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对亚里士多德时间观的发展：时间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亚里士多德时空学说的创立，是时空研究从直观猜测到逻辑实证的不断推进。他从自然哲学出发，把时间和空间视作运动存在的必要条件。同样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 不同之处在于，亚里士多德把时间作为衡量运动存在的标尺，把空间视作“包围者的静止的最直接的界面” ，直接服务于他的动力学和宇宙论。而马克思则把时间和空间关联于人的实践活动，将空间视作人的生命本质的展开，提出“时间是人的发展的空间”，直接服务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讨论时空问题时，“只注意从方法论出发去克服传统时间观的机械性”，将时空与人的感性活动割裂开来，这就容易使人们产生疑问，即新唯物主义的时空理论与旧唯物主义的时空理论究竟有什么差别？毕竟费尔巴哈早就说过：“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体的存在形式。” 然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不能把马克思的时空观局限于朴素的哲学追问，而是要将其放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考察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看，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基础是盗窃工人的劳动时间，这种时间是人的发展的桎梏，而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基础是工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种时间就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由庞大的商品堆积构成，财富的增殖是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 。如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尼尔为了帮助资产阶级反对工人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反对 1833 年的新工厂法，把转移旧价值和创造新价值混为一谈，提出了资本家的利润是在工人劳动十一小时半中的最后一小时生产出来的谬论。

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工人除了纯生理上必需的恢复时间以外，就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资本家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野蛮暴行之上，再给他们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资本的时间统治使工人自身变成“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使工人的劳动变成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 时间不再是衡量他的“类本质”的尺度，而是维持他“个人生存”的枷锁。

到了后资本主义社会，交换价值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劳动时间也不再是财富的尺度，直接的物质生产摆脱了对抗性的生产形式，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将瞬间崩塌。届时，个人需要将成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标准，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共同富裕为目的，“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整个社会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工人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

质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时间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生命的展开；反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时间摆脱了资本的束缚，使个人获得充分发展的空间，时间对工人来说便是“类生命”的现实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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