宛如暗夜中守护古建的星辰。一群身着长衫的学者，怀着对文物的敬畏与守护的决心，小心翼翼地将故宫文物裹进厚实的棉被。随后，装载文物的车缓缓碾过青石板路，悄悄开出故宫神武门。

▲第一批故宫南迁文物箱在太和门前广场集中。（图片 ▲故宫文物被悄悄运出神武门。（AI制图）

此时，东北已沦陷，平津地区局势日益危急。为避免故宫文物遭日军劫掠，国民政府决定将文物南迁。

故宫文物南迁事宜一经提出，便遭到当时不少文化界人士的反对。他们担忧文物经远距离运输会受损毁或流失。

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在充分评估运输方案、做好文物防护准备后，顶住各方压力，毅然下令将此前已精心筛选、打包完成的13427箱又64包文物全部南迁。

▲易培基（图片

首批2118箱文物分五批乘火车南下，经平汉铁路转津浦铁路，最终抵达上海法租界暂存。1936年，这些国宝又被转存到南京朝天宫文物库房。

▲南京朝天宫文物库房。（图片

可还没安稳多久，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南京危急。故宫文物不得不再次踏上西迁之路，它们兵分三路：北路经徐州、郑州至陕西宝鸡，入四川成都终至峨眉；中路沿长江经汉口、重庆、宜宾最后运抵乐山；南路绕道湖南，直抵贵州安顺。

▲贵州华严洞临时库房剖视图。（图片

在运输途中，北路文物在郑州火车站等待编组时，突遭日机袭击，站房瞬间化作火海。烈焰很快扑向装有文物的车厢。紧急情况下，押运员和司机不顾敌机的扫射，开着冒火的列车冲出站台，一直驶到安全地带，才将火扑灭。事后检查车内木箱，无一被烧毁。

1938年初，南路文物已运抵长沙。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将文物暂存于岳麓书院，并计划在爱晚亭旁凿洞深藏这批文物。可洞刚凿好，就接到密电称日军将要大规模空袭长沙。

无奈，马衡只好命押运队连夜将文物装车转移到贵州。当车队刚驶出不足20里，岳麓山方向就发出冲天巨响，湖南大学图书馆被日机炸毁，爱晚亭也被波及。

▲押运故宫文物的车队驶出长沙岳麓书院后的惊险一幕（AI制图）

更加险象环生的还有在中路川江段押运的文物。1939年春，押运故宫文物的船队在航行途中，有一根纤绳突然断裂。而此时，川江水位猛涨，船只航行完全失控。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纤夫和押运员在江岸上狂奔，拼尽全力才将船只拖回。

押运船队还在四川宜宾江面上突遭日机袭击。船长急中生智，命将文物箱伪装成煤炭堆。当敌机俯冲扫射时，船员用身体覆盖箱体，鲜血染红长江水面。

▲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因重庆屡遭轰炸，1939年中路文物再次分批次转移，约6000箱运往四川宜宾李庄，存放于当地张家祠、禹王宫等古建筑；其余3000余箱分别安置在重庆巴县（今巴南区）和江津的仓库，由专人值守。（图片

至1945年抗战胜利，历经十二年迁徙，跨越万水千山的故宫文物，在无数守护者的舍命保护下，仅有百余件意外受损，其余均完好无损。

1946年起，北路（乐山）、中路（李庄、重庆）、南路（安顺）文物陆续运抵重庆集中，随后经长江航运至南京。

当最后一批文物在重庆清点入库时，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抚摸着斑驳的木箱，泪水浸湿了衣襟。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行动，不仅守护了中华文明的瑰宝，更彰显了一个民族在危难中不屈的精神脊梁。

▲故宫文物迁运图（图片

在抗战期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文物的疯狂掠夺，众多爱国之士誓死护卫国宝。

1937年，北平沦陷，时任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的张庭济，肩负保护故宫未转运文物的重任。在日伪宪兵“检查”故宫时，他冷静应对，巧妙周旋，成功追讨回了部分被掠走的书籍，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众多珍贵文物。

▲日本人劫掠故宫铜缸。（图片

苏州的潘家收藏了周代青铜重器大克鼎、大盂鼎。日军攻陷苏州后，就频繁闯入潘家，盘问其收藏品。潘家事先将大克鼎、大盂鼎埋入家中客堂的地下，让日本人多次扑空，使国宝躲过了劫难。

▲大克鼎。（图片

河南安阳武官村农民吴培文为防刚出土的商代后母戊鼎落入日寇之手，机智应变，巧妙地将大鼎秘藏起来，成功瞒过了日军。

这些事迹只是抗战期间国人保护国宝行动的零星案例。在14年抗战中，中华各族儿女用热血护持文化薪火，守护文明根脉。他们的护宝传奇故事映照着民族风骨，让中华文脉在硝烟中生生不息，镌刻下民族精神的璀璨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