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邓小平舅舅离世，县委不知葬礼规格，邓公3个“了”字定调

1989年11月15日凌晨两点，广安县委值班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县里连夜起草的请示稿正等批示。老人淡以兴病逝，身份特殊——是邓小平唯一在世的长辈舅舅，规格怎么定，没人敢拍板。

天刚蒙蒙亮，成都专线把稿子转到北京。接线员在中南海办公厅复述情况：“老人走了，当地很为难，请示葬礼等级。”电话那头的记录本上，只落下三句短答——“知道了”“规格够高了”“不再送什么了”。三个“了”字，既是允诺，也是底线。

同一天，广安的干部们松了口气。没有唁电，没有统一挽联，更无专机送行。按照乡镇干部的说法，“邓公还是那个邓公，事情过了，就翻篇了”。

外界也许好奇，这位老人到底什么分量。淡以兴，生于1900年，比外甥邓小平只大四岁。童年时期两人一起抓蝉、打弹弓，乡音绵软，关系却硬朗得很。

1920年秋，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之前，淡以兴帮着把家里仅剩的几匹布变成路费。打那以后，舅甥天各一方。

抗战爆发，两个邓家小辈——邓垦、邓自立——先后动身奔延安。淡以兴又是变卖土地产，又是典当自留田，只留下两句话：“钱紧拿去，人要走得正。”这一出手，差不多掏空了自己的家底。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第三天，淡以兴扛着半袋红薯，带着继母夏伯根挤上纤夫船，顺嘉陵江抵渝州。门卫通报后，忙得脚不沾地的邓小平只回一句：“接待所安顿，等我散会。”直到深夜，灯火才亮在客厅。舅舅开门见山：“贤娃子，当官了，也要记人情。”外甥低头不吭声，一声“舅舅”喊得沙哑，客厅的火炉劈啪直响。

从1958年起，每月汇款单准点寄出：最初10元，后来20、25、30元……数目不大，却从未间断。乡亲打趣：“要是你开口，县里安排个科级易如反掌。”淡以兴只是摆手：“当官劳心，老汉享不了那个福。”

1986年正月初八，邓小平在成都与舅舅重聚。一桌六菜两汤，荤的只有酥肉和炒腊肠。老人夹两筷子，就嘟囔：“膀扣肉都没得！”邓小平笑说：“我们八十多的人，膀扣肉留给年轻娃儿。”席间，淡以兴连喝三盅小曲儿，再要第四盅时，邓公递过一句川剧典故：“三碗不过冈。”老人哈哈一笑，放下酒盅。

此后两人没再见。淡以兴回到广安，仍旧务农，闲时修补自家的青砖瓦房。邻里来串门，他常扯开嗓门：“外甥是国家的人，不是我一个人的娃儿。”

1989年秋末，他病势沉。县医院条件有限，干部建议转省城治疗，老人摆手道：“胳膊伸出去，五指都要钱，别折腾。”11月14日夜，他安静合眼。

葬礼那天，广安细雨。县里只派两个工作人员帮助料理后事。没有礼炮，没有黑底白字的巨幅挽联，棺木用的是本地柏木，抬棺的是村里后生。乡亲们自发送行，花圈很素，挽幛只有朴素的“淡公千古”。

事毕，县委把清单报到北京，费用合计八百一十四元零三角五分。邓小平的秘书在末尾批示：“合适。”便归档，不再议论。

淡以兴的坟茔就落在广安协兴乡二道河口，墓碑很小，碑文两行：“淡以兴之墓，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卒于一九八九年”。每逢清明，村支书照例带几束野菊放在碑前，同时把杂草除干净，没人嘱咐，却年年如此。

从那以后，广安又走出高速路、工业园，大批年轻人离开村庄。村口的老人偶尔提到淡老，说得最多的一句是：“做人稳当，值当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