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有人喜欢把历史上的两位巨人放在天平上称重?这种做法就像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评判古代建筑师为什么不用钢筋混凝土一样荒谬。
1949年10月1日,当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在天安门广场响起时,距离孙中山先生去世已经过去24年。
24年间,中国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事、解放战争等,立于历史长河回溯,我们会发现一个残酷实情,时代不会给任何人重来一回的机会。
孙中山所处的那个时期,紫禁城内依旧住着皇帝,大清朝的龙旗还在各省督抚衙门的上空飘扬着,彼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连“共和”这个词汇都未曾听闻,更不用说会相信一个来自广东的医生能够推翻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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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创建兴中会时年仅28岁,为革命四处奔波,在海外华侨处筹款,在国内发动起义,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遭通缉便逃往海外,此一去长达16年。
那时候中国诸多知识分子还怀揣着洋务运动能拯救国家的幻想,亦或期待着立宪改良;不过孙中山却认为,唯有将君主专制全然推翻,方能拯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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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办的《民报》与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争论,目的是让更多人认为革命有必要,辛亥革命爆发之时,他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筹款,听闻武昌起义成功后,立刻动身回国。
辛亥革命确实取得了成功,不过成功得有些超出人们预想,各个省份相继宣布独立,但是革命党人察觉到自己缺乏统一的军事力量与政治组织。
袁世凯趁机把革命成果给夺了去,孙中山没办法,只能让出临时大总统的位子,后来发生的护国战争、护法运动,都说明了这么个事儿:光靠着少数精英和秘密组织,没法儿把社会给彻底改了。
20世纪20年代真正的变化悄悄出现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不断传到各处,历史的接力棒默默交到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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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任的领导没有延续孙中山的道路,而是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去寻找答案
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人写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站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在孙中山所处的那个时代,并没有这样对农民力量的深刻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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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时期,进行土地革命,使贫苦农民初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这般实实在在的利益分配,比任何口号都更具效力。
延安时期开展大生产运动,让根据地能够实现自给自足,这就表明人民政权是有生命力的;而抗日战争里的敌后游击战,那可是把“人民战争”的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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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当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发时,很多人都预测共产党难以抵挡国民党的美式装备。但历史再次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
淮海战役能取得胜利,是无数农民用小推车一步步推出来的;解放全中国的艰巨任务,是广大农民用肩膀实实在在扛起来的;而土地改革,让千千万万农民真正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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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而言,孙中山与后续的领导人们所面临的根本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问题
孙中山所要解决的是打破旧政治制度的“破”之问题,新的领导者所要解决的是建立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的“立”之问题。一个是敲门砖,一个是建房子,功能不同,自然无法简单比较。
更为关键的是,孙中山存在历史局限性并非其个人能力所致,乃是时代条件所造就的,20世纪初的中国,工人阶级方才出现,农民尚未觉醒,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较为弱小。
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一个人完成中国的彻底变革,本身就是不现实的。中国近现代史好似一场接力,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每一代人都在为后人铺设道路
孙中山播下了共和的种子,后来者让它开花结果。没有前人的开拓,就没有后人的成功;没有后人的坚持,前人的努力也会付诸东流。
将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进行比较,如同让短跑运动员与马拉松选手比拼耐力一般毫无意义,历史并非竞技场,而是传承。
真正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客观地评价每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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