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觉时：回忆我的父亲李建鼎

引子

＃本文摘自《贵溪县文史资料》第六辑(1989年3月)，作者李觉时，原标题《回忆我的父亲李建鼎》

正文

一

1909年，我六岁。父亲李建鼎匆匆回到贵溪老家。我躲在母亲身后，惊奇地望着这位陌生人：中等的个子，方面大耳，两眼炯炯有神，说话声音爽朗。进门一把抓起头上的假辫甩在桌上，把母亲吓得脸色发白——这可是杀头的罪呀！可父亲满不在乎，回身一把抱起了我。

从1906年赴日留学后，他这是第二次回国了。主要任务是遵照同盟会命令联络国内各方反清力量，其借口却是把家人同带往东洋。这样全家都飘洋过海到了日本，母亲朱宝贞进了女子职业学校，我在东京小学里启蒙读书。这时，父亲已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又进入日本中央大学法律系学习，但更多的精力还是用于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1880年5月，父亲生于江西省贵溪县黄坑李家村，字亦新，号甲元。幼年父母双亡，由兄抚育成人。兄李云涛是饱学秀才，一生忧郁不得其志，把希望寄于幼弟，严加管束，亲自教诲。幼弟不孚兄望，果然得中秀才。使李云涛失望的是，不久朝廷废除科举，靠此让弟成名已无可能。好在他能顺应潮流，忙把幼弟送入学校。1904年，李建鼎考进南昌高等学校，成了李家子弟中的佼佼者。

庚子事变之后，腐败的清政府摇摇欲坠，神州大地满目疮痍，有志青年纷纷留学海外，以求救国之道。父亲的同乡、好友彭程万已先期赴日考进振武学校。光绪二十八年，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如山西阎饧山、湖南程潜、江西李烈钩、俞应麓、彭程万等分别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后统为同盟会员，并多方吸收海内外反清志士。父亲在接到彭的来信后，立即中止在南昌高等学校的学业，于1906年考取官费赴日留学，并由彭程万等介绍，加入同盟会，成为其中的中坚分子。

辛亥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各省纷纷响应。赣省的九江、南昌先后光复。江西首推新军协统吴介璋任军政府临时都督，二十余日后，吴辞职，由彭程万继任。海外的同盟会员纷纷回国，接管各地政权。父亲于1911年11月回国，尚未接任广丰县知事，而同盟会员、广信府（辖上饶、玉山、铅山、广丰、弋阳、横峰、贵溪七县）知府王板阳赴任途中在河口被暗杀于轿内的消息已经传来，军政府即令父继任广信府知府兼上饶县知事一职。当时满清宣统皇帝刚刚列逊位，各方势力相互争夺政权，社会情况异常复杂。王板阳刚死，有人便扬言要李知府步王板阳后辙。而父亲不顾亲朋劝阻，也谢绝了军政府派兵送的建议，毅然上任，立将暗害王板阳的凶手处决，并大刀阔斧，肃清了内外勾连的地方反动势力。

他在广信府任职期间，驱逐污吏，革除陋习，举办教育，提倡男女平权，办了几件好事。如设立广信第一所女子学校，由我母亲充任校长。他在海外多年，对外人称我们为“东亚病夫”一事深受刺激。此时便力劝国人锻炼身体，自已带头力行，并主持了广信府第一届体育运动会。

1913年，撤府并县，他调任泰和县知事。当时孙中山先生已经下台，袁世凯篡夺了民国大总统职位。袁为了解除隐患，自己在北方招兵买马，却令南方各地大举裁兵，既不给任何经费，也不发积年的欠饷。军队由于得不到安置，一时溃兵四起，游勇土匪遍地皆是，到处抢掠，赣中一带成了杀人越货的土匪世界。泰和亦人心惶惶，不良分子乘机扰乱，匪情一日三报，情势十分紧张。父亲当机立断，下令把守县境四面通道，并亲自坐镇指挥。若有溃兵经过，即发路费不准入境，月余方转危为安。这期间，邻近几县被掠一空，而泰和境内竟无一兵一卒相犯，地方安全得以保障，在江西被视为奇迹。数月后，父亲被捕入狱，泰和县各界人士发了数十通电报要求省政府放人，亦可见父亲深得民心。后来他同我谈及此事，说当时也是出于无奈，只是不愿所辖县民受到荼毒而已。言语之中，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十分愤怒。

父亲在泰和县的任期并不很长。同年三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袁世凯狼子野心暴露无遗，国民党人幻想彼灭，发起讨袁战争，人称“二次革命”或癸丑之役。七月二十七日，江西省议会宣布独立讨袁，痛斥袁氏“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并成立江西讨袁军，由李烈钩任总司令。但袁世凯早有准备，讨袁军一战不胜，二战失利，八月南昌即被北洋军占领。“二次革命”仅两个月，便以国民党军事失败而告终。袁取得胜利后，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父亲曾通电反袁，因此，以附逆罪名被捕，押进新建县监狱.

父亲被捕将押往南昌的消息一传开，泰和县民数万人即从门到河沿十余里摆起香案跪送。一路香案，一路鞭炮声，情景十分动人。负责押送父亲的是北洋军的一个连长，他深受感动，竟在押送犯人的船上与我父亲结拜为兄弟。泰和被捕使父亲深受剌激，加之“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气息奄奄，无所作为，袁世凯则变本加厉，迫不急待地做他的皇帝梦，政治局面乌烟瘴气。父亲从此对政治失去信心，亦厌倦宦途，遂与军政界断绝来往，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二

1916年，父亲出狱，在南昌官纸印刷所任所长，并被推举为广信旅省同乡会会长。

当时清朝最末一名状元南通人张謇办实业起家，时人称其为“南通王”。民国初年，他任民国临时政府的实业部长，袁世凯上台，又邀他入阁任工商总长。袁世凯复辟阴谋暴露，张謇愤然辞职，于1915年南归继续在南通兴办实业和教育。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张謇经营的企业迅速扩充，原先的大生纺织厂由一厂变为四厂，纱锭总数约占全国华资纱厂总绽数的十五分之一。此外，他还创办了垦牧、盐业、面粉、榨油等企业，并投资轮船公司，事业蒸蒸日上，而管理人员犹感不足。张謇的哥哥张察曾任贵溪县知事，是父亲和彭程万科举的主考老师，与我父亲有师生之谊。张来函要父亲前去协助。1920年，父亲到了南通，受到张氏兄弟的欢迎，当即委以唐家闸棉纺织厂经理一职。父亲为人诚恳，且热心过人，不久即在企业界崭露头角，先后担任过天生港电厂经理、太和轮步公司买办和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经理等职。

他和张氏兄弟感情融洽，且有知遇之恩，因而对搞实业很有抱负。可惜好景不长，接连几年，张氏所办的盐垦公司遭灾，张氏釜底抽薪，更使其主要投资的大生“纱厂负债累累。加上连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而帝国主义列强已从世界大战中喘过了气，对中国的经济压迫加剧，民族工业再一次受到严重打击。张氏一向盈利的大生纱厂也转为亏损。

1925年，纱厂负债已达千余万，被上海、金城等四家银行组织的银行集团正式接管。第二年八月，张謇积郁成疾，病逝于南通。张察和我父亲以及一些同仁勉力支撑残局，指望北伐胜利，打倒列强和军阀，再图复兴。不料事与愿违，北伐军进入南通，当局即在南通设立国民党党部，竟然诬指张察支持过军阀孙传芳，要没收其全部产业。张迫于形势，携眷逃往大连（后来客死该地）。父亲对此事十分生气。对我说，三民主义只有民生主义，那来个扰民主义？他悲叹实业家自身难保，何谈救国？他从此对国民党持怀疑态度。同盟会员是当然的国民党员，但父亲却永远放弃了国民党籍，至死仍是个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

1929年，父亲愤然离开南通，到浙江省吴兴县任税务局长，后调任江苏省宜兴县财政局长。1935年返赣，在省盐务局任职，直至抗战胜利，因和平无望，辞职回贵溪老家做“寓公”，一度兼任贵溪县银行董事长。

三

父亲跻身商界，常年同金钱打交道，但他却把钱财二字看得很淡薄。有几件事很能说明他这种品性。

1923年，北洋军阀曹锟贿选总统。当时江西省长李廷玉派人携带国会议员证前来游说，面许父亲为国会议员，只要能投曹锟一票，即酬谢银洋五千。父亲淡然一笑，当即拒绝。

父亲在上海大达轮船公司任职时，有位在南昌一中读书的贵溪同乡邓垂芳流落南通，路费无着。听人说李建鼎待人慷慨，他不甚相信，亲往试探，本来拾元钱即够盘缠，他却张口要借百元。当时父亲有些吃惊，但随即请他稍候，匆匆转身入内将我母亲的一对金镯送进当铺，如数将款给邓。邓对此事感叹不已，数十年后，仍津津乐道。

他平日生活比较俭朴，积蓄的钱财一部分用于应酬，大部分都被用去兴办公益事业。到南通后，曾同时负担几个素不相识的家乡贫困子弟的学费，把他们送入南通医科学校和纺织专科学校深造。抗战时，看到许多青年失学，他又同彭程万发起倡议，捐资开办了象山中学（贵溪县立中学的前身）。他待人宽厚恬淡，喜欢动情，听不得软话。有点钱通通放进口袋，不去理会家里的柴米油盐。有人来借钱，随时都给。家乡因而多了条谚语，叫做“李先生的口袋——全部家当”。乡亲们也都说：“李老先生袋中有钱，家里就有钱；袋中无钱，家里就无钱。”真是一言中的。解放初期，我在农村教书，抚养四个小孩，生活很是困难。好不容易养了一口肥猪，准备过年时卖了为孩子置点衣物。寒假时我出外学习，把猪寄养在父亲家里，待我归来，猪栏空空，那口猪早被他“拥军优属”了，让人哭笑不得。

他“淡泊以明志”把仕途看得很轻。按他的资历，完全能扶摇直上。象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窗，如李烈钧、廖仲凯、彭程万等，都是政坛上炙手可热之人。彭程万先生和他不仅同乡，同科秀才，同在日本留学，同是同盟会员，而且俩人还是儿女亲家，关系不能说不密切。彭回国后，先后任省都督、总司今、国会议员等要职，亦多次催他出山，可父亲因早年受尽挫折，对政治心灰意冷，说一千道一万道，就是不当官。三十年代，赣东北成了红色苏区，国民党为了维持残局，于1932年任命他为横峰县长，他不屑一顾，使任命成了一纸空文。1935年省政府又委任他为省粮食处长，也被父亲所拒绝。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王陵基1947年出任江西省长，亲自到贵溪请我父亲出山，亦被父亲以年老为名推辞了。

他不是个共产主义者，对献身革命事业的共产党人却持同情态度。1928年，共产党人李洋被捕，父亲当即营救，并写信给当局说明：“李洋并非共产党员，而是汪精卫的改组派”云云（当时虽然蒋汪不和，但说他是汪派则罪名较轻，可望释放）。只因覆文来迟，李洋烈士终于被害。

文革中此函竟被造反派当作诬陷李洋烈士叛变革命之“证据”，令人啼笑皆非。

四

二十年代之后，随着父亲对国民革命能使民族复兴的希望灭，尤其是打破了他实业救国的幻想之后，他心情十分压抑，情绪消沉倦怠，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痛苦境地。中国向何处去，希望又在哪里？苦闷徬惶，始终不得其解，一个人经常在书房里发呆、叹气。我多次劝解，他总是摇头不语。不到中年，便早早地白了头发、眉毛、胡须。他对我们的要求极严格，说一不二。但他那矛盾心理也往往使我们不知所揩。

1926年，我从南昌一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数学系。这是慈禧太后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国立女子大学，师资强，设备好，我很高兴，父亲也高兴，因为他主张实业救国，我就读数学系，对路！几年后，他离开了南通，我也即将毕业，他突然命我退学，转人北京大学法律系，说是“女孩子天天念‘x+y’有什么出息？还是学法律好，能当律师、法官，将来还可以去日本或法国留学。”几年后，我毕业于北大，他又自食前言，不许我和弟弟李旭出国了。我当时很苦恼，弄不清楚父亲为什么如此反覆。现在想起来，恐怕与他当时的心境有关。

五

1949年5月，贵溪解放了。他心头的烦恼一扫空，从此有了真正的笑容。

解放后，有两件事特别令他激动。这两件事都发生在1950年。那年他先后收到两份任命书，一是派他任“上饶专区土改委员会委员”，另一是推举他为“贵溪县土改委员会副主任”，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士绅竟参与领导土改，此事不仅在当地引起极大的轰动，就是父亲本人亦万分吃惊，几乎不敢祖信。他当时热泪盈眶，翻来覆去地说：“共产党伟大，人民政府伟大！我是三个朝代的过来人，今天算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当年，他作为江西省人大的特邀代表到南昌开会，会见省长邵式平同志。邵省长握着我父亲的手，热情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又说：“我们知道，李老先生为人民做过很多好事。”当时父亲只是点头，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回来后，他对我说：“士为知已者死，我一定要加紧学习，加紧改造，尽力为党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在灯下表示自己的决心，写道：“我以有限的能力，参加多种重要工作，时虑不足，时加学习，乐意做群众的学生，乐为人民服务。”他仿佛恢复了青春，萌发出无限热情。在土改委员会开会时，无所顾忌，结合政策畅叙自己的意见。土改结束加餐时，中共贵溪县委书记夏润珍同志举杯说：“李老先生在土改中做了不少工作，我代表县委向李老先生敬酒。”

解放初期，地方财力困难，父亲尽力设法筹足50担稻谷支援人民政府，又集股开办了贵溪电厂，并担当该厂经理。我家珍藏的古书有十余箱，计三千余册，原为我弟弟李旭所购，此时也被他捐献给县文化馆。总之，他按照自己许下的诺言，力所能及地为人民真正办点事。

他事事带头，有时也免不了闹些笑话。有一次我从贵中赶到城里看他，推开门，只见藤椅上端坐着一个混身上下穿花衣的人，我还以为是哪个女人来串门呢，没想到竟是年过七旬的父亲。原来他响应号召，第一个穿上苏联花布衣裤。看见他满头白发，浑身却花花绿绿，我实在好气又好笑。

解放后，党和人民给了他很多荣誉。父亲是历届江西省人民代表，省工商联监委副主任委员，贵溪县人民政府委员，贵溪县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贵溪县政协副主席，同时还是省文史馆馆员。

1981年，作为辛亥革命老人的亲属，我有幸应邀出席了江西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同彭程万先生的儿子、李烈钧先生的孙子等人同坐主席台上，这是人民政府缅怀革命先辈所给予的无上光荣。我想，父亲若九泉有知，也会感恩不尽的。我又怀念起邵式平省长。在六十年初，八十余岁的父亲上省城开会，邵省长曾殷殷地说：“您老身体很好，等您过九十岁，我当亲笔写一块匾送您。”

邵式平同志已于1965年逝世，我父亲也在1968年去逝(世)。他没能活到九十，不能亲眼见到共产党的省长的亲笔题匾，这或许是父亲一生中最遗憾的一件事。

（王季桂整理）

资料来源：

《贵溪县文史资料》第六辑(198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