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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1月10日清晨,中国著名古陶瓷研究专家耿宝昌先生于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耿宝昌先生是被文博界誉为“人间国宝”“中国古陶瓷鉴定第一人”的泰斗级人物,其撰写的《明清瓷器鉴定》为国内首部古陶瓷研究鉴定学论著。他与冯先铭同为中国水下考古发起人;还对丝绸之路作了详尽的考察。
1986年,耿宝昌将瓷器、铜器等22件文物捐献故宫博物院。他半个多世纪鉴定文物数百万件,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却没有一件个人收藏品。
11月17日,耿宝昌先生的学生、中国古陶瓷研究专家吕成龙撰文,深情回忆先生为师之道、治学精神,字里行间,情真意切,为读者展现出一位真诚、热心,为保护文物殚精竭虑的文化大家。
11月10日早晨,天气晴朗,我在上班的路上突然接到器物部韩倩主任的电话,她泣不成声地告诉我,耿宝昌先生于今天早上6时50分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一不幸消息,使我顿感晴天霹雳,内心绞痛,泪水扑簌簌流了下来。到了办公室,立刻与韩倩主任一起赶往先生家,在楼下与离退休处封发军处长等汇合后,进入先生家,向先生的子女表示慰问。临出门我眼含热泪向先生遗体三鞠躬,并深情地说了句:“先生,您一路走好!”
回到办公室,我和韩倩主任及器物部秘书王照宇随即着手写讣告和先生生平。将近中午一点,我才去食堂吃午饭。当时食堂很安静,只有几位工作人员在用餐。我打好饭,边吃边回忆与先生共事的点点滴滴,想到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禁不住泪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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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后不久进库房听耿宝昌先生讲明初青花、釉里红瓷器(右二为笔者)
1984年我从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后,以全优的成绩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当年故宫博物院分来3位大学生,都是男生。如今,三人中就剩下我还在故宫博物院。
1984年7月来院伊始,即与62岁的先生相识,从此开始了长达41年的共事时光,今年我也62岁了。记得当年对先生的第一印象是鹤发童颜、和蔼可亲。先生问我是哪里人?哪个大学毕业的?我一一作了回答。先生说:“你学的是陶瓷制造,很好,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可以大有作为。”由于我被分配在位于南三所的陈列部陶瓷组工作,而耿先生是在位于东长房(1998年搬到慈宁宫院落)的保管部陶瓷组工作,两个部门相距较远,因此直到1998年以前,我跟耿先生见面接触并不多。1998年故宫博物院机构改革,将保管部和陈列部合并,我和耿先生同在器物部陶瓷组工作,从此开始了长达27年的频繁见面和共事。尤其是从200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成立至今的20年里,与先生见面和共事的时间就更多了。
数十载春秋与耿先生相处,耳濡目染,对我人生的成长、做人和业务学习等影响都很大,如果说我能取得一点儿成就,那都是先生不断加持和谆谆教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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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11日考察山西介休洪山窑遗址与耿宝昌先生合影
把时间都用在他一生钟爱的古陶瓷研究
先生虽然名气很大,但生活却很简朴,从不追求名牌和奢侈品。吃的是粗茶淡饭,而且顿顿吃得干干净净,从不浪费粮食;穿衣讲求平整洁净,不求价格的昂贵。在待人接物方面,先生总是平易近人,态度温和,从不摆架子,见到人总是微笑打招呼。遇到朋友请求合影,先生从不拒绝。每当有人购买了先生的著作,慕名请先生在书上签名,或业内人士出书,请先生题签儿、作序,先生总是欣然答应,从不推辞。
2016年7月,已经94岁高龄的先生突然提出要我陪同到南戴河待几天,说是那里安静,可以静下心来处理些事情,还还“欠的债”。到了那里我才知道,原来“债”是先生答应一些亲友求写的墨宝,一直很忙,没时间兑现,于是就都记在一个小本上,在南戴河一一写好,总算了却一桩心事。每当得知同事、朋友遇到困难时,先生总是嘘寒问暖,甚至解囊相助。先生一生做事有条理、爱整洁,办公室和家里虽然有很多书,但无论什么时候都码放得整整齐齐,从不乱堆乱放。办公室门口,甚至住家单元门口,他也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先生的这些美德成为众人的美谈,也是先生博得众人爱戴的原因之一。他低调生活,不会打牌,不会搓麻将,把时间都用在他所热爱的文物、博物馆事业,用在了他一生钟爱的古陶瓷研究。
这门学问,想入门,得入魔。先生一生勤奋好学,最终成长为举世公认的古陶瓷鉴定大师级专家,这是他立志成学、刻苦努力、勤于实践、笔耕不辍的结果。
先生曾对我谈到,“由于当时要靠这门技术(指古陶瓷鉴定)生存,所以我就暗地里立志一定要掌握它”。“立志”以后,就需要坚持,不间断地学习和钻研,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先生跟我说过,“要想掌握古陶瓷鉴定这门学问,一定要‘入魔’,‘入魔’当然不是走火入魔,意思是‘热爱’。入了魔,3年能入门,但要想掌握这门学问,没有10年功夫恐怕不行。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就要持之以恒、专心致志,这与学习外语和书法一个道理,要有打破砂锅璺(问)到底的精神。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就一定能修成正果,”所以先生说,“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会了。”
对于文物鉴定这个行当,先生曾说:“如果你半年不在这个圈里转,你就是个新手。”先生还谈道:“我从1936年就开始学习文物鉴定,现在还经常会遇到一些新问题,这说明学无止境,我也需要不断地学习,要活到老,学到老。我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家’。发现问题就要琢磨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反复强调要靠平常多听、多看、多记等积累经验、锻炼眼力。先生还说:“面对今天文物鉴定的混沌局面,我们一定要耳聪目明,只要我们了解真品的本质,赝品也就迎刃而解。”
先生毕生所从事的是传统鉴定,但对新生事物从不拒绝,而且主张跨学科将传统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与考古发掘出土物相结合开展古陶瓷研究。在先生的倡议下,故宫博物院购进一批先进的科学仪器,并于2005年10月10日宣告成立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陆续开展了一系列古陶瓷专题研究,解决或推进了中国古陶瓷研究中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先生的这些经验之谈,对我的业务成长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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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20日耿宝昌先生在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指导观摩明代御窑遗址出土瓷器(修复品)
古陶瓷研究
故宫博物院得保持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先生生前对我国文物、博物馆事业古陶瓷鉴定人才分布状况了如指掌,对所面临的古陶瓷鉴定人才短缺、青黄不接的状况感到忧心。因此,先生提出要采取“传、帮、带”的机制加快人才培养。先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身体力行,首先着手培养我院的业务人员,提出业务上要做到高、精、尖,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在国际上要有发言权。
记得1998年故宫博物院面向全国文博系统举办了四期古陶瓷鉴定培训班,76岁的先生亲自为学员授课,学员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2014年先生已92岁高龄,还亲自为故宫博物院面向全国文博系统举办的古陶瓷鉴定培训班授课,使学员深受感动。2010年以来,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陆续开展了以古代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和明代御窑瓷器为系列课题的学术研究,举办了12个专题展,并召开了5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和7个学术座谈会,90多岁高龄的先生全都给予指导,并出席研讨会和座谈会,还发言畅谈自己的见解,给与会代表以深刻启迪。
故宫博物院地下文物库房很凉(恒温14℃左右),在展览筹备期间,先生不顾自己的身体,依然带领业务人员下库,对展览拟选展品进行重新鉴定并讲解鉴定窍门,使年轻的业务人员深受感动。经过先生的热心培养,年轻业务人员的鉴定水平提高很快,先生颇感欣慰。随着先生年龄的增大,先生也在加紧考虑故宫博物院古陶瓷鉴定的传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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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9日在耿宝昌先生办公室
2016年9月9日那天,先生跟往常一样来上班,我也像往常一样,一早就到先生办公室问候早安。我来到先生办公室后,看到先生屋里有一束鲜花,都是百合花。当时我想,今儿是啥日子啊,怎么会有人给先生送花,我就没好意思问。到了中午,我给先生在东食堂打好饭送到他的办公室,看到鲜花还静静放在那儿。大约13:00,座机电话铃响起,我拿起话筒一听,是先生打来的,先生问我:“成龙啊,吃完饭没有?”我说:“吃完了。”先生说:“请到我这儿来一趟。”
我撂下电话,很快到了先生办公室。先生说:“坐!坐!”我坐下来,先生接着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我问:“是啥好日子啊?”先生说:“天气晴好,阳历是9月9,阴历是8月9。”我一听,还真是个好日子。接着先生跟我聊起古陶瓷鉴定的事儿,大意是说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得继续在国际上有话语权,古陶瓷鉴定一定要后继有人,我年岁大了,得有人接续扛起这面大旗。说着,先生站起来,拿起那束百合花,说:“我给你买了束花。”我一听吓了一跳,连忙说:“先生,只能我给您买花,哪能让您给我买花?”先生说:“请接过去!”我说:“我不能接,先生。”先生说:“这不是一般的花,这是接力棒!希望你接过去!”我顿时不知所措,激动得热泪盈眶,郑重地从先生手中接过鲜花,向先生表示:“一定不辜负先生的厚望!”我拿起手机说:“先生,咱俩自拍一张照片吧!”先生欣然答应。我摁下快门,记录下这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瞬间。每当回想起那天的情景,我都会激动不已,并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进取,不负先生的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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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7日与耿宝昌先生在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观摩新出土的明代正德御窑瓷器残片标本
让古陶瓷鉴定成为人人可学的学问
耿宝昌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专家,有人称之为“泰斗”、“鉴定大家”,对于这些赞誉,耿先生往往一笑了之。但我认为先生在经历之传奇、实践经验之丰富、鉴定水平之高超等方面,目前尚未见出其右者。
早期不说,仅1956年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以来,耿先生上手过眼的古陶瓷就不计其数。国内大多数文博单位收藏的古陶瓷,都请他帮助鉴定和甄别过。1995年出版的由他主持编撰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汇集全国各文博单位收藏的近千件陶瓷精品,基本都经先生亲自目鉴过。多年来,他应邀赴阿联酋、阿曼、巴基斯坦、韩国、马来西亚、日本、土耳其、新加坡、比利时、德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英国、加拿大、美国、新西兰等国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进行访问、考察、鉴定和学术交流,以陶瓷作媒介,拓展了中华优秀陶瓷文化的影响力,其谦谦君子风度和高超鉴定水平,受到海内外人士的一致首肯,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先生一生勤于钻研古陶瓷鉴定,在注重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将鉴定理论规范化、系统化,在专著《明清瓷器鉴定》中提出鉴定明、清时期瓷器的基本要点,即造型、纹饰、胎釉、款识等,而且将造型放在第一位,并强调这些条件缺一不可,要综合分析再下结论。这就打破了以往古陶瓷鉴定给人的神秘感,使其成为人人可以学习的一门学问。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锲而不舍的钻研,先生在古陶瓷鉴定方面渐入炉火纯青之佳境,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大师。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斗彩海水异兽图“天”字罐的重新鉴定。这件藏品的年代曾一直被定为明代成化。1982年为纪念中日建交10周年,故宫博物院曾应邀在日本举办过“北京故宫博物院展”,此件“天”字罐作为参展的成化朝文物,曾随展览赴日本展出过。20世纪90年代先生对此罐的断代产生怀疑,1998年先生建议专门就此罐的年代问题召开一个由院内业务人员参加的小型会议,古器物部陶瓷组工作人员将此罐从库房提出,先生与陶瓷组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对此罐进行仔细观察,先生将此罐的造型、纹饰、画法、款识等方面特征与成化斗彩瓷器的不同之处,一一讲明,大家心服口服。最终,大家一致同意先生的意见,即断定此罐是清代雍正朝唐英督理景德镇御窑厂时的仿品,因仿制技术高超,所以长期使人误入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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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11日拍摄于故宫博物院在景仁宫举办的“孙瀛洲捐献文物精品展“展室
鉴真假,先看精气神
跟先生学习古陶瓷鉴定,先生不是机械地教你死记硬背,而是结合实物加以点拨,往往既形象又贴切,让你一下子就记住,受用终生。这里谈谈我所经历的两件事。有一次听先生给古陶瓷鉴定培训班授课,讲到从造型鉴定古陶瓷时,先生强调在诸多可依赖的要素中,造型是第一位,且每个时代的陶瓷造型都有特点,平时要反复看,多理解多记,将其印到脑子里,再见到仿品时,一眼就能看穿。说着说着,先生就站了起来,抬头挺胸,精神饱满,昂扬向上,说:“真品就像这样!窑工心里没有包袱去制作,放得开手脚,做出来的东西就有一种挺拔向上的精气神。”接着又沉下肩说:“仿品就像这样,跟霜打了似的,发呆。这是仿制者心里因素决定的,一味模仿,放不开手脚,生怕仿得不像。”所作比喻真是既生动又容易理解,使人一下子就记住,而且很实用。
20世纪90年代初,我陪先生到位于紫禁城内东路承乾宫、永和宫的陶瓷馆参观,在展出明代瓷器的雍和宫展室,先生驻足在明代成化御窑青花瓷展柜前,仔细观看展出的一件青花荷莲水草图小杯,突然招呼我:“小吕,小吕,你过来。”我赶紧走过去。先生说:“你看这件杯子上画得水草是不是在摆动?”当时我有些费解,杯子上画的水草怎么能摆动,后来我才理解,先生是形容成化御窑瓷器上的水草让工匠画活了。还有一次看成化青花高士图罐,先生指着肩部画的覆蕉叶纹说:“小吕啊,你看这里的蕉叶是不是像被微风吹着在掀动?”我遂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先生不止一次说过,真品上画的纹饰是“活”的,就像大自然中的场景,这是窑工放开手脚去画所致,而仿品上的纹饰看起来似乎跟真品上画的一样,但画得呆板,缺乏动感,这是仿制者照猫画虎、生怕画得不像真品上的纹饰所致。
记得我经常向先生请教古陶瓷鉴定方面的问题,先生跟我讲的最多的就是要综合考虑造型、纹饰、胎釉彩、制作工艺、款识等几个方面,缺一不可。同时,又要防止草木皆兵,甚至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弄得无所适从。出现这种情况,说明我们对识别赝品还缺乏必要的历练。要知其真,也须识其假。只有选出典型赝品当反面教材,详加分析,切磋揣摩,不断总结提高,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做到胸有成竹,使我们的双眼变成“X光机”,一眼看穿貌似神离的伪作,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而且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诚如孙瀛洲先生所说:“要三问不更色,三斧砍不倒。”而非若明若暗,人云亦云,像墙头上的草,左右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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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30日陪同耿宝昌先生参观即将对公众开放的位于紫禁城武英殿的新陶瓷馆
先生就这样带着他对党和国家的无尽热爱、对为之奋斗终身的文物事业的眷念,默默地离开了我们。如果说有啥遗憾,那就是先生曾对我说过还想再到故宫武英殿陶瓷馆看看,还想到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看看,还想亲手抚摸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些为之魂牵梦绕的国宝……
先生是文博界的一面旗帜,是一辈子干一件事情、将一件事情做得炉火纯青的榜样。先生的学术遗产和精神风范,激励着广大文博工作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发有为。我们纪念、怀念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爱党爱国、忠于职守的高尚情操,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行为准则,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的高尚品格,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立德为先、授业解惑的为师之道,吐故纳新、勇于开拓的胸襟胆识。
耿宝昌先生千古!
2025年11月17日
文/故宫博物院 吕成龙
约稿编辑/李喆
统筹/颜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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