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治史四十年，我的心得是，一定要警惕后死者的话语霸权！！

历史学家马勇

导读：从最初放弃帝制走向共和，当时并不存在一个必然的趋势，走出帝制完全是一个偶然。因为从1900年从梁启超开始讨论中国体制应该走向什么样的目标，一直到1905年，1906年之后的讨论，当时除了革命党之外，大概朝野各界更认同君主立宪的架构。但因为某种偶然的因素，君主立宪成为被废除的方案，共和体制出来了——这是在南北之间妥协的时候，非常偶然的选择。

关于晚清史研究，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从哪个角度来进入晚清；第二，要注意到失败者的记录；第三，从全球史和现代化的角度，来谈谈我对晚清史的思考。

从清朝遗民的角度进入晚清

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之前，不论是国内学者还是海外学者，对晚清史已经有基本的政治框架建构，我们想有一个大的突破可能非常难。当然如果没有突破，也不能照抄前辈的东西。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我就想能不能够重新建构一个晚清史的叙述框架。做历史的时候，强调历史一定有一个终极的真相，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因为横看成岭侧成峰，各个角度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过去可能比较倾向于革命史的研究，不论是台湾还是大陆和海外，最近两年我更多地倾向于认为，海外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实际上是依据中国学者的观念。中国学者在过去关于晚清史的表达，问题在哪？从革命史进入晚清研究的问题在哪？后来我想，可能我们忽略了清朝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

我最初进入晚清，是从晚清遗民的角度。我在1991年写过几篇关于严复对近代中国问题思考的文章。从严复的观察开始进入晚清，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后来对晚清的看法。去年我还讨论孙中山，讨论孙中山的时候，我的价值坐标不是革命层面，而是从一个清朝遗民的角度，回到当时的场景下。

清朝遗民的价值观对我影响很大。比如说我多年前写过关于晚清科举改革，科举制度最终的废除，我的分析和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很不一样。一般认为，科举制度就是新教育和旧教育之间的问题，严复在1895年之后，关于科举制度的思考，他不是讲旧教育的崩溃和新教育的发生，他实际讲的就是中国的新教育，怎么能重新发现。科举和旧教育和新教育并没有多少关联。

我就仔细读严复关于科举问题的讨论，探讨科举制在晚清变革当中的演化，到了甲午战争之后，为什么科举制改革最终走上这么一个结局。从严复的视角，还可以看到他对于晚清制度、政治改革的一些看法。晚清政治转型当中的政治改革，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应有之义，在这个应有之义当中，无论朝野各界，都有自己的一个寻找自己的正当性的判断。严复从晚清到辛亥前后，在学术和政治的关联上做了深度介入。我很多的价值观可能是从他这里引发出来的。

辜鸿铭

我对晚清的一些史实的判断，还受到另外一个遗民辜鸿铭的影响。我写过几篇关于慈禧太后的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引起不少争议。实际上写慈禧太后时，主要的思考，就是多年前辜鸿铭的判断。我们原来看晚清皇宫内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冲突，慈禧太后是一种非常负面的形象。但是去读辜鸿铭的资料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完全不一样。当然我不会完全相信辜鸿铭的判断都是对的，黄兴涛教授多年前就把他估价为一个文化怪杰。因此，我在通过辜鸿铭理解晚清的时候，可能会把他的观点过滤了一下，但是他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一个思考的视野，在这个视野里面，可能我们能够很宽容的，能够带着敬意去理解晚清的政治领导人，他们思考国家前途，在变化和转型之间究竟如何选择。

很多做研究的人都认为《清实录》不应作为重要的史料出处，但《清实录》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它的价值观。我参加《清实录》委员会第一次大规模讨论，当时提出，我们新编清史，要回到王朝本位。我们一定要以一种王朝的立场，王朝的意识来看待清朝的历史，才不会在整个清朝历史当中打架。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价值观，一个校正。

当然，进入晚清讨论的时候，我不完全从革命史观相反的立场进入，而是从清朝人本身的看法进入。清朝的遗民到民国时期，他的价值立场变得比较反动，但是回到晚清的场景下，它的价值观可能比较中立。因为他们既不是清末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也不是纯粹站在革命党一边，从反对和批判的立场去思考。

警惕后死者的话语霸权

一般的历史学者都会有这么一种警觉和自觉，就是历史是胜利者建构的，一个研究者要对这个胜利者的话语有非常高的警惕性，不管胜利者书写历史是真的假的。

这些年来，我读了很多回忆录，最深的感受，就是后死者的话语霸权。我竭力支持、推动着口述史的研究，就是因为人人都做口述史，才能鉴别历史的真假。如果不是人人都做口述史，那就可能让后死者形成话语霸权。所以我在讨论晚清的时候，一定会注意到这种先死者的委屈，我会考虑到后死者对故事的描述当中，有没有刻意添加的或者是无意添加一些东西。

康有为

比如戊戌六君子和康梁，我在做戊戌研究的时候，思考的就是康梁叙事和六君子之间的关系。六君子在1898年的9月份政变当中都遇难了。是不是康有为、梁启超描述的就是六君子想的呢？在多年来的阅读当中，越来越感觉到好像不是。这些年，茅海建做了大量的考据研究，我们现在可以更明白地看到，康梁作为后死者的话语霸权。如果从这样一个层面再去进入，再去思考当时的历史场景，思考六君子和其他的不同派系之间的关联，可能就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看法。

像这种类似的事情晚清还很多。比如两宫之间的冲突，以及慈禧和光绪的死亡，我在看资料的时候感觉到，可能后来的研究中，添加上去的故事多于事实本身。因为逝者没法再说话，没法再表达，没法做出任何辩解。类似的事情在晚清史的研究当中，李鸿章、袁世凯等都是。

从全球史关照中国

近代的变革要放在全球史的背景当中去讨论，在这个背景当中，我比较看重的问题，就是西方因素的发生。到十六世纪的时候，其实西方和中国有交往，大致都在仰视中国。西方对中国的仰视，大概持续到了十八世纪，当我们看到孟德斯鸠等人资料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西方人当时对中国的评价其实相当高。

中国在农业国的状态下，它的政治架构上，在王权体制下，给中国建构一个相对稳定的架构，在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个概念叫超稳定架构，这可能是对于中国农业国民描述的最高赞美。这种赞美表明当时中国的体制，发展到明代中晚期的时候，可能不会引发本身的根本性变革。后来还是因为十五世纪之后，西方产生了一个新的元素，这种因素确实是颠覆了近代中国，一直持续到今天。

中国文明对于印度文明的接纳，让印度文明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用了八百年的时间。佛教文明进入中国，从东汉初年的冲突，南北朝时期中国成为一个佛教国，但是它真正融入到中国知识阶层、朝野各界或是家庭，大概是在北宋时期，全部进入用了八百年时间。

讨论佛教文化中国化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中心问题。这个中心问题，我觉得是西方因素的进入。如同佛教文化的进入一样，中国一开始不适应，以乾嘉汉学为例，它对西学是拒斥的状态，但是实际上乾嘉汉学内部对西方科学方法的吸纳，很值得我们今天注意。

到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中国就没有像日本的某一些藩国，能够有效让中国的变化和西方处于同步共振的状态，鸦片战争之前、十八世纪早期，中国没有和西方处在一个共振之中，导致后来的问题复杂化。比如，从洋务一直到甲午，只是一种片面的发展，没有整体性的变革，它给后来留下了无穷多的问题。严复当年考虑了一下，就说牛有牛之体，马有马之用，你会觉得，在洋务新政这个时间段，当时的中国人在急切的心态下，只学西方的坚船利炮。于是，中国就发展科学技术，在1860到1890年代，中国的现代工业基础和科学技术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但是有一个大问题，比如说教育，如果在1860年，中国当时不是搞科举制的改革，而是和1890年和1901年一样，完全冲破新教育，大概中国就可以避免后来这种状况。为什么在1860年代中国转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选择学某些方面而不是整体性的学习？像郑观应、马建忠，在这三十年当中，断断续续有很多的批评，但是，都是留待于甲午之后，进入维新时代，才能进行真正和彻底的反省。这种做法给晚清最后二十年的变革积累了很多的问题。

变革起于新阶级的诞生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现代化。中国能不能够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工业文明，能不能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从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中国在这方面有了很多的发展，国际资本大幅度进入，中国新阶级逐渐产生。1895年之后，中国社会迅速与国际社会建立一种逐渐平等的交流，让自己走向世界。从这个层面去看的话，我想我们可能对晚清的历史主题就更容易理解——晚清的历史主题，从原来经济的变革往政治转型，就成为一个历史的逻辑。

这个历史转型，当然遇到很大的问题。在1895年之后，全国各地的自治运动，包括湖南的发展，都出现了很好的势头。但是突然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00年由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如果把这些事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放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当中，关于义和团产生，我的想法就和原来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义和团是工业化急剧发展当中被甩掉的一波人。

我分析义和团的构成，就没有像上一辈的学者，完全从秘密教会的角度去考虑，我更愿意从社会经济发展本身来看——这一波人是急剧工业化过程中，被甩落的一个群体。当然，它获得曝光的一个形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秘密组织。过去把义和团看做反帝爱国，我觉得可能值得重新讨论。但是这几年，有人说义和团反人类，我认为更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把义和团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当中来看。

在中国急剧的工业化，以及衍生的政治变革当中，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新阶级诞生之后，对于中国的制度要求。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中期，中国政治变革的呼声高涨。我们去分析张謇这一代先富阶级，可能在1896年，就是刚刚维新一两年的时候，他们实际思考的就是，中国刚刚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必须寻求一种制度保障。

从这个逻辑出发，1898年政治变革的需求，1900年政治变革的需求，都能找到相互之间的关联。从晚清的政治变革，一直到了1908年之后，应该说是可以稳固推进，但是最大的问题在1908年突然出现了，两宫（慈禧、光绪）相继死亡，这可能是晚清政治变革的一个巨大转折，但并不意味着晚清政治变革就必然走向失败。几年前我在讨论保路运动，讨论南北妥协的时候，就觉得这里面可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从最初放弃帝制走向共和，当时并不存在一个必然的趋势，走出帝制完全是一个偶然。因为从1900年从梁启超开始讨论中国体制应该走向什么样的目标，一直到1905年，1906年之后的讨论，当时除了革命党之外，大概朝野各界更认同君主立宪的架构。但因为某种偶然的因素，君主立宪成为被废除的方案，共和体制出来了——这是在南北之间妥协的时候，非常偶然的选择。

章太炎1921年在一篇文章里面说，当时的中国人选择太急切，因为找不到方向，就回到了共和的大一统。这样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在民国初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帝制复辟思潮和复辟运动。

清帝国在1912年终结了，但是我们在探讨民国初年政治架构的时候还得看到，在民初的政治架构中，一方面废除了清帝国政治架构大框架，但是其遗留也隐含在很多制度的细节上，民国没有完全把这个彻底斩断。民初的政治架构，从清朝的变革中所吸收的东西，还是相当多。

注：本文系马勇老师在“马勇研究院学术讲座暨荣休座谈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