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1925年12月30日凌晨，廊坊火车站的月台上，45岁的徐树铮刚走下火车，就被一群身着黑衣的士兵包围。
作为收复外蒙古、权倾朝野的“小扇子军师”，徐树铮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没有求饶，只是冷笑一声：
“徐某纵横十余年，早料有今日。但外蒙已归，死而无憾！”
话音未落，枪声响起。
徐树铮死后，段祺瑞痛哭失声，却不敢追究凶手是谁。张作霖暗自得意，却对外宣称“不知情”。
冯玉祥则直言“为国除奸”，将徐树铮钉在了祸国殃民的耻辱柱上。
而一生在刀尖上跳舞，以铁血手腕搅动北洋风云，被人称为“段祺瑞的灵魂”的徐树铮，却落得个身首异处、尸骨难安的下场。
可悲、可叹！
那么，徐树铮是谁？他为何会被杀？又是谁下令杀害了他的呢？而冯玉祥又为何会说他是祸国殃民呢？
寒门崛起
1880年11月11日，徐树铮出生于江苏萧县。
他的父亲徐忠清是当地有名的秀才，却因不善营生，家境贫寒。母亲岳氏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却对徐树铮的管教极严。
徐树铮自幼聪慧，3岁识字，7岁能诗，12岁考中秀才，被乡邻称为“神童”。
然而，他却不喜八股文，偏爱兵法、史书。常效仿太史慈，对人说：“大丈夫当提三尺剑，安天下，岂能困于笔砚之间？”
17岁时，徐树铮娶了同乡才女夏宣为妻。婚后，他仍心怀天下，渴望建功立业。
因此，在八国联军侵华，清军节节败退，徐树铮目睹家乡被兵匪劫掠时，悲愤交加的他，写下了“河山破碎谁当惜，天地翻覆我当雄”的诗句，决心投笔从戎。
1901年，他告别家人，徒步前往济南，投奔山东巡抚袁世凯。可却因他年轻气盛、言辞过激，而被拒之门外。
落魄之际，徐树铮偶遇了袁世凯的部下段祺瑞。
当时，段祺瑞任武卫右军统领，正四处招募幕僚。徐树铮主动献上“上段祺瑞书”，纵论天下大势，提出练兵以强兵，强兵以强国。
段祺瑞见他文采飞扬、见识独到，当即任命他为记室。从此，徐树铮成了段祺瑞的“左膀右臂”，两人结下了长达24年的生死之交。
四年后，段祺瑞又保送徐树铮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振武学校，后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
在日本期间，徐树铮学习了现代军事理论，结识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对“共和”有了初步的认知，可他却始终认为“中国之乱，非强兵不能定，非强权不能治”。
如此“强权主义”的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
1910年，徐树铮学成归国，回到段祺瑞的身边，任北洋第六镇军事参议。
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清廷任命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率军南下镇压革命。而徐树铮作为他的幕僚，也跟随南下。
当时，徐树铮深知袁世凯借革命逼宫的野心，他果断劝说段祺瑞“暂避锋芒，以待时机”。由此，避免了北洋军和革命军的正面硬拼。
从“府院之争”到“再造共和”
中华民国成立后，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徐树铮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后升任陆军次长。
凭借过人的才干，徐树铮很快成为了陆军部的实际掌权者。他制定陆军编制、改革军事教育、整训北洋新军，甚至连段祺瑞的演讲稿、政策文件，也大多出自他手。
当时，有人评价道：“段总长之令，半出徐次长之手；段总长之意，半出徐次长之脑。”
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改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北洋集团也分裂为了直系冯国璋和皖系段祺瑞。
而徐树铮作为皖系的重要谋士，他倾尽全力辅佐段祺瑞，和直系展开了激烈斗争，史称“府院之争”。
1917年，黎元洪和段祺瑞因“对德宣战”问题矛盾激化，于是罢免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
对此，徐树铮怒不可遏，他一面串联皖系军阀通电“独立”，逼迫黎元洪下台，一面暗中联络张勋，假意支持他复辟清室，借张勋之手驱逐黎元洪。
事后，张勋果然率军入京，解散了国会，拥立溥仪复位。而徐树铮则立即劝说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组成“讨逆军”，仅用12天就击溃了张勋的“辫子军”，平定了复辟之乱。
战后，段祺瑞复任为国务总理，徐树铮也因功升任陆军次长兼国务院秘书长，可谓是权倾朝野。
然而，在他协助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时，竟主张以皖系武力征服南方护法军政府，为此不惜向日本借款，扩充皖系军队。
1918年，徐树铮又策划成立了“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使皖系控制了国会，史称“安福国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