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西方人能篡改二战历史，就完全可能伪造古代欧洲历史

西方历史到底有多少是真的？这问题以前问，可能被人当疯子。

但现在，疑点越来越多了。

要搞清楚他们有没有可能伪造“古代史”，咱们不如先看看他们是怎么“篡改”眼皮子底下的“二战史”的。毕竟，连近在眼前的都不承认，你还指望他承认八竿子打不着的？

近在眼前的篡改：西方如何“遗忘”中国抗战？

要说西方史学界的炒作，最典型的就是对中国抗战的“选择性遗忘”。

中国人民顽强奋战14年，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的巨大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可这段历史，在西方的二战叙事中，长期“未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

美国世界史学会前主席马克·吉尔伯特就直言不讳：“西方的二战史教材隐去中国是毫无道理的”。

89岁的世界史学家齐世荣教授更是批评，“许多西方著作对中国抗战一字不提，或者轻轻一笔带过，或者胡说八道”。

怎么个“胡说八道”法？

法国二战史权威专家亨利·米歇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敢这么写：“中国人没有能力防卫自己，只能弃城向内地撤退。这样，北京、张家口、太原、广州、汉口、上海及其他城市便未经一战地陷落。”

这简直是睁眼说瞎话。齐世荣教授用亲身经历驳斥，他小时候都知道“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庄大捷”。

事实是，中国在抗战中毙伤俘日军150余万人，战果辉煌。中国战场牵制住了日军大批军力，使其无力进攻印度，也为苏联避免两线作战提供了重要支持。

可笑的是，二战时期，美国军方自己拍的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还以“中国之战”专题，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中国的浴血奋战，称“中国跟我们的敌人——日本已经打了长达7年的仗”。

结果呢？肯定中国抗战的声音，在冷战格局中消散了。

说白了，西方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长期对中国抗战漠视和偏见。

这背后的底层逻辑，首先就是“西方中心主义”。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梁占军调研了欧美15部战争百科全书，发现二战叙述大多从欧美视角出发，侧重欧洲和太平洋战事。

在他们眼里，中国战场的条目取舍，标准是“是否与英美有关”。比如“中缅印战场”这种与盟军合作的，几乎每本必录；而中国战场自身的贡献，则“基本没有涉及”。

英国学者拉纳·米特虽然写了《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但他仍然是将中国战场置于“太平洋战争”的框架下叙述，对中国战场的意义评估不足。

更深层的驱动力，是“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偏见”。

拉纳·米特自己也承认，西方对中国二战作用了解甚少，部分原因就是冷战爆发后，中国由“抗日盟友”转变为“对立阵营”。这使得西方学者在研究时面临困难，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就不想客观研究。

直到冷战结束，全球化兴起，特别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西方学界才开始“反思”。

英国学者埃文·莫兹利在2009年提出，二战实际开始于1937年的中日战争，而不是1939年。

美国学者安德鲁·布坎南更是将二战起点明确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你看，这帮西方学者，他们不是不知道事实，他们只是“选择性”地知道事实。

为了“西方中心论”和“意识形态偏见”，他们可以公然在眼皮子底下的二战史上动手脚，把一个伤亡3500万人的主战场，边缘化、透明化甚至直接篡改。

从“篡改”到“伪造”：西方古代史的巨大疑点

好，问题来了。

一群在近现代史（二战史）上都能基于政治需要而公然“制假贩假”的史学界，你凭什么相信他们在更遥远的、缺乏物证的古代史上，就是“纯洁的处女”？

正如胡懋仁先生指出的，他们“就是一群风月场上的老司机了”。

所谓“西方伪史论”，就是对西方撰写历史时，基本没有拿出任何可信的考古证据，而且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的一种合理怀疑。

首先，西方史学界在伪造历史上，是有过前科的。

胡懋仁先生提到，西方那些所谓的考古学家，很多实际上是“怀揣着发财梦的商人”。他们拿着投资人的钱，去希腊、土耳其、埃及等地“考古”。

最开始那批发掘古墓的人，确实挖到了青铜器、金银器皿，然后偷偷运回本国，名利双收。

但这成功吸引了更多人加入，可有价值的文物越来越难挖到了。

怎么办？后面的人为了不让几十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也为了“保障投资人的钱不会打水漂”，就选择了文物造假这条路。

更骚的操作是，像埃及、希腊这些国家，对这种造假行为往往“也不会去拆穿”。

为什么？因为考古造假带来的所谓“新发现”，对本国的旅游业发展是有利的。假的“考古成果”能源源不断吸引游客，带动住宿、餐饮、纪念品销售。

看明白没？这是一条由商业利益驱动的完整造假链条，并且直到如今还在持续上演。

其次，我们再看那些“言之凿凿”的西方历史，其本身就充满了疑点。

比如亚里士多德。一个人，在一生中写了三百多万字的著作，而且开创了许多学科。

有人问人工智能大模型，一个人在古希腊时代能否完成这项“巨大的写作工程”，AI的回答是：无法完成。

这还不是最大的疑点。

疑点在于物证：当时书写的墨水是什么材质的？在没有印刷术的情况下，这些书是如何流传下来的？书籍的纸张又是什么材质制作的？

对于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今天的西方史学界根本就回答不出来”。

最大的硬伤在于来源。

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亚里士多德的书，“都是后来从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

“没有人看到过亚里士多德写作时到底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语言文字。是古希腊语吗?无人能确认。”

这些书到底是不是亚里士多德写的？“同样无法确认”。

一个疑点加上一个疑点，就形成了“指数性的疑点集群”。人们怀疑当下的西方历史是一套伪史，“并不是空穴来风”。

学者何新先生在《希腊伪史考》中就尖锐地指出，“古希腊文明”和“古希腊哲学”纯属“子虚乌有的弥天谎言”。

何新认为，这是近代共济会组织及其体系下的思想家，为了给欧洲白种人民族“寻找和创树文化传统”，而“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地凭空虚构”出来的概念。

他们甚至不惜混淆地理，把小亚细亚地区的古代希兰地区（那里是亚裔人士），混同于希腊半岛地区，搞了一场“文化嫁接和文明认亲运动”。

我们该怎么办：“装聋作哑”还是“正反兼听”？

面对西方史学界这种“既篡改近代，又伪造古代”的嫌疑，中国的史学界能做什么呢？

客观地说，中国的主流史学界现在“不知道如何是好”。

毕竟，要全部推翻现有的西方历史，光有疑问和怀疑是不够的，“还需要拿出更多的铁证”。而拿出铁证，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中国证明夏商周的存在，也花了几十年时间。

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

现在我们的大学历史系还在招生，还要讲“西方古代史”之类的课程。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的历史系是不是就完全不要讲西方历史了？这似乎让历史学界非常为难。

如果要讲，似乎“就只能讲这一套伪史”。如果不讲，那还能讲什么？

所以，胡懋仁先生指出，主流史学界“唯一的选择就是故意装聋作哑”。原来怎么讲的，现在还怎么讲。

但这种“装神弄鬼地混下去，终究不是办法”。

胡懋仁先生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

一方面，我们在讲古希腊史的时候，“还可以使用原来的教材”。

而另一方面，我们在讲这门课的同时，“还要把对西方历史的怀疑，即认为现有的西方历史是一部伪史的情况，同样也需要给学生讲得更清楚、更具体一些。”

简单说，就是“一正一反，两方面的材料都拿出来给学生看”。

这么做的目的，倒不是让学生们自己来判断真伪。根据学生目前的水平，他们也无法做出准确判断——“就像他们的老师们一样，现在还一脸懵圈”。

这种做法的真正目的，是“让学生们开拓自己的思路和视野”。

让他们在阅读这些正反材料时，可以去查阅其他的参考书，去发挥自己学习和研究的主动性。

“任何怀疑都是会引发兴趣的，而任何兴趣都是对学习和研究激发的起点。”

这完全有可能激发我们的学生，对学习和研究历史产生更大的兴趣。

至于西方历史到底是不是伪史，目前还只是怀疑，没有到完全定论的程度。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个谜底迟早能够揭开。

但至少有一点几乎可以确定：西方现在的史学界，其可靠性“非常值得怀疑”。

参考资料：

全面检视西方话语下的中国抗战定位.马克思主义研究网.2025-05-14

冷战后英美二战叙事中有关中国抗战地位的认知演变.《抗日战争研究》.2025-04-23

打破西方叙事偏差重新阐释二战中国战场的全球分量.湖北日报.2025-08-15

“二战史隐去中国毫无道理”——中外学者谈西方叙事中的抗战.抗日战争纪念网.2017-01-06

神话的终结：颠覆“欧洲中心论”.昆仑策.2016-07-22

“庶民研究”:一种激进史学的兴衰.博览群书.2009-07-07

面对西方伪史说.红歌会网.2025-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