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城｜都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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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

都江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 是由渠首枢纽（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灌区各级引水渠道，各类工程建筑物和大中小型水库和塘堰等所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工程系统， 渠首占地面积200余亩。它担负着四川盆地中西部地区7市（地）40县（市、区）1130万余亩农田的灌溉、成都市多家重点企业和城市生活供水，以及防洪、发电、漂水、水产、养殖、林果、旅游、环保等多项目标综合服务, 是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它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它最伟大之处是建堰2250多年来经久不衰，而且发挥着愈来愈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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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背景

战国时期，刀兵峰起，饱受战争痛苦的人民，渴望中国统一。当时，落后的秦国，经过变法改革，一跃成为“国富兵强，长雄诸候，周室归籍，四方来朝”的强国。国势振兴、实力雄厚的秦国，亟欲统一天下，结束分裂局面。秦欲统一中国，必须有其坚实的后方基地，为它提供可靠的兵力、财力，故早有图巴、蜀之意。首先，秦惠王诱使蜀王修通了“石牛道”，并不断用金银美女去麻痹蜀王。《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

秦为促进生产的发展，将蜀地建设成可靠的战略基地，势必要兴修水利。要兴修水利，政局稳定是先决条件。故秦并蜀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为加强秦在蜀中的政权力量，首先“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此举也给蜀地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立刻修建了成都城、郫城和临邛城，使之成为既是新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军事设防的堡垒。《华阳国志·蜀志》说：成都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这表明秦政府已着手进行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改革，即用封建的个体工商业，伐替了原蜀国的奴隶制工场。秦灭蜀后的三十多年间，先后平定了蜀侯、蜀相的三次叛乱。公元前285年，秦昭王采取了断然措施，废蜀侯，“但置蜀守”。彻底废除了分封制而代之以郡县制。此时，蜀地人民得到了休生养息，生产有了发展，故人心归顺，政局稳定。这既从生产关系上为解放生产力创造了条件，也从组织上为都江堰的兴建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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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过程

在都江堰修建之前，蜀国人民对岷江的开发和利用，已有很多贡献。《尚书·禹贡》说：“岷嶓既艺，沱潜既道”，“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水经注·江水》亦说：“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杜宇时期，“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等。这些先行者在水利工程上所取得的经验，为后来都江堰的创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鱼嘴

北魏郦道元（约470—527年）所撰《水经注·江水》载：“江水（指岷江）又历都安县……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因大堰之口建于湔江口，湔江为现白沙河）……俗谓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都安县，为原灌县之古名，为控制成都平原安全之地，都安大堰，实为控制天府之国安全之大堰。

鱼嘴位置选择的科学性：在岷江上利用河心州的淤滩修建分水工程，可以将宽阔的岷江河道缩窄，将河道形势由宽浅式转化为窄深式，一方面有利于非汛期沱江口的进水，另一方面，利用凿开的宝瓶口将汛期的洪峰引进成都平原，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减岷江洪峰对沿途带来的洪水威胁。

清代水利专家在对都江堰创建过程及历史的研究过程中认识到，当初李冰将鱼嘴选址在湔江口，主要是因为有利于沱江的进水，而到了清代，沱江口早已不存在，百丈堰（渠）也一去不复返，如再将分水鱼嘴建在上游，一方面是工程规模较大，耗资巨大，另一方面，引水口的冲淤也不稳定，且管理难度加大，运行成本也较高，把鱼嘴分水工程直接建在离堆旁边的人字堤，可以大大减少工程规模（不再有飞沙堰以及分水鱼嘴至飞沙堰之间的分水堤埂工程了），同时大大减小工程维护成本和管理难度。

分水鱼嘴在人字堤这一工程布局，对宝瓶口的分水、分沙非常不利。一是因为没有上游外江的分洪，全部洪水涌向离堆附近，必然增加宝瓶口的进水流量，这对成都平原的防洪非常不利；二是由于失去外江和飞沙堰的排沙作用，宝瓶口的进沙量也必然增加，这就加重了岁修时渠系的清淤任务；同时，洪水直冲离堆，对离堆的安全也构成威胁。因此，后来鱼嘴位置又再次上移并恢复了飞沙堰工程。

宝瓶口

据《史记·河渠书》载，“……于蜀，蜀守冰凿离碓（古堆字），辟沫水之害。”“穿二江于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至于所过，百姓飨其利，旱则引水灌溉，雨则杜塞水门，于是，蜀，沃野千里，天下谓之天府也。”

李冰凿离堆建宝瓶口，“辟沫水之害”，将岷江洪峰引走，从而削减了岷江沿岸的洪水压力，同时，“开二江于成都之中”，将岷江水引进缺水的成都平原，“百姓飨其利，旱则引水灌溉，雨则杜塞水门，由是，蜀，沃野千里，天下谓之天府也。”

飞沙堰

唐代，应发生了较为巨大的地质灾害，山崩地裂，巨浪淘天，沱江进口段两岸的山体崩塌，沱江进水口断面不断缩小而成百丈渠，内江水大时，只靠狭小的百丈渠和内江右岸的平水槽泄水已不能满足内江河段泄水的需要，如不在内江右岸及时修建旁侧溢洪道，在洪期，宝瓶口的进水量势必加大从而对成都平原形成洪水灾害威胁。在此情况下，飞沙堰的修建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唐一官至侍郎的官员主持修建了这一旁侧溢洪道，后人为了纪念他而将该溢洪道称作侍郎堰。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有侍郎堰，其东百丈堰（应为原沱江口演变而来），引江水以溉彭益田，龙朔中筑。”后，因不断的地质灾害导致百丈渠最终逐渐封闭，为解决内江总干渠北面（内江总干渠左）灵岩山前沿原百丈渠灌区的农田灌溉问题，便在宝瓶口下游的内江总干渠左岸修建了导江堰支渠，宋“永康军岁治都江堰”时，将导江堰支渠两岸种植杨柳树以保护渠堤，故导江堰支渠至此后又改称杨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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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建设

工业供水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改变成都市长期处于消费型旧城市面貌，经中央批准在成都东郊兴建综合性工业区，使之逐步发展成为生产型的新兴城市。工业区集中用水量大，需要都江堰渠首总来水量中供应。

外江闸

都江堰渠首原为无坝引水枢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江堰灌区的灌面从1949年的282万亩发展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679万亩。由于灌区的不断发展，城市工业和生活用水不断增加，内外江灌区面积发展的不平衡，仍沿用杩槎、竹笼等传统工程拦水调节流量已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因此，在四川省人民政府和水利部批准后，于1974年4月建成了外江闸。工程建成后，内江宝瓶口每年净引水10亿平方米，有效缓解了灌区用水矛盾，至1993年底，都江堰灌区灌面突破1000万亩。

飞沙堰工业引水临时挡水闸

按照都江堰设计灌溉面积1500万亩的要求，宝瓶口设计引水流量需达480平方米/秒，加大流量需达530平方米/秒，加上1963年已建成的成都工业用水引水工程，在内江进行断流岁修时，通过从外江引水过飞沙堰（平交）坝尾处，每次均采用钢筋混凝土临时挡板挡入工业引水渠，其安全保证率低，如一旦发生事故，就会严重影响成都工业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造成重大事故。在此情况下，经请示四川省人民政府和水利部批准，在保持飞沙堰原貌的情况下，于1992年在飞沙堰尾部建成飞沙堰工业引水临时挡水闸。工程建成后，经过多年来的运行验证，工程完全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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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景点

二王庙

位于岷江右岸的山坡上，前临都江堰，原为纪念蜀王的望帝祠，齐建武（494—498年）时改祀李冰父子，更名为“崇德祠”。宋代（960—1279年）以后，李冰父子相继被皇帝敕封为王，故而后人称之为“二王庙”。庙内主殿分别供奉有李冰父子的塑像，并珍藏有治水名言、诗人碑刻等。建筑群分布在都江堰渠首东岸，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地极清幽。是庙宇和园林相结合的著名景区。占地约5万余平方米，主建筑约1万平方米。二王庙分东、西两菀，东菀为园林区，西菀为殿宇区。全庙为木穿逗结构建筑，庙寺完全依靠自然地理环境，依山取势，在建筑风格上不强调中轴对称。

伏龙观

位于离堆公园内。其下临深潭，传说因李冰父子治水时曾在这里降伏孽龙在离堆之下，故于北宋初年改祭李冰，取名“伏龙观”。现存殿宇三重，前殿正中立有东汉时期（25—220年）所雕的李冰石像。殿内还有东汉堰工石像、唐代金仙和玉真公主在青城山修道时的遗物——飞龙鼎。伏龙观又名老王庙、李公祠、李公庙等。清同治五年（1866年）四川巡抚祟实以为：“于虽齐圣，不先父食。况以公之贤：又有功于蜀，其施力程能固无待乎其子。今乃数典忘祖，于掩其父得无紊钦?”

安澜索桥

又名“安澜桥”、“夫妻桥”。位于都江堰鱼嘴之上，横跨内外两江，被誉为“中国古代五大桥梁”，是都江堰最具特征的景观。始建于宋代以前，明末（17世纪）毁于战火。古名“珠浦桥”，宋淳化元年改“评事桥”，清嘉庆建新桥更名为“安澜桥”。原索桥以木排石墩承托，用粗竹缆横挂江面，上铺木板为桥面，两旁以竹索为栏，全长约500米，桥为钢索混凝土桩。

卧铁

是埋在内江“凤栖窝”处的淘滩标准，也是内江每年维修清淘河床深浅的标志。相传李冰建堰时在内江河床下埋有石马，作为每年淘滩深度的标准，后来演变为卧铁。现有四根卧铁分别是明朝万历四年、清同治三年、民国十六年和1994年埋下的。游客在离堆古园内喷泉处能看到的这四根卧铁的复制品，其真品还埋在内江河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