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北洋三大军阀，那么谁？可以称得上是第四大军阀

“1923年初的直隶督军署，你真打算把总统的位子拿下？”一名幕僚压低嗓门向曹锟探问。曹锟放下茶杯，只丢下一句：“时机快到了。”简单的对话，已足够交代北洋内部暗潮汹涌的气息。

袁世凯在1916年6月病逝，北洋体系瞬间失去了主心骨。自小站练兵起家的一群将领，此刻不再约束，彼此间拉兵打群架的戏码连轴上演。直、皖、奉三系相继占据华北、华东、东北要地，“三足鼎立”这一说法，就此传开。

皖系段祺瑞握有中央军权，多次代理国务总理；直系冯国璋继袁之旧部，凭京津地利号令北方；奉系张作霖收编东北巡防队及各路绿林，坐拥白山黑水，声势不容小觑。史书惯例把这三人称作“北洋三大军阀”。

可倘若把放大镜调高一个刻度会发现，北洋的故事并非三人舞台剧。权力缺口处，总有人跃跃欲试。于是“第四把交椅”这个话题，自1917年起就被军政报纸反复提及：到底是吴佩孚、曹锟，还是孙传芳？

先说评判标准。北洋军阀之间，比的无非三样：一是兵力数量与战斗力；二是控制财政、税源与铁路电报；三是能否左右北京政府的阁僚任免。缺一项，都难言“第四”。

比兵力，吴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统率十余万精锐，一举击溃张作霖，锋芒最盛。比财力，孙传芳于1924年前后握有江浙沪皖闽最肥沃的五省，库银饱满，号称“东南王”。然而，要论手指一勾就能让共和广场旗杆上换旗，那只能是曹锟。

曹锟出身天津武备学堂，最早追随冯国璋。1918年，他借援闽之机扩编三镇守备，迅速坐大。当时目光锐利的新闻记者已私下感叹：“直系第二代开始换人了。”到1920年代初，吴佩孚坐前线、曹锟留后方，一动一静，配合默契。直奉战争胜利后，两人兵力加起来接近45万，局势几乎压倒奉系。

1923年春，曹锟决定冲刺总统宝座。这一场“贿选”细节至今仍被史家翻来覆去：每票五千元现大洋，议员出入时由宪兵护送安全到家。掌声、贺电、金条齐飞，北京街头却弥漫着讥讽和炮仗声。选后第三天，曹锟披挂太平要服，登上临时搭建的台阶，宣誓为“安定民国”。那一瞬，北京各报同版头条写下八个字——“北洋再造，直系称王”。

值得一提的是，曹锟就任总统本身已经跳出了普通军阀的范畴。他不仅握枪杆，还直接改写文官体系：撤段祺瑞旧臣，启用直系幕僚，财政、交通、电信三部尽入囊中。孙传芳虽然地盘富庶，却只能在南京浦口对江北形势指指点点；吴佩孚虽有声望，终究无法绕过曹锟批红盖章。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1924年10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到胶着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兵不血刃便将总统府团团围住。史料记载，当日午后曹锟神情木然，低声感叹：“五年筹划，一朝付诸流水。”他随即被软禁，直系大厦倾斜。但客观地说，即便如此，他依旧在北洋体系里留下了最深的“权力烙印”。

再把镜头拉回南方。孙传芳顶着“五省联帅”头衔，在江浙沪推行盐税改革、海关代收、铁路护路，财政手段娴熟。1926年北伐声浪四起，他手握25万兵力，若能北上与奉系结盟，或许还真能改变战局。遗憾的是，寿昌战役与龙游战役连败，让孙传芳失去反攻窗口，最终退居公馆，靠信佛打坐度日。

吴佩孚的沉浮更带几分悲情色彩。1926年湖南战线，铁军番号尚在，却因饷械短缺、士兵士气不振，被北伐军层层击破。此后他辗转洛阳、开封，靠讲学、办报维系影响，一代“吴大帅”终成政治边缘人。

比较三人，曹锟的优势在于“兵、财、政”三端齐备，并且短暂实现对北京政府的绝对掌控——这是连段祺瑞都未曾做到的“总统+督军”合体模式。从这一维度衡量，把“第四大军阀”的椅子让给曹锟，并不牵强。

当然，北洋集团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碎裂的权力拼图。无论是张作霖在皇姑屯遇袭、吴佩孚在汉口街头被民众指责，还是曹锟在石家庄寓所日复一日打太极，这些画面都说明了同一个事实：在军人干政的时代，没有哪把交椅是真正稳固的。

如果硬要给“北洋第四人”贴一张标签，写上曹锟三字再合适不过。他用金钱买来总统宝座，用直系网络织出权力天罗地网，也最先体验到室如悬磬的落差。放在那座尘封旧档案里的总统大印旁，小站练兵时代的操场哨声似乎仍在耳边——提醒后人，北洋时代的辉煌与荒诞，本就只隔一张薄纸。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