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外包儿女”的老人：“我只是蹭一下他们的陪伴，就像蹭网一样”｜深度报道

采写/李慧凝 刘圆圆

编辑/计巍

当陪伴老人成为可购买的服务 资料图｜视觉中国

今年9月，一种名为“外包儿女”的服务在社交媒体上走红。提供服务的人可以陪老年人看病、聊天、遛弯、买菜，还可以给老年人“撑腰”、调解矛盾，成为那些子女不在身边的老年人的“依靠”。

当陪伴成为可购买的服务，“外包儿女”真的能成为老年人的依靠吗？作为正在寻找和已经建立这种关系的老年人，他们的哪些现实和心理需求被这种服务回应？他们又如何定义这种关系？

在采访中深一度发现，有人会在自己五十岁出头，甚至四十多岁时就开始为自己寻找可以养老的“儿女”。这其中，有的人因为唯一的子女定居国外，有的因为独身。

为了“养成”这种特殊的关系，这些“未老”的老人会把雇佣关系逐渐过渡到“类似亲人”的关系，例如，去主动帮助“儿女”，给予资源上、经济上的支持，并且不求即刻的回报，“只为积攒点人气，希望将来能有人为自己帮忙”。

相比于“外包儿女”这个词，也有人更愿意称这种关系为“共享儿女”。“他们都是有父母的孩子，我只是‘蹭’一下他们的陪伴，就像蹭网一样。”

某社交网站上，提供“外包儿女”服务的帖子

外包儿女成为“风口”？

在深一度寻找购买这种服务的老年人的过程中，首先发现的却是各种试图提供服务的人，他们远远多于寻找服务的人。这些“服务方”在社交媒体上以“外包儿女”“陪老人”等关键词发帖，其服务包含了从日常陪伴、贴身随行、陪诊就医，到定期赴养老院探望等多种类型。采访中，有发帖者表示，自己“想试试水”。

陆俊生活在青岛，觉得这种服务在当地市场有潜力，并在9月初进行了试水。除了在线上做宣传，陆俊还跟线下居委会合作，他对接了周围小区的70多个楼长，向他们发传单，讲服务内容。“社区主任还挺支持，说很多老年人需要这个。”陆俊说。

周伟之前做工程建设，今年4月离职。之后他注意到成都在大力推进陪诊师培训，便报名参加。从事陪诊工作后，他发现了对老年人的服务不止“陪诊”，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内容。

更早的时候，周伟也有过从事与“外包儿女”类似的想法，当时想的是针对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周伟观察到，不少农村老人子女虽多，但不能时时在身边。

阿水的团队最早开启这一业务是在五个多月前。委托来自一位70多岁老太太的女儿——她在南方工作，没有办法常回家。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身边又没有可以随时帮上忙的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她联系到提供贴身保护服务的阿水团队，希望他们能够定期去探望母亲。之后她趁着回老家探亲时与阿水在线下见了面，敲定了这件事。

“第一次做这个业务的时候感觉挺慌，也没有可以参考的（先例）。”阿水回忆道。他们以女儿朋友的身份上门拜访，老人很和善，就是静静地听着、应着，“也容易打开话匣子”。服务结束后，再路过老人家时，阿水还会顺路上去“瞅一眼”。

在阿水接触到的相似业务中，多为儿女因各种原因不能频繁回家探望，希望在这期间能有人多陪陪老人。

大部分服务提供的是情绪价值。“就是陪聊天，现在老人不就是孤独嘛？话匣子一打开，都不用你自己讲什么，听老人讲就行了。”阿水说。

除了孤独，一些更加具体的现实问题，也是让儿女和晚辈们感到力所不能及。

自从四年前父亲去世后，赵静就始终在担心母亲的生活。赵静生活在福州的一个县级市，母亲则独自居住在离她家2公里的一处老小区，母亲的生活能自理，但由于腿脚不便，加上小区没有电梯，上下楼梯对她来说十分困难，去医院看病更不方便。

孩子两三个月大时，赵静忙于照顾新生儿，去看望母亲的次数明显减少，又恰逢母亲腿脚不便的问题突然加重，下楼成了问题。“那个时候母亲情绪特别低迷，出现了抑郁倾向，就想着要是有人陪她聊聊天，扶着她下楼散散步就好了。”赵静说。她希望能有这样一个人来帮助她和母亲。

陈芳也在寻找这样的人来支持自己“养老”。只不过她现在年龄不大，身体尚好，但是考虑到唯一的孩子定居国外，她要给自己未雨绸缪。

在社交平台上一则题为“陪老人过充实的生活是我的责任”的帖子下面，陈芳留言：这个真好，可惜远了点，我很需要。

当时，陈芳正在南半球看望自己的女儿，刚陪外孙女过完3岁生日，计划10月23日回国。自退休起，陈芳每年都会定期前往国外看望女儿。

陈芳与丈夫在宜昌某高校工作，她于去年6月退休，在那之后，她开始考虑自己与丈夫的养老问题。

这种焦虑源于几年前“一人生病，全家瘫痪”的经历。

那时，陈芳住院做胃息肉手术。做无痛胃镜需要全麻，必须家属陪同。丈夫白天在医院陪护，晚上要回家中照看四只狗。“医生还开玩笑问，”陈芳回忆，“老婆重要还是狗重要？”在陈芳看来，狗独自在家可能会扰民，必须有人照看。也因此，住院时，她大部分时间独自一人，“我倒无所谓，像个女汉子一样。”

在那之前，丈夫也有一次生病住院的经历。这使得“女汉子”陈芳意识到有必要考虑养老问题了。但有谁能替代女儿来支持自己的老年生活呢？

2024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23年全国老年人口抚养比达22.57%，在北京、天津、上海、湖北、山东、四川、辽宁等地，老年人口抚养比超过少年儿童抚养比。

53岁独身的吴薇也在为自己寻找“儿女”。她坦言，自己需要年轻人的陪伴，自己的长辈更需要这种支持。

在吴薇的家族中，老人很多。家族中的晚辈大多无人能分身照顾老人，“优秀但用不上”，他们或在外地工作，或忙于自己的小家庭。

同时，晚辈面临的养老压力也较大：吴薇哥哥的独生女目前常年在国外，在吴薇眼中，即使侄女回来，也无力承担照顾众多长辈的责任——她需要照顾自己的父母、奶奶、姥姥，单身的小姨妈，以及不久之后就要退休的吴薇。

吴薇说，家中急需一个“啃老”的孩子，但目前没有。

从2011年开始，吴薇开始积累自己的“儿女”资源。

相比于保姆或者护工，有人更想找个“信得过的人”来照顾自己 资料图｜视觉中国

“蹭”一下他们的陪伴

今年上半年起，陈芳尝试通过各种途径寻找适合的养老方式。

她在网上发帖询问“大家是怎么养老的”，回应者很少。有人评论，“你这么年轻就打算让小孩养你老啦。”

她也通过宜昌本地的朋友寻找合适的人选，但对方也觉得她想得太早：现在才五十几岁，有些事情是要躺在床上以后才想的。陈芳解释说，他们在宜昌没有亲戚，也不可能事事都麻烦朋友，“不想等事情到眼前了再想办法。”

相比于保姆或者护工，陈芳更想找个“信得过的人”来照顾自己。她认为自己现在身体尚好，不需要专人长期陪伴，也希望有自己的空间。在了解到一些护工的负面案例后，她觉得不如“培养”一位可以付出真心的年轻人。

对于如何与这个“信得过的人”相处，陈芳想象的理想状态是：平时像家人一样往来，不需要经常在身边，有事能来帮忙。她也愿意在对方需要时提供帮助，比如帮忙照料孩子或者辅导作业。

吴薇让这种想象走进了现实。

大约十年前，吴薇开始以每次至少两百元的费用，请生活在天津本地的年轻人为自己提供陪伴服务。这其中既有心理上的陪伴，也有对于实际生活的帮助。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投缘的年轻人，吴薇会主动加微信保持联系，给自己孤单的生活增加一点乐趣，“他们会的，我不会，互补呀。”在她看来，有孩子的花钱养大孩子，没孩子的花钱请孩子陪伴，“都是很正常的事”。

相比于“外包儿女”这个词，她更愿意称这种关系为“共享儿女”。“他们都是有父母的孩子，我只是‘蹭’一下他们的陪伴，就像蹭网一样。”

在吴薇看来，和无法分割的血缘关系相比，这种“共享儿女”的关系更多建立在两厢情愿的基础上：彼此喜欢，可以继续联系；彼此不喜欢，关系可随时终止。

到目前，吴薇已经结识了七八个与她保持长期联系的年轻人，关系也由开始的雇佣模式，逐渐变成了“亲情般的往来”。

吴薇说，一些年轻人与她相处三四个月后，开始觉得“来一次付一次钱”的形式显得很生分，于是按次付钱的方式变成了逛街时吴薇为他们买合适的衣服，他们结婚、生孩子或者过年过节时吴薇给的红包。

年轻人教会吴薇使用新科技：“前些年他们教我网上购物，开网银，现在像团购、扫码也都是他们教的。”日常生活中，他们陪同吴薇看病、吃饭、看电影，帮忙办理证件、维修家电、搬运重物，逢年过节也相互问候。

对于自己能够提供的帮助，吴薇概括为“洗衣服，做饭，看孩子，劝导年轻人好好过日子，有困难给予经济支持”。

例如，当“女儿”有事外出时，她会帮忙照看小孩，看到“女儿”家中有泡起来的脏衣服，她也会顺手洗净晾好。

在与吴薇保持长期联系的人中，有一位从大一时便与她相识的年轻人。在大学期间，他陪同吴薇看病，与她一同看电影、逛街、吃饭，帮忙维修家中的水电、扔掉不用的家具。吴薇会主动帮他支付补牙费用、买衣服，也资助过返乡路费。

在她看来，自己为这些年轻人做的事是纯付出，不需要年轻人回报，只是想给自己积攒点人气，有需要时能有人为自己帮忙。

在照顾父母的经历中，吴薇能体会到自身体力上的不足：“妈妈还好说，倒了也就一百二三十斤，我还能想办法给抱到床上去。老爸一百八十斤，我一百斤，无论如何都没办法了。”因此，遇到了困难，吴薇会积极向外界求助，“团结年轻力量”，让她的“共享儿女”们参与进来，一起照顾。

吴薇提到，自己奶奶去世时，很多事情都是这些年轻人帮忙料理的。“105岁的奶奶夜里三点突然走了，一点预兆都没有。”由于奶奶的大儿子已经去世，其他子女都年事已高，她想到发朋友圈求助。

“我着急火化，不能耽误回老家下葬，也顾不上是亲戚还是朋友了，谁来了就陪着去火化。”最终，一位年轻人连夜开车送他们回到四百多里外的衡水老家。

这个年轻人是吴薇“女儿”的丈夫。在这个“女儿”刚到天津租房、回老家料理母亲后事、在天津结婚安家的过程中，吴薇都给予过帮助。

当被问及是否支付了此次连夜奔波的酬劳时，吴薇回答：“大恩不言谢，肯定是不能当时就给人家结账的。如果为了这点儿钱，人家也不可能就去费那么大心思帮忙的。”

在多年的相处中，吴薇已经把这两个年轻人看做自己的家人。当对方生病住院时，她会主动承担医药费；遇到其他需要帮忙的情况，她也会提供物质上的支持，“不会亏待他们”。

除了结交现实生活中的“儿女”，吴薇很早就在社交平台上关注了李灿的团队——该团队提供与阿水团队相似的服务。她曾向对方询问，如果自己在小区里受欺负，家里又没有孩子，对方能否上门帮她撑腰。得到的答复是可以。

而她至今还没有购买过这项服务。原因在于，逢年过节，总会有许多“小朋友”来家里看她，她也会主动联系这些年轻人到家中分享自己的东西。小区楼下常停着来探望的年轻人的车，邻居们不清楚她家的具体状况，她也没有被欺负过。

有人想从“共享儿女”里认定一位意定监护人，但也存在诸多现实问题 资料图｜视觉中国

“外包儿女”能走多远？

从团队的收益角度，阿水说，“外包儿女”这一委托收费低，几乎没利润，更像是“献爱心”，没有办法作为团队的核心业务。

周伟目前接到的订单主要集中在他的主业“陪诊服务”上，而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外包儿女”服务的帖子还没有人咨询过。

陆俊有接到类似的订单，但他也有自己的顾虑。

前不久，一位70岁的老太太通过楼长联系到了陆俊，希望有人陪着她逛早市，帮忙买菜、提东西，陪她聊聊天。老太太的老伴身体不太好，需要经常照顾，她询问陆俊能否提供上门喂食服务。陆俊考虑到这类服务必须要有护理专业知识，且存在风险——“万一喂食后老人出现意外，责任说不清”。事情刚起步，他希望尽量避免这种“高风险”的服务。

针对这一潜在风险，陆俊的团队设想的是签署正式合同，如在陪同就医等服务前明确责任。同时，在实际服务过程中，如果遇到可能危险的情况，他们会进行劝说并录音、录视频留存。团队现在有七人左右，均为兼职，大多数是陆俊的朋友。他计划未来订单增多后，可以招一些护理专业的员工。

独生女赵静也一直在寻找能为母亲提供陪伴服务的人。目前遇到的问题在于，她所在的县级市能提供服务的人并不多，且母亲对于外人始终抱有戒心。她解释说：“她总觉得有陌生人在身边不自在，而且老人家比较节省，也信不过外人。”

陈芳仍在思考如何处理这种“像家人一样往来”的关系。考虑到这并非单纯的雇佣关系，她正面临着一些实际考量：如何定价？支付的费用能否满足对方的需要？她也在考虑，如果未来对方照顾周到，可能会给一定的财产作为回报，但这些都没有可参照的模式。

吴薇对于未来的养老有具体的设想：认定一位意定监护人，明确对方的责任和她的义务，并在自己头脑尚清醒时完成这件事。监护人的责任是在她生活不能自理时，让她有尊严地离开；她的义务，则是赠与她所拥有的财产。对于这位未来的意定监护人，她希望对方是个有智慧、办事能力强，且脾气不火爆的人。人选将从这些“共享儿女”中物色。

但在现实中，这一计划“不太现实”：她此前计划将其中一位“共享儿女”作为意定监护人，但这个年轻人最近几年因操劳生意，身体不太好。对方提出可以让吴薇搬过去一同居住，但她觉得“肯定是不能跟人家住同一个屋檐下”。

吴薇的想法是，如果将来对方愿意，她会在对方所在的小区租一个房子，两家挨在一起。但她也担心对方到时可能会因为照顾孩子而没办法顾及自己，到那时，吴薇就打算“不拖累她了”。

关于目前是否考虑意定监护人的其他人选，吴薇说：“这个随缘的，不能计划。人有旦夕祸福，谁能陪到最后，就是谁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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