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15日凌晨两点,广安县委值班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县里连夜起草的请示稿正等批示。老人淡以兴病逝,身份特殊——是邓小平唯一在世的长辈舅舅,规格怎么定,没人敢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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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蒙蒙亮,成都专线把稿子转到北京。接线员在中南海办公厅复述情况:“老人走了,当地很为难,请示葬礼等级。”电话那头的记录本上,只落下三句短答——“知道了”“规格够高了”“不再送什么了”。三个“了”字,既是允诺,也是底线。
同一天,广安的干部们松了口气。没有唁电,没有统一挽联,更无专机送行。按照乡镇干部的说法,“邓公还是那个邓公,事情过了,就翻篇了”。
外界也许好奇,这位老人到底什么分量。淡以兴,生于1900年,比外甥邓小平只大四岁。童年时期两人一起抓蝉、打弹弓,乡音绵软,关系却硬朗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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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秋,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之前,淡以兴帮着把家里仅剩的几匹布变成路费。打那以后,舅甥天各一方。
抗战爆发,两个邓家小辈——邓垦、邓自立——先后动身奔延安。淡以兴又是变卖土地产,又是典当自留田,只留下两句话:“钱紧拿去,人要走得正。”这一出手,差不多掏空了自己的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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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重庆解放。第三天,淡以兴扛着半袋红薯,带着继母夏伯根挤上纤夫船,顺嘉陵江抵渝州。门卫通报后,忙得脚不沾地的邓小平只回一句:“接待所安顿,等我散会。”直到深夜,灯火才亮在客厅。舅舅开门见山:“贤娃子,当官了,也要记人情。”外甥低头不吭声,一声“舅舅”喊得沙哑,客厅的火炉劈啪直响。
从1958年起,每月汇款单准点寄出:最初10元,后来20、25、30元……数目不大,却从未间断。乡亲打趣:“要是你开口,县里安排个科级易如反掌。”淡以兴只是摆手:“当官劳心,老汉享不了那个福。”
1986年正月初八,邓小平在成都与舅舅重聚。一桌六菜两汤,荤的只有酥肉和炒腊肠。老人夹两筷子,就嘟囔:“膀扣肉都没得!”邓小平笑说:“我们八十多的人,膀扣肉留给年轻娃儿。”席间,淡以兴连喝三盅小曲儿,再要第四盅时,邓公递过一句川剧典故:“三碗不过冈。”老人哈哈一笑,放下酒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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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两人没再见。淡以兴回到广安,仍旧务农,闲时修补自家的青砖瓦房。邻里来串门,他常扯开嗓门:“外甥是国家的人,不是我一个人的娃儿。”
1989年秋末,他病势沉。县医院条件有限,干部建议转省城治疗,老人摆手道:“胳膊伸出去,五指都要钱,别折腾。”11月14日夜,他安静合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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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那天,广安细雨。县里只派两个工作人员帮助料理后事。没有礼炮,没有黑底白字的巨幅挽联,棺木用的是本地柏木,抬棺的是村里后生。乡亲们自发送行,花圈很素,挽幛只有朴素的“淡公千古”。
事毕,县委把清单报到北京,费用合计八百一十四元零三角五分。邓小平的秘书在末尾批示:“合适。”便归档,不再议论。
淡以兴的坟茔就落在广安协兴乡二道河口,墓碑很小,碑文两行:“淡以兴之墓,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卒于一九八九年”。每逢清明,村支书照例带几束野菊放在碑前,同时把杂草除干净,没人嘱咐,却年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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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广安又走出高速路、工业园,大批年轻人离开村庄。村口的老人偶尔提到淡老,说得最多的一句是:“做人稳当,值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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